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那人曾经富有过，约翰想着。他的夹克，现在是又脏又破，不过也许曾是昂贵的。
那人又开始发抖了，冷风吹得更猛了，从货车厢的木板缝隙里钻进来。约翰想带那人寻找更温暖的过夜的地方，但当他把车厢门拉开，向外看时，除了飞扬的雪花外，什么也看不见。
离开车厢太危险了，约翰又坐下来，耳畔是呼呼的风声。那人躺在车厢的角落里，颤抖使他无法入眠。当约翰看着那人时，他想起妻子和三个儿子。当他离开家时，家里已经停止供暖了。他们是否也和这人一样地颤抖着呢？然后，约翰发现这人并不是孤单一人在车厢黑暗的角落里。约翰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在那里，同那陌生人一样在颤抖。他也看到他自己，以及所有其他自己认识的人——无钱照料自己家人的朋友们。
约翰想要脱下自己的外套，把它盖在陌生人的身上，但他努力尝试从心中摆脱这样的念头。他知道他的外套是他仅有的可以让他不至于冻死的“救命稻草”。
然而，他仍在那陌生人的身上看到他的家人的影子，他无法摆脱给那人盖上自己衣服的念头。风在车厢的四周怒吼着，约翰脱下他的外套，盖在那人身上，然后在他身旁躺下。
约翰等待着暴风雪过去的同时，一阵阵寒意侵入他的体内。过了一会儿，他不再觉得冷了。起先，他还很享受那股温暖，但是，当他的手指无法动弹时，他才知道他的身体正渐渐地被冻僵。一阵白色的薄雾升上他的心头，意识渐渐模糊。终于，他进入了奇特而舒适的睡梦中……当那人醒来的时候，他看到约翰躺着不动。他担心约翰已经死了，他开始摇他。“你还好吗？”那人问，“你的家人住在哪里？我可以打电话给谁？”约翰的眼前罩着雾气，他想要问答，但嘴巴却说不出话。
那人寻遍约翰的口袋，终于找到了约翰的皮夹。打开来，他找到约翰的姓名、地址和他家人的相片。
“我去找人帮忙。”他说。那人打开车厢门，阳光照进车厢里。那人走远了，约翰隐隐地听到他踩过新雪的声音。
约翰孤独地躺在车厢里，睡睡醒醒。他的手、脚和鼻子都冻伤了。不过那个人把约翰的外套留了下来，外套让约翰渐渐暖和过来。火车开始移动，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火车的摇晃把他惊醒了。
火车停了。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发现他躺在车厢里，于是把他带到附近的医院。
冻伤使他失去了部分鼻子，也失去了手指尖和脚趾尖，但更深的痛苦却是他失去了尊严。他怎么能带着医院的账单回家去，而不是带着薪水回去，给家人的餐桌带点儿食物呢？
他为一个陌生人舍弃他的外套；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只为让另一个人能活下去，而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现在却必须为他的行为受苦。但是他也不会做出别的选择，他这么对自己说。
他感觉对不起家人，痊愈后，过了一个多星期还不敢打电话给妻子。一个星期日的早晨，他终于忍不住煎熬，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他的妻子听到他的声音激动得不得了，她告诉约翰前些天发生的一件不寻常的事。她说，来了一位陌生人，把一张4万元的支票放在她的手里。那人要她让孩子们吃饱、穿暖。约翰听到这些，明白了为什么自己要把外套给陌生人。他清楚地看见了人与人之间的关联。
患难见真情，友情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字眼。真正的朋友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借给你肩膀的人；是在你苦闷的时候，让你想起的人。
“约翰，你认识这个人吗？”妻子问。
“是的，”他回答，“我们共享过一堆营火。”
最后一美元
◆文／王莎
卡姆是我童年的朋友，我们俩都喜爱音乐。卡姆如今是一位成功人士。
卡姆说，他也有过穷困潦倒只剩一美元的时候，而恰恰是从那时开始，他的命运有了奇迹般的转变。
故事得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说起。那时卡姆是得克萨斯州麦金莱市KYAL电台的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结识了不少乡村音乐明星，并常陪电台老板坐公司的飞机到当地的音乐中心纳什维尔市去看他们演出。
一天晚上，卡姆在纳什维尔市赖曼大礼堂观赏著名的OLEOPRY乐团的终场演出——第二天他们就要离去了。演出结束后，一位熟人邀他到后台与全体OPRY明星见面。“我那时找不到纸请他们签名，只好掏出了一块钱，”卡姆告诉我，“到散场时，我获得了每一个歌手的亲笔签名。我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这一美元，总在身上带着，并决心永远珍藏。”
后来，KYAL电台因经营不善而出售，许多雇员一夜之间失了业。卡姆在沃思堡WBAP电台好不容易找了个晚上值班的临时工，等待以后有机会再转为正式员工。
1976年到1977年的冬天冷得出奇，卡姆那辆破旧的汽车也失灵了。生活非常艰难，他几乎囊空如洗，靠一位在当地超级市场工作的朋友的帮助，有时搞来一点儿过期的盒饭，才能勉强使妻小不挨饿，零用钱则一分也没有。
一天早晨，卡姆从电台下班，在停车场看到一辆破旧的黄色道奇车，里面坐着一个年轻人。卡姆向他摇摇手，开车走了。晚上他上班时，注意到那辆车还停在原地。几天后，他恍然大悟：车中的老兄虽然每次看见他都友好地招手，但似乎没有从车里出来过。在这寒冷刺骨的下雪天，他接连三天坐在那里干什么？
答案第二天有了：当他走近黄色道奇车时，那个男人摇下了窗玻璃，卡姆回忆：“他作了自我介绍，说他待在车里已好几天了——没有一分钱，也没有吃过一餐饭；他是从外地来沃思堡应聘一个工作的，不料比约定的日子早了三天，不能马上去上班。”
“他非常窘迫地问我能否借给他一块钱吃顿便餐，以便挨过这一天。明天一早，他就可以去上班并预支一笔薪水了。我没有钱借给他——连汽油也只够勉强开到家。我解释了自己的处境，转身走开，心里满怀歉疚。”
卡姆以后再没见过那个坐破旧黄色道奇车的男子，他有时不禁遐想：他到底是一个乞丐呢？还是一个天使？
就在这时，卡姆想起了他那有歌手签名的一块钱，内心激烈斗争一两分钟后，他掏出钱包，对那块纸币最后凝视了一会儿，返回那人面前，递了给他。“好像有人在上面写了字。”那男子说，但他没认出那些字是十几个签名。
“就在同一个早晨，当我回到家，竭力忘掉所做的这件‘傻事’时，命运开始对我微笑，”卡姆告诉我，“电话铃响了，达拉斯市一家录制室约请我制作一个商业广告，报酬500美元——当时在我耳里就像100万。我急忙赶到那里，干净利落地完成了那活儿。随后几天里，更多的机会从天而降，接连不断。很快，我就摆脱困境，东山再起了。”
后来的发展已尽人皆知，卡姆不管是家庭还是事业都春风得意：妻子生了儿子；他创业成功，当了老板；在乡村地区建了别墅。而这一切，都是从停车场那天早晨他送出最后一块钱开始的。
卡姆以后再没见过那个坐破旧黄色道奇车的男子，他有时不禁遐想：他到底是一个乞丐呢？还是一个天使？
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是对人性的一场考验，而卡姆通过了。
围巾
◆文／佚名
那一年我17岁，高中读到最关键处，我却退却了，只是因为一次老师在全班宣布数学模拟考试我的分数为18分之后，我全无所谓地收拾了行李，与我痛恨的学校不辞而别。
从此我就在家待业。
我家所在的那个镇依一座无名的小山而坐，镇子也是小而无名，所有经过的火车只停一分钟，我父亲经常教育我一句话：不好好念书将来只有下地种田。
下地种田没成，但日子却过得闷闷的，我家对过那家的女孩儿给人做了半年学徒之后在镇上开了个理发铺子。我常常到她的铺子里去玩。看她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我动心了，坚决要去学烫发。这样，我很快就到一家发屋当上了学徒。这家发屋就是对过那女孩儿的师傅开的，并不在我们镇上。我每天要去“上班”，所以，我必须买一张通勤月票。早去晚归，总是乘固定的两班小客车。开始很新鲜，优哉游哉地乘火车旅行，剪了流行时髦的发式，在家乡的小街上走得很是骄傲。渐渐便恹恹然了，我每天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提水扫地跑腿打杂，而对学习烫发这门手艺我其实并无真正的兴趣，我还讨厌聚在发屋里吸烟笑骂的诸种形状的粗俗之人。但既是我坚决的主张，家里又给我交了学徒费，我怎好意思再败下阵来？便一天天拖着，懒懒地对付日子，有时也困惑：这辈子我就这么混下去吗？
那是冬天的一个清晨，外面下着雪。困意矇眬中，我慢腾腾地洗脸梳头。一看表已是5点50分了，离6点进站的火车只剩下10分钟了。顿时一激灵，穿上棉衣就冲出门去。我大步跑着，穿着厚棉衣的胳膊与腰际相擦，发出“嚓嚓”的急切的声音。雪片裹着冷风，鞭子一样抽打着脸。到了一条街口的转弯处，就只剩下一条直的大约400米长的路就可到达火车站了。气喘吁吁的我正抬腕努力地看手表，“呜——呜——”刺破苍穹的汽笛声就在那时鸣响起来，接着是轰隆隆火车驶近的声音。略一踌躇，我发疯一样狂奔起来，潜意识驱动我：我不能错过这列火车！可是，由于动作太急，我一脚陷进一个被雪覆盖住了的小土坑里，我摔倒了。汽笛声又“呜——呜——呜——”威严而刻不容缓地长鸣起来，我已经远远望见火车驶进车站，又停了下来。
我坐在雪地里，最后我终于还是起来了——但由跑，变成了走，慢慢地走慢慢地晃。反正也是追不上了，索性等火车开过去，我心安理得地掉头回家。就在我跌了一跤时，我听到身后有重重的脚步声，等我起来时，那个人影已超过了我。他正在大踏步，笨拙地跑着，我正为他终将徒劳的努力而感到好笑时，这身影却停了下来。他冲着我高喊：“跑哇，你不也赶火车吗！有一线希望也得追，你快跑哇！”他噔噔噔地大甩臂跑上了。我不知道哪里来了一股子劲，也不想，就像箭似的离弦而去。我们的大步子砸在地上的“咚咚”声变得很小很小，耳朵里只有放大了的火车的“轰隆轰隆”喘息声。就在离站台大约还有10多米的地方，我一抬头，看见火车动了一下，火车这一动，我的心脏好似停了，我在他身后大喊一声：“我不行了！”他刷地一下扯下脖子上的围巾，命令我：“抓住！”我拽住他的围巾，在他胖重的身后一跑一颠，话不成声：“我不行了，不行了——”“抓住一线希望！”他带着喘息的话在风雪中爆发。我紧紧拉住围巾，开始了没有思想的狂奔。最后的台阶是3个一阶蹦上去的，天知道我还有这等潜力。就在我们向火车门发起冲刺之时，火车已经“咣咣咣”地启动了，列车员在扳脚踏板，我俩竟一齐叫：“等等——”他把我用力往上一掀，列车员在上面把我一拉，我终于“飞”到了车上。而他，却上不来了。火车在加速，列车员朝下挥挥手，任凭我怎么喊，火车门还是“叭”地关上了。
迷迷蒙蒙的雪花与玻璃窗擦身而过，很快又飘去了。我把脸贴在冰凉的窗子上，汗水和泪水把霜花弄得斑驳一片。我终于赶上这列火车了！列车员奇怪地看着我，我泣不成声。我的手里还紧紧攥着他的围巾，一条普通的灰色围巾。而他的眉目是什么样子我都未看见，他会耽误了什么急事更是不得而知……第二天，我便不再去做学徒了。我跟父母讲了这件事，我下决心重新回到学校。父亲欣然笑着：“我就等着你能自己觉悟的这一天！”当然，我后来考取了大学。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那个陌生人，但只要我看到那条围巾，我就会想到那个陌生人留给我的那句话：抓住一线希望。这六字财富，曾一次又一次地扭转了我生活中的困境！
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那个陌生人，但只要我看到那条围巾，我就会想到那个陌生人留给我的那句话：
抓住一线希望。
奇遇
◆文／［美］凯瑟琳·布鲁斯
夏天，温特伦杰一个人开车从波士顿到西海岸去，不幸的是在伊利诺伊州的公路上发生了车祸。当他苏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小城的医院里，在这个陌生的小城，他没有一个熟人。
关于车祸的报道，出现在第二天早晨的当地报纸上。当天下午，一位自称是马尔科姆夫人的女士要求探望温特伦杰先生，而他根本没能想起这个名字。
“你们肯定她是要看我的吗？”温特伦杰问医院的人，“可这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呀！”
医院的人肯定地点头，这位女士便被引了进来。
她不无骄傲地告诉温特伦杰先生：“和我一起来的小男孩儿叫比利，我猜想您一定想见见他吧。护士说您已经没事了。”
接着她又急切地问：“您还记得我吗？我可是牢牢地记着您呢。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对我和马尔科姆的恩情。二次大战中在纽约的一夜，在那个旅店里，记得吗？”
他隐隐约约地想起了当时的情景：那个拥挤的旅店，那个在登记处排队的年轻少尉。
那是一个傍晚。
温特伦杰来到这个旅店办理了登记手续。因为他是这个店的常客，所以没费什么事便租了一个房间。把行李安排在楼上房间后，他下楼买了一张报纸，然后坐在门厅里的沙发上看了起来。
战时，登记处前总是有一条长长的队伍。温特伦杰不时扫一眼，不知不觉中竟对队中一位年轻军官发生了兴趣。他是一个少尉，看上去大约二十多岁，总是温顺地让高级军官插到他的前面。
“可怜的孩子，”温特伦杰自语道，“照此下去，你会永远排不到头儿。”少尉终于排到了，温特伦杰却听见服务员说已经没有房间了。少慰似乎都要哭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