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至而行随。
让我们先把时间点放到2002年。
关于这一年冬天的那次旅行，刘永行在后来民企巨头的会议上谈到过。他在与巨头们交流做企业的心得时说，从那一年开始，希望集团开始涉足重工业领域，产值从数十亿元一下子上升到了数百亿元。
这就是重工业的妙处。
把时间点放回2002年的那一次旅行之中，理由有三：其一，那一次旅行，???好处在东方希望集团进入重工业的关节点上，笔者又正好作为国内唯一的媒体人，亲历了这个重要的转折点。而我们之所以要回顾这个故事，是因为刘氏的管理中包含了大量细节问题，只有通过对于这些事实的详尽回顾，我们才能体会其中的奥秘。
其二，那一次旅行，是东方希望集团在多元化方向上小心翼翼迈出的第一步。在迈出这一步之前，东方希望集团已经是国内饲料业的产业第二名了。饲料业是高度开放的产业，在这个产业里做到第二名，意味着整个东方希望集团已经具备了在国内竞争环境下生存壮大的能力。而我们后面可以看到的是，它迈出这一步的方法是多么巧妙，它是在帮助别人成长的过程中得到进入新产业的敲门砖，从而实现了双赢。
其三，刘永行的这一步是标准的长跑弯道加速案例。这一步和后来几步加起来的结果使他意识到，他的方法是对的。之后他开始大步前进，在上游工业里大展宏图。他一直说他和他的东方希望集团是被压在石板下的小草，改革开放使得石板有了缝隙，于是他就拼命向上长，在跨行业发展的过程中呼啸而出。2002年的这一步，就是他和他的集团彻底冲出大石板约束的第一瞬间，是弯道加速跑的第一回合。之后，他领导下的东方希望集团进入了一个平坦的大发展阶段。
通过这个过程，“刘永行是一个很保守的人”的评价显然并不正确。事实上，这种保守是一种高手才能达到的境界。俗话说：“打死的拳教师，淹死的水鬼子。”在商业上这形容的是由大胆尝试成功之后盲目自大的一种心态，而高手在这个阶段出现的会是小心谨慎的状态。因为真正的高手明白，过去的成功只意味着将来向你挑战的对手会更多、更狠，因此要再赢会更困难。在面临这种选择时，很多人会知难而退。但通过这一次行程，我们可以看到刘永行的选择--激流勇进，更为重要的，是讲究方法的激流勇进。
至于笔者能够加入这一次行程，也是一种幸运。其根本原因还是刘永行为人的开放与透明，在开始本书第一版的写作之前，刘永行已经与笔者有过约定，只要保证对整个过程不干扰，他可以开放这次重大决策的全部过程。
应该说，这几乎是一种不可能复制的幸运。不仅是因为刘永行的开放和透明，更是因为他对国内优秀媒体的尊重和优先。当然，笔者也实现了自己的承诺。然而在7年之后再来重写这个过程，笔者可以给读者奉献更多思考的成果。事实上，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体现着刘永行行事的原则。
出发
2002年1月27日，上海浦东。
这一年，上海的冬天似乎格外冷。路边的梧桐树都掉光了叶子，为数极少的几片黄叶，也时不时地在冷风中飘落下来。
早晨6点半，天刚刚开始亮起来。浦东宽阔的马路上，行人稀少。一辆蓝色的别克旅行车高速驰向黄浦江边的一座高级公寓。一项后来将影响整个商业界的大计划，开始了它最初的实施进程。
会使很多人吃惊的是，当时已经是中国顶级富豪的刘永行和东方希望集团旗下并没有多少名车，别克旅行车是普遍的配置，也是刘永行本人的常用座驾。不过这种看起来似乎略欠豪华的配置，其实有很深的用意。作为商界的精英，刘永行对于汽车业的暴利看得非常清楚，虽然作为一个使用者他无法改变汽车产业的格局，但他却可以做一个最精明的使用者--只有当中高档车国产化了，他才出手购买。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东方希望集团所用的汽车都是通用或者大众的。因为这些品牌技术先进，国产化率又高，从长期来看，性价比最高，尤其是配件价格合理。不过刘永行并不排斥高档车，当宝马开始国产化并大幅降价之后，刘永行也开起了宝马--毕竟安全性是任何一个汽车使用者追求的第一目标。
这次行程的出发时间也符合刘永行出行的惯例，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上，路上还很少有行人。这个时候出行，既方便了别人，也节约了自己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这又是东方希望集团的一个办事理念。
车到公寓，雨廊里随即走出了一个中年人。灰色的休闲裤、普通的衬衣和深色毛衣，这似乎是刘永行永远不变的招牌式打扮。只是这一天天冷，他毛衣的外面，加了一件蓝色的半长大衣。
这是大戏的开场，为这场大戏，主角已经整整“长考”了6年。而一直到现在，这场大戏，也还没有把它最华美的部分演完。
事实上，作为这场大戏的主角，刘永行在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已经透露过他的思考。最早他对媒体说过东方希望集团现在有闲钱，要考虑进入第二主业。之后他又补充说，中国有世界上最便宜的煤，还有世界上最便宜的人力资源，却为什么会生产出世界上最贵的电呢？如果国家放开对这两个产业的控制，东方希望集团一定会进入这两个产业。而这种思考，后来被证明与东方希望集团的第二主业有必然的联系。不过中国的媒体产业里自大的文人居多，所以刘永行的这些话并没有被人们认真地思考过，也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重视。
为什么刘永行对这个投资要考察这么长的时间？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二主业？对于后一个问题，我们有整整一章的空间，来慢慢揭开谜底。先对刘永行的长考作一点宏观背景上的铺垫。
2002年其实不是一个经济的好年景。这一年，以5年为周期的中国经济波动，进入了一个低谷。1997年以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把中国经济拉到“保八”的低点之后，中央政府以教育、房产等数个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再次启动了经济，但这几个产业的拉动作用却在逐步地下降，所以整个中国经济又开始缓步回落。这一年，华为的总裁任正非在内部发表了一篇让人觉得有些惊心动魄的文章--《华为的冬天》，给所有华为人严厉地上了一课。他卓有远见地看到了作为一个新技术企业在平均利润摊薄的情况下所必须面临的变革。不过这篇文章从华为内部流传出来之后，却给一直处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企业经营者们一个普遍的警告--冬天已经不远了。
事实上，经济学上的零利润区间，一直在所有中国企业前方等待着。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农村人口流动自由，继而是城市人口的自由流动，中国出现了以劳动力差价为核心的人口红利区间--在这个区间里，由于国内劳动力的价格远低于国际水平，而产品价格相当于或者高于国际价格，所以只要组织企业，基本都能获利。于是大量的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先是满足短缺的国内市场，接着又把人口红利凝结为低价产品满足国际市场。2002年，由于开放程度的提高和住房、医疗和教育产业化过程中的结构性缺陷造成的城市化进程成本提高，以及国内制度结构上的缺陷造成的企业成本偏高，使得改革开放以来所呈现的帕累托改进--即所有人都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的进程骤然结束。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此期间发出了“改革正在过大关”的预警，与此同时，所有的企业主都发出了生意难做的感叹。真正的淘汰赛开始了。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国经济三大支柱力量之一的民营经济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这个自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经济群体，从来被视为整个中国经济的补充和完善部分。它不是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的长子，也从来没有比跨国公司财大气粗过。这一支中国经济的游击队，其创建者中大多数成员都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走上了下海的道路，而且总体的文化水平也不高。不过在将近二十年的成长过程中，这一支从国有经济的边角零料里生长出来的经济力量，从来都是处于最激烈的竞争之中，所以到此时还能幸存的，就必然是生存有道者。常常有专家学者们对这些企业指手画脚，说他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事实却证明，他们的生存确乎有自己的道理，更何况是那些已经做大了的呢？
刘永行属于那种做大了还想再做大的人，在这漫长的6年中，他为东方希望集团所谓的闲钱，跑了不知道多少地方。他想过做银行，结果以长城金融研究所为核心的民营银行开放可能性的研究结果不了了之，他当然也不会去做地下钱庄这样的冒险生意；他想过做钢厂，甚至一度到江苏沙钢集团和唐山的建龙钢铁去学习，但最后也取消了计划；最后他沿着产业关联度的思维方式，选定了自己的第二主业。
找到了这个方向之后，为了稳妥起见，刘永行还去了很多类似企业，研究别人的做法。好在整个东方希望集团在各地都有工厂，而且多数都是效益显著的企业，所以在地方的商圈内都有些声望，对外关系颇好，因此刘永行能很方便地参观很多工厂，研究他们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应用。
投资新的行业和产业，对于一个外行来说，困难之大可以想见，从技术、产业熟悉度到客户的聚集、再到人才的配置，还有行业的差别等一系列的问题，一时间都集中出现。外行投资，怕的就是不熟悉、没有知名度，产业关联度越低，越难进入。而刘永行最后选择的第二产业，与他领导下的公司原来从事的饲料行业，几乎毫无关系。但出??意料的是，三年之后，这个新加入版图的产业却很快成为一地效益最好的企业。
在路上
也许是出发太早的原因，东方希望集团专门负责对外投资的高管唐勇斜歪着眯起了眼，在半睡半醒中与刘永行一问一答。
刘永行问：“这次的行程还是山东的刘会长安排的吗？”
唐勇答：“是的，但是刚刚山东茌平希望的向文波打来电话，问我们今天是不是要过去，他们已经安排了接机。”
刘永行又问：“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要过去的？”
唐勇答：“刘会长在安排我们的行程时，通知了当地政府。政府的人又通知了向文波，他们得到了消息，当然就会安排接机了。”
刘永行哈哈一笑：“看来他们在当地和政府的关系搞得不错嘛。”
他们所提及的刘会长，指的是山东省工商业联合会（以下简称山东工商联）的主席刘志民。刘志民与刘永行结识已有7年之久，1995年，刘志民与大希望集团相识，之后，在希望集团的区域分配中，山东被划归为刘永行的东方希望集团的业务拓展地区，因此刘永行在山东多有投资，而刘志民作为山东工商联主席，也不断地介绍项目给刘永行，并且基本都获得了成功，所以彼此建立了很高的互信度。最后，山东成为东方希望集团饲料厂分布密度最高的省份，而刘永行和刘志民之间，也建立了很深的友谊。
实际上，给刘永行介绍项目也是刘志民的工作内容之一。在刘志民工作的工商联部门，一直有一个叫做“光彩事业”的项目，其核心就是让民企在中国的老少边穷地区投资，一则拉动当地经济，增加就业，二则也是为民企增加投资机会。而刘永行和刘志民的私谊与公益，最后还衍生出这次旅行的目的产物--一个中国最大的光彩事业项目。
通常情况下，从浦东到浦西的虹桥机场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在刘永行这样的时间安排下，道路非常畅通，疲倦的唐勇只打了一个盹，就到达机场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刘永行曾经动过买飞机的念头。对于他而言，买一架私人飞机在财力上并不成问题，而且也很有必要。这倒绝对不是为了炫富，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东方希望集团的工厂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而且相当分散，刘永行巡回检查一次非常麻烦，常常要反复转机，浪费大量时间，所以这样的念头起得顺理成章。但经过打听，刘永行得知买了飞机并不等于随时可飞，而是每次飞行先要申请准飞证，他觉得这比坐飞机还要麻烦，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对于坐飞机，刘永行有自己的规则，而且执行得非常彻底。他每次绝不会像很多旅客一样提前若干时间去候机，而一定是在起飞前半个小时到达机场。因为起程的时间安排得很好，而且上海飞各地的班次又多，所以他相当自由。当然他选择的时间也很合理，早晨一早起飞，是利用了航空公司的时隙。经常坐飞机的人一定明白，早晨的飞机几乎不会误点，因为航班飞机都是昨夜在当地停泊的。但这种安排无疑要苦了自己--一定要早起。不仅如此，刘永行坐飞机从来只坐普通舱，为的就是省钱。
说到省钱，在这个方面刘永行是出奇的精明。20世纪90年代早期，手机面世，但是早期砖头状的“大哥大”相当贵，而且通话质量也不好，所以整个东方希望集团所有的中高层都没有配备，刘永行自己也不例外。他做事的原则从来是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一直到2000年之后，手机开始普及，价格也降下来了，刘永行才为自己和所有的总经理配上了手机。我们在之后能够看到，在相当的程度上，刘永行领导的东方希望集团之所以能够做大，与精明和节约是大有关系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他精明和节约的原因。
这一天上海飞济南的班机晚点了。机场广播解释的原因是济南大雾。
已经习惯于出差旅行的刘永行，对此抱有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在安检完进入候机室之后，他和随从的秘书以及投资部长唐勇各自分开，唐勇接着睡他的短觉，他的秘书则在人满为患的候机室里占了两个座位，并坐了下来。与打发每一次外出旅行中的空闲时间一样，刘永行踱进机场的书店去看起书来。
刘永行爱书是有名的。在他四川新津老家的房子里有一个书房，四面落地都是书架，里面各式各样的书都有，而且几乎都被翻烂了。在东方希望集团运行到后期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放权管理的重要性。之后他几乎不太插手日常事务，唯一不放松的就是自己的学习。在一次采访中，刘永行告诉媒体的记者说每天8小时的上班时间，他有4个小时是在学习。因此当他的属下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来请教他的时候，往往会惊喜地发现刘永行已经准备好现成的答案在等着他们。对于很多问题他都能提出一套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有些是他从自己的实践中得到的，而大部分，都是他从书上看来的。
9点，济南大雾散去，飞机可以起飞了，一行人随着人流登上了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