“一?二八”事变爆发时，驻守在淞沪地区的中国军队，是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这是国民党军队中较有爱国思想的一支部队，它的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1925年，师长陈铭枢）、国民革命军第11军（1926年，军长陈铭枢），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战功。以后这支军队被蒋介石利用，参加中原大战、围剿红军的内战，为其立下赫赫战功。1930年成立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师长蔡廷锴、戴戟，但实际上仍受陈铭枢节制。
十九路军原本在江西参加围剿红军，之所以驻防淞沪还有一段不得不说的内情，容我多啰嗦一会儿。
1930年，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他踌躇满志地认为国内再也没有可以同他相抗衡的政治力量。为了进一步垄断政权，蒋介石从开封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并一度渴望通过约法将自己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蒋氏此举遭到立法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1931年2月，蒋介石悍然将胡汉民扣押于南京。这种极端行动，再度引发国民党内反蒋势力的大联合，最终导致党内又一次大分裂——宁粤对峙。
1931年4月30日，针对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事件，经过多方酝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古应芬、林森、邓泽如、萧佛成四人首先发难，公开发表弹劾蒋介石的通电，逼其下野。一周后以陈济棠为首的广东地方实力派通电响应。而此刻在南京的孙科、王宠惠、马超俊、李文范等国民党粤籍领袖纷纷脱离南京或直接加入广州反蒋阵营。为了扩大反蒋同盟，胡汉民更是暗中指示孙科、古应芬等人同自己的政治宿敌汪精卫握手言和。陈济棠也同原本武装对峙的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部和解，两广迅速连成一片。与此同时，粤方还积极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等势力共同反蒋，形成了国民党内新一轮的宁粤对峙。
原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历来是拥蒋的，但是其掌握的十九路军远在江西，所以在陈济棠等通电反蒋后出走香港，后转日本。6月，他回国，在江西赣州任“剿赤”右翼军团总指挥，率19路军参与对江西红军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此次反蒋事件同以往历次反蒋事件的最大不同，就是它动员面之广、参与派系之多，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以往的历次反蒋战争多以地方实力派为主，附以国民党内个别派系的支持。而此次反蒋运动则是党内除蒋系以外各派系前所未有的大联合。而且是首先爆发自党内，再带动地方实力派加入。胡汉民也承认：“国民党党治之分裂，自北伐完成以来，已非一次，然多半出自党外之离间挑拨。而一九三一年之分裂，则纯出于党中之内讧。”
蒋介石原本希望通过自己控制的中央政府，重新分配权利资源，以期消除粤方的反抗，但粤方对此毫无反应。5月底，在蒋氏授意下张继又追到广州希望说服粤方不要公开组织同南京中央政府相抗衡的新的中央政府，粤方仍不为所动。27日，粤方责令蒋介石下野的期限一满，立刻在广州宣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第二天，又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同南京政府相对峙。张继为此特电南京报告：“此间明日成立国民政府，惟介石兄若能引退，则成立之后仍可取消。”但蒋介石并不轻言放弃，他进一步指示蔡元培等人转告粤方：“使方负责者引退乃决裂，非调和矣。使已引退者重负责，乃真调和。其条件可尽善美，其范围可较广大。”6月1日，张继复电南京称“此地诸负责同志并不欲党内再战”，“弟意调和仍有希望。”蒋介石得知“粤事有和平商量之余地”后，于6月5日晚宴请立法院全体委员，公开表示：“粤变发生，不过为党务和政治上之一种纠纷，中央应付绰有余裕。故中央对于粤事一本和平精神，决不轻启兵戎。”可见，直到粤方公开成立同南京相对抗的中央政府时，蒋介石仍不愿甚或不敢采取武力镇压的方式解决粤变。
蒋介石既不肯释放胡汉民，而粤方又坚持蒋氏必须下野才肯合作，以致张继无功而返。第一轮的宁粤和谈可谓毫无结果而散。
自7月下旬起，长江流域发生了六十年来未有的大水灾，受灾地区之广，损失之重，遭灾人民之众多，都打破了历史记录。此外，东北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的发生，更加剧了中日间的冲突。蒋介石寻求政治解决的意图，更加迫切。
9月1日，粤方下总动员令出师讨蒋，两广先头部队迅速占领湖南的衡阳。此时，蒋的求和心态更加紧迫，这主要是因为蒋的军队大都正用于剿共和镇慑北方，无力抵抗粤方攻湘。北方的不稳首先是石友三率先反叛，随后暂时庇护于大连日本势力范围的阎锡山也于8月初秘密返回太原。为此，蒋通过同桂系关系密切的吴忠信联络汪精卫和李宗仁、白崇禧，希望政治解决宁粤纠纷。但此时胡汉民仍被蒋介石扣禁于南京，而反蒋势力则在不断壮大，粤方自然是肯轻意言和的。
而此时北方多事，日本的侵略意图又咄咄逼人，国内各方都不希望宁粤兵戎相见，有识之士纷纷奔走，以促和解。
内外交困的张学良最积极参与宁粤调停，密派罗文干赴粤疏通。而粤方则派王葆真在天津会晤胡若愚，“磋商粤奉合作问题”。据王伯群电蒋报告：“罗文干赴粤确得张同意，其任务（一）观察粤状况；（二）申明阎果无碍华北安全，绝不与之为难；（三）劝粤提和平条件，彼愿作调人。”
双方各自坚持己见，和平解决的希望已很渺茫。9月18日，蒋介石考虑“剿赤援湘策略”时，已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他在日记中写道：“一，对粤决令第十九路军先占潮汕，第十八军集中赣南，而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共为第四届委员，余在四中全会中引咎辞职。”就在这天夜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宁粤对峙的局势随之发生重大变化。而九一八事变也为蒋介石寻求政治解决宁粤对峙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抵北平时，吴铁城、李石曾、张继三人立即联名“特急”致电粤方汪精卫、孙科、古应芬等人，请“接受调停”2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也致电粤方表示：“本党同志，必须抛弃其一切意见”，“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面对迫在眉睫的外侮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对外的呼声，粤方不得不暂停军事行动，公开通电表示赞同“和平统一”，但同时提出和平统一解决时局的三个条件：(一)蒋介石下野；(二)取消广东国民政府；(三)由统一会议产生统一政府。其中，蒋介石是否下野仍是问题的焦点所在。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得知粤方的态度后，立即复电粤方表示：“公等致蒋马电钦佩万分，北方袍泽一致照此进行，必期达到目的而后止。”21日，孙科在广州非常会议纪念周上作题为《和平统一先要蒋中正下野》的演讲，更是警告南京道：“蒋如下野即可和平解决，不一定要出兵。但蒋下野如是骗人的假话，两广军队仍可随时开动应付。这便是国民政府对于和平的表示。”
同日下午，蒋介石自南昌返京，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会议决定：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蒋介石并表示：“如粤方必欲以渠下野为条件者，渠亦甚愿承受，如愿共同合作而充实政府者，渠亦均可照办。”同时，针对粤方提出的三个条件，蒋介石同陈铭枢等人当面制订解决粤局的三项原则如下：
一、如粤中能负全责，则在中央同人尽可退让，一切请在粤同志整个的迁来首都，改组政府。至中正个人下野更无问题，只要粤中能确实负责，前来接代，则中正即可通电下野。二，如粤中不能负责，则应归中央负责主持，而广东政府自当取消，粤方同志即应齐集首都，共赴国难。三，如要各方合作，则中正更为欢迎，但必须来沪面商，方是开诚相见，同舟共济之道。
9月28日，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和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等人同期抵达香港，双方展开先期谈判。
舌剑唇枪之后，达成如下两项协议，由陈铭枢等人联名电蒋：
(一)钧座发一通电，为时局危急引咎，并声明议定统一政府办法时立即下野。粤方亦发一通电，亦向国民引咎，并说非统一不能救国，赴京开会，取消广州政府，并不以钧座下野与否为条件。两电须同时发表，电稿均在草拟。(二)须立即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俾粤方诸同志即可安心来京，在总理陵前宣誓开会，议决统一政府办法。
当日，蔡元培、张继又将双方草拟的通电文稿报蒋，并表示：“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以人选为第一义，拟请任陈真如(陈铭枢)为首都卫戍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已得陈及粤诸同志同意……此事为和议重要关键，发表之期愈早愈好。”
第二天，蒋介石致电蔡元培等表示：“京沪卫戍事宜请真如兄主持，即日照办。中应引咎自责及个人去就不成问题”，但他仍借口“两方通电时间若与实际解决相距过远，照目前形势深虞于外交、财政发生困难”为由，主张粤方“同志即日来沪，详商一切”。
陈铭枢由此就任了京沪卫戍司令长官，成为南北都能接受的人物。顺理成章，十九路军也调赴南京、上海驻防，这也是粤方代表的要求。毕竟是广东部队，北上之后心理上有安全感。十九路军藉此进驻上海，继而成为威震天下的抗日英雄部队。
宁粤双方讨价还价谈了一个多月，终于有了眉目。大家以国事为重，捐弃前嫌，蒋介石也原则上同意下野。1931年11月宁、粤分别召开了自己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求同存异。12月15日，蒋介石正式下野。由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粤方见目的达到，各中委陆续北上赴宁。12月22日，国民党宁粤沪三方中委在南京召开了统一的四中全会，蒋介石出席开幕式后即离开南京。25日，通过中央政治改革的诸项议案，26日，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等法案，28日，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29日，大会闭幕。至此宁粤对峙宣告结束。
讲完插曲，咱们继续说十九路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