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一批真正有眼力的人，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当时还不大的希望集团的与众不同。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片空白。按管理大师德鲁克对于企业的要求而言，所谓赢利性企业的最高标准，是成为社会的器官，而中国社会当时这种器官性的企业真是少之又少。希望集团是注定要成为饲料产业这一领域的社会器官的，它既有仅次于正大的先发之利，又兼有小企业的灵活之处，而且还在一场商战中小胜最强悍的对手，从而大大地扩大了影响，积累了不少的资本。刘家兄弟朴实的作风和缜密的思考已经使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个企业未来的希望。对于希望集团而言，人才已经开始集聚。刘家兄弟的大学同学，自然是规模不小的一批人。当时的环境和沟通的方便，使得希望的企业内涵最早地被他们知道。信任的链条，正在从刘氏家族附近的乡镇上扩大到更广大的社会上。而同时，有远见卓识的人，自然也可以通过接触，了解到这家企业的未来，从而集聚到希望的旗下。
最早到希望的大学生蒋凡，本来是邻县政府机关的一名办事人员，家庭负担很重，因为刘家兄弟在报纸上开出高工资招人，所以才想来试试，结果一谈之下便决意要到希望，就算被机关开除也在所不辞，最后到了那间小小的乡村企业的检验室工作。
更多的人是因为千奇百怪的原因来到这家小公司的，有人是因为原先的企业不景气，有些是想图个前程，甚至还有是出差的火车上闲来无事看到希望集团招聘广告来撞撞大运的。希望既在四川，相对落后的当地经济和人口大省之间的差距，使它备享人杰地灵的好处。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直到现在，希望集团的主要组成力量还是一支川军的幕后原因。
民企之痛
曾经有一则寓言，说的是两个海盗在海边谈话，一个说：“做海盗真爽，要是没有被杀头的风险就好了。”而另一个看来颇为聪颖，马上回答说：“如果没有杀头的风险，人人都想做海盗，哪里还轮得到你我？”
这固然是一则笑话，但映射在早期的民企实践过程中，却实实在在地说明了机遇与风险共存的道理。早先的民企实践者，固然抓住了中国经济处于短缺市场的机会，但实在也面临着时时处处的风险。既为一家企业，其实更多的是处于一个社会链条上的组织。在中国，尤其是四川，人的集聚，其实还是容易的，但物的集聚，在计划经济的缝隙里，却实在更难做到。做服装的江苏红豆集团总裁周耀庭说过；“红豆早期的发展，没能拿到过国家计划内的一滴油、一根棉纱。”而希望公司早期发展中的一件小事，更是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让人实实在在地体会到当时之难。
其时希望刚结束与正大的价格战，国家的市场经济还没放开，甚至连双轨制也没有开始实行。而希望正处于大发展的过程当中，生产大满，急缺一种棉花轧制之后形成的棉饼，当时没有市场可进行大宗交易，所以一时间生产都因此停了下来。负责采购的曾敏本是到希望发挥余热的退休人员，听说德阳粮机厂有棉饼库存，便急急赶去。到那里一看，发现传言果然不假，仓库里真还有几吨棉饼剩下。大喜之下曾敏便急忙找到工厂经理，问能否采购一些以供急用，甚至出些高价也不在意。报了家门后，本来和蔼的工厂经理脸色大变：“希望公司？你们是私营企业，我们不跟私人老板做生意。”再问为何，经理已是极不耐烦：“这批棉饼已经有人订购，是外贸上用的，你别指望了。”
迎头一盆凉水，还有大爷般的态度，使得曾敏多年之后还恨意犹存，因为明知后面一句话是假的，但想想企业里机器还等着转，刘家兄弟心急如焚的样子，曾敏便不死心，赔上笑脸说：“棉饼反正是空放在那里的，我们用现金收购，你们拿了钱，马上还可以再收棉花，轧制很快的，棉饼一会儿就生产出来了，再给外贸上用，不也是好事？”
经理假话既被戳穿，又被合情合理的话逼到了墙角根儿，却还要进一步刁难，一直不理她。不死心的曾敏在粮机厂从早上坐到中午，中午吃了饭之后又来坐等，经理们看她大有不拿到货不肯收兵的样子，实在也有些烦了，便哄她说：“现在马上要下班了，你如果能在今天之内把款拿到，并且能找车运走，就给你个面子，这棉饼卖给你。如果不能，明天来也白搭。”
这种要求其实难不倒曾敏，她就是带着现金来的，出门就叫上个体运输车，三下五除二就把如山的棉饼搬运一空，结账走人。
这样的事件，在希望一路走来的历程中为数不少。不过事后细品，希望此时大概已经名声在外，才使得人们格外敏感。国人从来都有“红眼病”的痼疾，在新津这样一个小地方出了一家不小的私营企业，自是招人眼热。不过刘家兄弟决定去农村创业，益处也不少--企业所需的大量原料都是农产品，贸易对象均为农民，所以从采购到销售，都是强势企业面对个体农户，自然有相对的优势。中国农民在做买卖上，认为不受人欺负已经是大吉，更何况刘家兄弟从来都是笑脸相迎？所以很快，新津的希望工厂就深受住在农村的众多农户追捧，他们的粮食收购价成为川西南粮食市场的中准价格。
但此事中的“红眼病”隐患，却还远远没有完，到合适的时机上，还会演变出一场好戏来。时点就在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上。
刘家兄弟当时的销售范围，已经拓展到了整个四川。而这种越来越好的发展势头，也招来了更多的政府关注。如果刘家兄弟能八面玲珑些，方方面面都有些照应，一切都会平安无事。一心想要做大事业的刘家兄弟，在父亲的训练下早已知道企业的经营者对政治必须采取的态度是服从。自创业以来，他们一直小心谨慎，按刘永行的话讲：“我从不指望政策能给我多少扶持，总想自己长大。邓小平同志为整个国家打碎了计划经济的大石板，使我们能够从石缝里长出来，我们已经很感激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什么要求。”
但是希望的企业个性，已经从当初土地一事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这种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风格，决定了这家企业要走最难的那条路。一旦有风吹草动，刘家兄弟注定是那只出头鸟。刘永行自己浑然不觉，可是别人已经把枪口瞄准了他。1989年的7月，他的员工们告诉他说，离新津古家村不远的一个国营饲料厂已经挂出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红横幅，显然苗头是对准这家已经在四川把生意做大，还抢了他们饭碗的私营企业的。员工们都担心，这个厂到底能不能再做下去？
其实刘永行自觉无恙也颇有道理，因为他自思希望饲料与政府相干的，不过是税收和就业两个方面，该交的税既已交出，也解决了一定的就业问题，公司还在古家村修了水泥路，而且整个古家村还因为养鹌鹑成了亿元村，贡献不能说少。但他不知道，政府中已经有官员因为他们太过冒尖而大有不悦。80年代中期的个体户中，大有靠偷税发了财的人，针对这些人查税基本上是一查一个准。因此过了几天传出风声来，说四川省里有领导到新津县，看到希望饲料的交税总额大起疑惑，指示要彻查。
其实官员看到的纳税总额，与国家的农业政策大有关系。“三农”问题一直是国家的心头大患，税率优惠是扶持农副业及农业深加工产业的主要渠道之一。刘家兄弟从事涉农产业，意外的好处是免税的政策优惠。不过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数千年来的历史证明，民从来不可与官斗，既然有风声说要彻查，刘家兄弟也不免有些恐慌。他们受父亲的政治训练，政府要做的事情，肯定是能做到位的。于是先是陈育新抱着账本和支票跑到县委，亲手把支票交给书记钟广林，言称政府如要收税，尽可直接开支票收去。而且就在同一天心事重重的四兄弟又重进县委大院，与政府干部们彻谈，表示如果真有问题，他们愿把工厂献给国家。
刘家兄弟这一辈人，身经“文革”的考验，目睹过在政治上犯错误的严重后果，当然不会把自己置于这种风险之下。与他们持同一想法的大有人在，一时间，江苏、广东和浙江的企业家们都纷纷采取这种行动，“红帽子”企业一时风行。在浙江，更有一个未来的汽车企业主李书福把工厂一交，背起书包上学去了。
官员们越深入基层就会越了解情况，县委书记钟广林自然知道这是兄弟4个拼了命换来的事业。当夜县委就开了常委会，对于这家看来很有希望的企业，决定采取以保为主的政策。他们很清楚的是，这4个人是新津县里有名的能人，希望在他们手里才能有发展，交回政府，希望饲料恐怕很快就会关门大吉。于是第二天书记就找到刘家兄弟，告诉他们县委了解他们创业的过程，自会向各级领导说明情况，他们大可不必担心。希望饲料这才保住了一个清晰的产权来源。而在此期间戴上红帽子的企业，以后在明晰产权上多数大费手脚，而最为极端的李书福，把工厂上交之后就得重新创业了。
管理模式的创新
其时，希望饲料在刘永行的一手调教之下，已经有了一个很清晰的管理模式，开始摆脱民企草创时期的山头味，后来沿革而用的希望工厂五部一室，即原料部、财务部、生产部、人事部、品质部和总经理室，已经蔚然成形。各部门各司其职，统管工厂的某个方向，人员结构极其简单，而且秉持了高度集约的功能。四兄弟则各任董事长、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职务，分管着企业各个大的方面。比照当时的国有企业，日产百吨饲料的希望公司的用人数只有他们的1/4～1/5。刘永行后来说：其实做工厂怕的就是人多，人多其实是坏事，工作不饱和就有空搅是非。大家都忙了，是非也就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