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猛人的读书方法：康有为和钱穆
昨天去北京植物园逛，顺路看了梁启超的墓。今天看到一则段子：梁启超在十七岁娶妻之后，曾以为岁月就会这么平静地过去，直到他遇见了——康有为。康梁邂逅的时候梁启超才十七岁，康有为已经三十二岁了。当时梁启超已经中了举人，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与康有为的邂逅改变了梁启超的人生道路，在遇到康有为之前，梁启超轻松考中举人，遇到康有为之后梁启超去考进士，然后挂了。
钱穆曾经评价梁启超，说他天分极高，但用功不扎实，这显然是受康有为影响。梁启超是个高调的人，但如果与康有为的大气粗放相比，梁启超就显得相当低调内敛了。梁启超第一次见到康有为，就像《庄子》寓言里的河伯见到海神一样——瞬间被征服了，被康有为的强大气场和深不可测的学问秒杀——康有为读过的书太多了，扯起来太振聋发聩了。
康有为是个读书猛人。猛到什么程度呢？没有他不懂的东西。只要别人懂的东西，他都懂；就算别人都不懂的东西，他也懂。所以，梁启超的那些招数在康有为面前完全拿不出手——直接被康有为的强大内力给震飞了。康有为的风格类似于今天的“学霸”。他之所以能成为学霸是因为读书的方法很“潮”——他完全不按照传统的治学路径，而颇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学霸型教授狂翻参考书、狂发论文的路径。如果康有为在今天的经济学界混，他就是阿齐默鲁（阿齐默鲁：麻省理工学院应用经济学教授。）。正因为他的读书方法太超前了，所以在当时很惨，以至于花了很多年时间才考中举人。
康有为读书治学有几个特点。第一，公认的一流书他认为是二流，公认的二流书他认为是一流。比如，别人读《春秋》以《左氏传》为宗，康有为就以《公羊传》为宗。书法领域也是如此。总而言之，他要和别人不一样。第二，康有为读书极其注重效率。换句话说，很急功近利。最典型的体现是，他教学生读书时把几乎每一本书都计算好花几天能读完。他认为儒学入门的书是《公羊传》、《春秋繁露》，一般人几天就能读完入门，天资愚钝的人不到一月也能读完入门，而诸子百家一个多月也就读完了。第三，他认为要研究目录之学。也就是说，即便你不可能读完所有的书，你也要把所有书的名字记住。这样，自己写文章和发表议论时就可以参考到了。第四，他完全不偏科。就算你提到当时任何一所大学里最冷门的那个专业，他也会对那个专业有所研究。他不仅研究动物学、植物学，还研究力学、热学、光学、电学，还有化学，微积分就更不用说了。此外，外交学、国际关系学也是他的长项——现在你不难理解为什么梁启超见第一面就给他跪了吧。
那么，对于这些专业学科他究竟了解多深呢？《南海师承记》中有他给学生讲数学的一段，看过就恍然大悟了。他说，西方人研究数学首先研究点，然后研究三角，再然后是开方、割圆、椭圆、曲线、抛物线、罗线，到了罗线和微积分就是数学中比较高深的地方了。他还说，西方的《几何原本》和中国的《周髀算经》几乎同时，但《周髀算经》比起《几何原本》弱爆了。他并没有给学生详细讲微积分，他只是总结说，数学中比较要紧而实用的有两块，一块是对数，一块是代数。对数可以查表，代数需要计算。我一开始想不通对数哪里实用，后来明白他扯到对数是装饰用——如果只说代数，大家都知道，显不出来他的独特，如果只说对数，大家都不知道，于是就不稀罕，所以，要说的东西既有大家知道的一部分，又有大家不知道的一部分。末了，他总结说，代数可以笔算、可以珠算，比较起来，珠算没有笔算好，因为珠算错了不好改正。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的数学课就讲完了。
钱穆也是个读书猛人（钱穆先生也是我最敬佩的晚近学人），但和康有为大相径庭的是，每一本书他都是从头到尾完整读完。他少年时候读书总是贪多，很多书读个开头就放下，有一次在读《汉书》的时候突然觉得这样读下去了无收获，于是此后再读的每一本书都从头读到尾。钱穆的读书风格可以叫做“学尊”——所有的参考文献，他都了然于胸。而最不可思议的是，他在每一本书都读得极其认真的情况下，读过的书并不少。如果像康有为那样狂记书目和参考文献的话，涉猎多并不太难。钱穆虽然不及康有为在西学方面涉猎那么多，但在中学方面能同时精通很多领域，这源于钱穆的治学眼光。
钱穆先生读书治学，眼光极其犀利，功力极其精湛。他能够分得清楚什么问题重要，什么问题次要，什么问题无关紧要。打个比方，就像初学微积分时，很多学者都陷入狂做求积分的题海战术，钱穆则把所有公式、定理、推论、法则等从头到尾推导了一遍。他完全没有把一丁点儿时间浪费在边角问题的纠纷上。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钱穆的读书治学路径就是“一以贯之”。
最能体现这点的有个例子。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开篇是“孔子生年考”，这个问题是学者聚讼了两千年的问题，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无解的问题。钱穆完全不再罗列任何证据，而是把历来持两种说法的文献名都罗列下来，然后提到《韩非子》里的一个故事：两个人对一个无解的问题争论不休，以后息者为胜。所以，钱穆说，按照这个方法姑且取后说，并指明孔子的生年只是孔子个人年寿问题，于世运升降、史迹转换、人物进退、学术流变无足重轻。
简直太赞了，还有比这更好的解决方法吗？搞笑的是，今天还有高校的教授，拿孔子生年这个聚讼了两千年都无解的话题写成论文，发在三流的杂志上。更可笑的是，网上还有人说钱穆“折腾了半天什么都没有考，还说些风凉话”，认为钱穆这样做是“瞎耽误工夫”。
这就好比两个备考GRE的学生，一个在狂模考狂亮红灯的同时，还不忘记嘲笑旁边背单词的那个，认为背单词是“瞎耽误工夫”。究竟背单词是王道呢，还是模考是王道呢？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差不多就知道什么是读书之“本”了。读书要学会“务本”，本立而道生。
最后，照例引用一句孔子的话来结束“读书”这个话题——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没有工夫读二流的东西
朋友买了一本书，是把《论语》和《圣经》掺和到一块儿来解读的。他问我怎么样，我翻了序言和几页内容，说一般。放在以前我就不会客气地用“一般”这种词，而是直接说“不咋地”。朋友说人家作者可是社科院的博士呢。
我这个缺点经常被人批评，尤其是被我爸批评。在家的时候，我爸在电视上看到某个所谓的经济领域的专家被采访，就会喊我过去看，问我知不知道那人。我说不知道，我爸就会说：“你还学经济的，连这么有名的教授都不知道。”我就辩解说：“他要稍微有点名气我肯定就知道了。”然后我爸还会问我：“他讲得怎么样？”我通常会说一般。我爸就生气了，骂我太不谦虚。到后来无论我爸让我评价什么东西，我都会说可以、不错。
我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没有继承到岭南学院的学术水平，却受了爱挑剔的学风的影响。研一刚入学的时候去听老师讲座，整个过程几乎没有谈经济学，而是讲了他和岭南学院深以为耻的一件事情，就是岭南学院在邀请某著名经济学家来做讲座的时候，主持人对该经济学家学术水平的过分溢美之词。这位老师对此深以为耻，他认为岭南学院学子应有高贵的心，对经济学的前贤巨擘们的境界应“虽不能至，心想往之”，但绝不可流入平庸浅薄。
话转回来。我问朋友读过《论语》没有，他说没有。没有读过《论语》，而去看一本解说《论语》的书，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买椟还珠；坏的情况下就像《连城诀》里狄云把“躺尸剑法”当做“唐诗剑法”来练一样。
有朋友觉得我读的书多，其实我花在读书上的时间并不多，速度也不快，周围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平时反应还有点迟钝（对荤段子除外）。之所以在国学方面还能稍微有点积累，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我没有工夫去读二流的东西。
经典已经读不完了，哪有时间去读二流的东西。有鱼有熊掌，胃就这么大，当然是先把熊掌消灭掉——这才是一个“吃货”应有的态度。
很多一流的经典是有继承性的。就好比你必须先练好了蛤蟆功，才消得人家用一阳指去戳你，不然一阳指都没法对你用。
拿国史方面来举个例子，章实斋的《文史通义》、赵瓯北的《廿二史劄记》、王船山的《读通鉴论》，这些都是一流的经典，但是我现在都没有足够的功力去吃这些东西，因为消化不掉。要想跟这些经典对话，首先得有十三经和廿四史的底子，没有这个底子的话，人家在讲什么你是听不懂的。
昨天去西单图书大厦，看到《易经》专区还是有好多人，也有好多书，但我想找杭辛斋的《学易笔谈》来翻一下居然都找不到。
人生短暂，不必花工夫理会二流的东西，除了消遣。
读书不能使人明智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受了“读书能使人明智”这句话的蛊惑，从而勉强自己多读书，甚至读那些一拿起来就昏昏欲睡的书，或者是在本该休息的时间挑灯夜战、悬梁刺股。这些在我看来，都是有违读书这种行为的初衷的。
我认识一个女生，她在交了一个聪明的男友之后，怕自己不够聪明，于是一改不爱读书的习惯，每天跑到图书馆读书，希望能通过读书来变得足够聪明以至于能驾驭得了他。然而在她还没能读到足够多的书的时候，就被男友抛弃了。
有个段子说，《天龙八部》里少林寺扫地僧之所以武功最高，是因为他在藏经阁里自习的时间比其他人都长。这个段子后来演化为各种版本，比如：IBM一个扫地的大婶，抬头瞄一眼程序员的界面就知道哪一行代码出错了。事实上，谁都知道没有哪个扫地大婶能整出来一行“Hello World”（“Hello World”程序指的是只在计算机屏幕上输出“Hello，World！”“世界，你好！”这行字符串的计算机程序。通常在学习编程的第一课上有这个练习。）级别的代码。不过，对于少林寺扫地僧的段子我是相信的，但我并不赞同自习时间长这个解释。我的解释是，扫地僧之所以武功最高，是因为他懂得练武要用佛法来化解这个道理。
读书不能使人明智。明智有两种理解：聪明和智慧。读书既不能使人聪明，也不能使人智慧。驳斥我的人喜欢拿人来举例，比如说，他们会举很多军事家的例子，认为不少古今军事家都是能从《三国演义》、《资治通鉴》这些书中汲取智慧的好典型。这个举证有两处问题。第一，斗得赢对手就叫智慧吗？我认为未必。兵者诡道，别人下不了的手你敢下，别人做不出的事你敢做，你当然更容易赢，但这种手段与智慧无关。第二，权谋一定是从书中获得的吗？刘邦没有读过书，朱元璋也没有读过书，他们的权谋手段逊色吗？换句话说，即使不读书，他们也很可能仍然具备同样的权谋手段。
我不同意“读书使人明智”，并不是说这句话是错的。我是觉得这个认识有流弊。古代的圣贤们也说假话——孔子、孟子、王阳明都说过假话，不过那些假话我不仅不会质疑，反倒会支持拥护，因为那些假话不仅没有流弊，反而有引人向上的作用。
“读书使人明智”这个说法的流弊在于它把“明智”视为了读书首要的功用。西方的培根有过类似的说法，但中国古代的儒家一派是绝不苟同此观点的。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这就引导人为了使自己变得明智和聪慧而读书。儒家教人读书，目的并不是想让人变得聪慧、有头脑，而是想让人变得有信仰、知善恶——是“明德”而不是“明智”。“四书”之《大学》篇开章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而绝口未提能否明智之事。在古代，一个乡下的私塾先生，就算很年轻，也会受到比他年长很多的乡邻的尊敬。这是因为在古人心目中教书首先是教人做一个有信仰的、高尚的人，所以中国古代的教书先生其实身兼了类似西方牧师的身份，才会受到如此尊敬。而今天，以“明智”为目的劝人读书，无怪乎教师不如在古代社会受人尊重。
孔子的学生子夏说过：“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表明古人认为的“学问”之道并非只有读书一途。
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很不懂释永信，认为他不明佛法。渐渐地，我从持这种偏见转为中立，甚至倾向于支持释永信。他对佛学的理解程度有多深姑且不论，不过单从他处理事情的能力上来看，这个只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和尚其水平要超过具有博士学历的人。释永信读的书不多，但无疑是个非常“明智”的人。
书好比是一把剑，一个人读什么样的书就好比使什么样的剑，而武功的高下并不是从武器上来区分的。所谓“草木竹石皆可为剑”，关键还是内力的比拼。萧峰在聚贤庄一战中用太祖长拳能够秒杀各路高手，虚竹在少林寺用罗汉拳足以力挫鸠摩智，苏轼在考进士时用杜撰的典故就能赢得欧阳修、梅尧臣的青睐。所以说，并不是在书架上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或者《二十四史》就能立马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