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朝湖的四周看看。月光下没有渔舟，也没有钓客。他再望望父亲。虽然没有人见到他们，也不可能有人知道这条鱼是什么时候钓到的。但儿子从父亲斩钉截铁的口气中知道，这个决定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只好慢吞吞地从大鲈鱼的唇上取出鱼钩，把鱼放进水中。
那鱼摆动着强劲有力的身子没入水里。小男孩心想：我这辈子休想再见到这么大的鱼了。
那是34年前的事。今天，比尔先生已成为一名卓有成就的建筑师。他父亲依然在湖心小岛的小木屋生活，而他带着自己的儿女仍在那个地方垂钓。
果然不出所料，那次以后，他再也没钓到过像他几十年前那个晚上钓到的那么棒的大鱼了。可是，这条大鱼一再在他的眼前闪现——每当他遇到道德课题的时候，就看见这条鱼了。
一次竞争面试的演讲
富兰克林生性温和，平日寡言。研究学术问题，他精力充沛，记忆力惊人，而对日常生活的琐碎小事，却不甚了了。
坎福特大学需要聘请一名工作人员，上百人要求申请该空缺位置，富兰克林也递上了申请书。最后，只有富兰克林等十五人获得面试的机会。
坎福特大学地处在一个小镇上，周围仅有一家旅店，由于住客骤增，单人房间只好两个人同住了。跟富兰克林同住的是一位年轻人，叫亚当斯，足足比富兰克林年轻二十岁。亚当斯自信心甚强，且有一副洪亮的嗓音，旅店里时常可以听到他朗朗的笑声。这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校长及评选小组对所有的候选人进行了一次面试。筛选后只剩下富兰克林和亚当斯两人了。小组对聘请谁仍犹豫不决，只好让他俩在大学礼堂进行一次公开的演讲后，再行决定。演讲题目定为《古代苏门人的文明史》，三天后开讲。
在这三天功夫，富兰克林寸步不离房间，废寝忘餐，日夜赶写讲稿。而亚当斯却不见有任何动静——酒吧间里依旧传出他的笑声。每天他很晚才回来，一边问富兰克林的讲稿进展情况，一边叙述自己在弹子房、剧院和音乐厅的开心事。
到了演讲那天，大家来到礼堂，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分别在台上就座。直到此时，富兰克林才惊恐万状地发现，自己用打字机打好的讲稿不知什么时候不翼而飞了。
校长宣布说，演讲按姓名字母排列先后进行。亚当斯首当其冲。情绪颓丧的富兰克林抬头注视着亚当斯——只见他神情自若地从口袋里掏出窃来的讲稿，对着在座的教授们口若悬河、振振有词地讲开了。连富兰克林也暗自承认他确有超人的口才。亚当斯演讲完毕，场内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亚当斯鞠了一个躬，脸上露出微笑，回到座位上去。
轮到富兰克林了。他的一切东西都写在稿子上面，由于心情不好，要另开思路是不可能的了。他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唯有用低沉而疲乏的声音，逐字逐句重复亚当斯刚才振振有词的演讲内容。等他讲完坐下来时，会场上只有零零落落的几下掌声。
校长及全体评选小组成员退出会场，去讨论该聘任哪位候选人。礼堂内的人仿佛对决定的结果早已有了数。
亚当斯向富兰克林探过身来，用手拍了拍他的背，微笑着说道：“厄运呀，老兄。没办法，两者只选其一。”
这时，校长及小组成员回来了。“诸位先生。”校长说，“我们做出了选择——聘请富兰克林先生！”所有的听众都惊呆了。
校长继续说：“让我把讨论的情况向诸位披露吧。亚当斯先生口才过人，知识渊博，我们大家都深感钦佩，我本人也为之感动。但是，请不要忘了，亚当斯先生是拿着稿子去作演讲的。而霍迪尔先生呢，却凭着记忆力，把前者的演讲内容一字不漏地重复了一遍。当然，在这以前，他不可能看过那份讲稿的一字一句。我们缺的那项工作，正需要有这样天赋的人！”
大家陆续走出了会场。校长走到富兰克林面前，见富兰克林面上仍然挂着那副惊喜交集、不知所措的样子，便握着他的手，说道：“祝贺您，富兰克林先生。不过我得提醒您一句，日后在咱们这儿工作，可要留神点，别把重要的材料到处乱放呀！”
托尔斯泰和一枚硬币
托尔斯泰虽然很有名，又出身贵族，却喜欢和平民百姓在一起，与他们交朋友，从不摆大作家的架子。
一次，他作长途旅行时，路过一个小火车站。他想到车站上走走，便来到月台上。这时，一列客车正要开动，汽笛已经拉响了。托尔斯泰正在月台上慢慢走着，忽然，一位女士从列车车窗里冲他直喊：“老头儿！老头儿！快替我到候车室把我的手提包取来，我忘记提过来了。”
原来，这位女士见托尔斯泰衣着简朴，还沾了不少尘土，把他当作车站的搬运工了。
托尔斯泰赶忙跑进候车室拿来提包，递给了这位女士。
女士感激地说：“谢谢啦！”随手递给托尔斯泰一枚硬币，“这是赏给你的。”托尔斯泰接过硬币，瞧了瞧，装进了口袋。正巧，这位女士身边有个旅客认出了这个风尘仆仆的“搬运工”就是托尔斯泰，就大声对女士叫道：“太太，您知道您赏钱给谁了吗？他就是列夫·托尔斯泰呀！”
“啊！老天爷呀！”女士惊呼起来，“我这是在干什么事呀！”
她对托尔斯泰急切地解释说：“托尔斯泰先生！托尔斯泰先生！看在上帝面儿上，请别计较！请把硬币还给我吧，我怎么会给您小费，多不好意思！我这是干出什么事来啦！”
“太太，您干吗这么激动？”托尔斯泰平静地说，“您又没做什么坏事！这个硬币是我挣来的，我得收下。”
汽笛再次长鸣，列车缓缓开动，带走了那位惶恐不安的女士。
托尔斯泰微笑着，目送列车远去，又继续他的旅行了。
善于约束自己的老舍
23岁那年，老舍自己的工作，以报酬来讲，不算十分的坏。每月他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那时候花十五个小铜子就能吃顿饱饭。一份肉丝炒三个火烧，一碗馄饨带沃两个鸡蛋，不过是十一二个铜子就可以开付；要是预备好15枚做饭费，那就可以弄一壶白干儿喝喝了。那时候月月的薪水永远不能一次拿到，于是化整为零与化圆为角的办法使老舍往往须当一两票才能过得去。若是痛痛快快的发钱，而钱又是一律现洋，他或许早已成个“阔佬”了。无论怎么说吧，一百多元的薪水总没教老舍遇到极大的困难。每逢拿到几成薪水，他便回家给母亲送一点钱去。由家里出来，他总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非掏出点钱去不能让自己快乐的与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发生关系。于是，他去看戏，逛公园，喝酒，买“大喜”烟抽。因为看戏有了瘾，他更进一步去和友人们学几句，赶到酒酣耳热的时候，他也能喊两嗓子；好歹不管，喊喊总是痛快的。酒量不大，而颇好喝，凑上二三知己，便要上几斤；喝到大家都舌短的时候，才正爱说话，说得爽快亲热，真露出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气概来。
喝醉归来，有时候老舍把钱包手绢一齐交给洋车夫给保存着，第二天醒过来，在伤心之余仍略有豪放不羁之感。
一次，老舍正住在翊教寺一家公寓里。一位好友从柳泉居运来一坛子“竹叶青”。又约来两位朋友——内中有一位是不会喝的——大家就抄起茶碗来。坛子虽大，架不住茶碗一个劲进攻；月亮还没上来，坛子已空。于什么去呢？打牌玩吧。就这样，老舍学会了打牌。
但，老舍知道自己永远成不了“牌油子”。他不肯费心去算计，而完全浪漫地把胜负交与运气。他不看“地”上的牌，也不看上下家放的张儿，他只想象的希望来了好张子便成了清一色或是******。结果是回回一败涂地。认识了这一个缺欠以后，对牌便没有多大瘾了，打不打都可以；可是，在那时候，老舍决不承认自己的牌臭，只要有人张罗，他便坐下了。
事后老舍先生指出：“我想不起一件事比打牌更有害处的。喝多了酒可以受伤，但是刚醉过了，谁都不会马上再去饮，除非是借酒自杀的。打牌可就不然了，明知有害，还要往下干，有一个人说‘再接着来’，谁便也舍不得走。在这时候，人好像已被那些小块块们给迷住，冷热饥饱都不去管，把一切卫生常识全抛在一边。越打越多吃烟喝茶，越输越往上撞火。鸡鸣了，手心发热，脑子发晕，可是谁也不肯不舍命陪君子。打一通夜的麻将，我深信，比害一场小病的损失还要大得多。但是，年轻气盛，谁管这一套呢！”
好在老舍先生不嫖。无论是多么好的朋友拉他去，他都没有答应过一回。
老舍回忆说：可是，烟，酒，麻将，已足使我瘦弱，痰中往往带着点血！
加上生活上的不顺心，老舍得了很重的病。病的初起，他只觉得浑身发僵。洗澡，不出汗；满街去跑，不出汗。他知道要不妙。两三天下去，他服了一些成药，无效。
经一位大医院的“先生”治疗，老舍总算挺了过来，但头发都脱落光了。老舍回忆道：“半年以后，我还不敢对人脱帽，帽下空空如也。”
经过这一场病，老舍开始检讨自己：那些嗜好必须戒除，从此要格外小心，这不是玩的！
对于不明白的事情不要太轻率
克朗基特小时候住在豪斯顿。一天，他在一家杂货店看到一块手表，这块表的价格是100美元。由于他没有钱，而且也不可能很快就筹集到一笔钱，于是问店主能不能先把这块表给他，以后再分期付钱。店主同意了。
第二天，克朗基特偶然对母亲提起了这件事，母亲表示坚决反对他的这种做法。在她看来，他利用了别人的信任。她把钱付给店主后，回家来找儿子。
“难道你不明白吗？”她说：“你想买一块手表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你完全不明白该怎样挣这笔钱。尽管这里面不存在撒谎和欺骗，可是在这个事情上你显得太轻率了。这是一件不明不白的事。孩子，你应该注意：不明不白地处理事情，结果会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
母亲把手表拿走了，直到克朗基特能够挣到这笔钱，才能从她那儿把手表买来。
多年来，克朗基特一直记着母亲的教诲。作为新闻评论员，他必须始终警惕着不明不白的事情。对半真半假的报道避而远之，对听来很真实却又有声有色的故事置若罔闻。
一次，一些投机商愿意给克朗基特一大块土地，他们没有建议他在广播中谈论他们的资产，只是让他报道他在他们的地区拥有土地。但是克朗基特认为这是一件不明不白的事情，所以，拒绝接受他们赠给自己的土地。
孩子知道那是不同的
周末，巴比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打高尔夫球。球场门前，巴比问售票员门票价钱。
售票员答道：“大人3元，6岁以上的小孩子也要3元，刚好6岁或6岁以下的小孩免费。”
“我小儿子3岁，大儿子7岁，看来我得付6元钱。”巴比说。
售票员笑道：“嗨，先生，你是刚中了彩票还是发了财？你只要告诉我大儿子刚6岁，就可以省下3元了，反正我又看不出有什么差别。”
巴比很认真地说：“你说的没错，但我的孩子知道那是不同的。”
一个伟大的英国人
20世纪前期英国妇孺皆知的军事将领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长期转战于阿拉伯国家，后来却由于英国当权集团的原因，使他失信于阿拉伯人民。因而他深感良心有愧，拒绝接受英王的授勋，并且自动退出政治舞台而隐姓埋名。他的品行，曾得到丘吉尔的高度评价。
劳伦斯一生与阿拉伯世界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几次去中东，进行过考古工作，勘测工作，对中东风情作了详细的了解。后来由于战争的需要，加上他对阿拉伯风土人情的丰富知识，劳伦斯被派去中东，协助英国政府扶植的由侯赛因父子建立的傀儡政权。从此，劳伦斯踏上了中东沙漠游击战争的舞台，并一举成名。
长年的沙漠游击战，使劳伦斯完全适应了纯粹的阿拉伯游牧战斗生活。他与阿拉伯人民并肩作战，为推翻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地区400年的统治，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深受阿拉伯人民的信任。而劳伦斯也一直向侯赛因父子保证：整个阿拉伯地区在战后将组成一个统一独立的国家。这使阿拉伯人民对他寄予厚望。谁知在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却与法国达成秘密协议，对阿拉伯人民实行分而治之。这个协议使劳伦斯震惊，他痛感自己被出卖而失信于阿拉伯人民，因此，他断然拒绝接受英王的授勋，并主动退出了政治舞台。
劳伦斯一生本来就十分厌恶扬名，加上感到良心受到了谴责，便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可是，许多专门猎取名人轶闻的记者对其穷追不舍，劳伦斯只好几易其名并专心于写作。后来在一次车祸中，劳伦斯失去了生命。
劳伦斯一生，以其建立的战功令人瞩目，而他那因失信（虽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而自责，对名誉不屑一顾的品德，更加受到世人的称赞。在劳伦斯的葬礼上，丘吉尔曾流着眼泪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英国人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