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之所以投身公益事业，是那种基于他的传统基本教义信仰的义务感所迫使。他在自己的公益事业中，发挥了使他在生意场上获胜的自身优势：专心致志，善于选择能干的伙伴，乐于接受宏伟大胆的创意，并投入大量财力使之实现。
最重要的是，洛克菲勒是一个既有战略眼光又亲自督阵的捐赠者，不过他并不样样插手，干预一切。他一生中只去过他的医学研究所一次，而且过程可谓走马观花。在建立起普及教育委员会之后，他在五年内都没有与他们见过面。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以来，他也从未参加过董事会的会议。这种超然姿态和远距离的控制，使一些观察家低估了他在公益事业中的作用，只把他当成一个被动的因素，而把盖茨和小洛克菲勒看作是所有成就的缔造者。这真是一个荒谬的判断。要知道可从来没有人否认过老洛克菲勒在他的企业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即使在1893年他身患重病和两年后“退休”之际，尽管他极少到办公室去，人们还是不得不承认他对公司事务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仍然延续了20年之久。
在洛克菲勒的公益事业中，是他本人选拔了盖茨作为自己的主顾问，也是他本人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三驾马车中的第三位成员。在他所有的活动、生意和公益事业中，老洛克菲勒都是认真专注、有条有理、坚决果断的。是他，最后为每个重大项目拍板定案，包括确定它的经费、挑选委员会成员和一些主要负责人。他是首领，他们是他的代理人。所以，整个公益事业所取得成就的归属也要相应地有主次之分。
安德鲁·卡内基
安德鲁·卡内基是三位巨人中最慷慨大方的一位。就工作、能力、自信、雄心以及对他所参与的一切事业的鼓动力而言，他堪称无与伦比。
卡内基是一个贫困的苏格兰移民的儿子。他9岁就开始工作了，到15岁已是一名熟练的铁路电报员。25岁时，对他非凡的精力和才能颇为欣赏爱惜的上级，帮助他走上了发财之路。他很快被提升为铁路的高级职员，进而一步步成为富有的企业家和石油、铁矿、桥梁、采掘、钢铁制造等行业的投资人，最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巨大的煤炭钢铁一条龙联合企业。到1901年他66岁时，以4.8亿美元的价格，将整个企业卖给J.P.摩根，而把自己的余生献给了多种多样的公益事业。
在做生意和其他许多事情上，卡内基都是一个相当矛盾的人。作为一个激进的苏格兰改革派的儿子，他总是自称与普通劳动人民很亲近，并同情他们的需求。但是，在处理企业事务时，他又不断抱怨工资率太高。在他位于霍姆斯特德的工厂的一次臭名昭著的打击罢工事件中，他竟然支持对罢工者的血腥镇压。在生意场上他冷酷无情，咄咄逼人；但在家里，他是妈妈的乖儿子，直到母亲去世才成婚，那年他已经51岁了。在美国，卡内基不遗余力地吹捧现存的企业和政治的权势集团；但在英国，他收购了一个连锁报系，来宣传废除君主政体和贵族院，废除英国教会。他坚信适者生存的法则，认为不该纵容穷人；但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里，却把自己百分之九十的财产捐给了公益事业。
这个处处自相矛盾的人几乎没有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他自学成才，不仅在商务和政治上，而且在音乐、国际事务，以及今天称之为公共关系等方面，都有着丰富的见识。他是一个很能打动听众的演说家，还经常撰稿阐述自己的“财富福音”。他在杂志发表的两篇论述慈善捐赠是富人们应尽的义务的文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时曾引起一场学术辩论。
其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富人有责任树立一个有节制而不炫耀的生活榜样，不铺张奢华；也有责任适度地满足那些隶属和依赖于自己的人的合理需求。除此之外，富人应当把所有到手的盈余收入都看成只是一种信托基金，他们所直接承担的责任是要以自己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去管理这些资源，使之为社区带来最大的利益。这样，富人就变成了他们穷苦的兄弟们的受托人和代理人。
在卡内基卖掉他的公司之后两年，他退出生意场，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于公益事业。他已经有过捐赠的经验，25年前，他为故乡苏格兰的邓弗姆林捐赠了一座游泳池。当有些亲戚要求他再给他们的教会多捐一些钱的时候，他又勉为其难地捐了一架管风琴——他觉得风琴音乐大概是星期日教会礼拜的唯一可取之处。这件事渐渐地竟然发酵成他的慈善活动之一。当他馈赠教会风琴的事流传开来后，全国各地和国外的许多教会都向他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使他应接不暇。陆续得到他捐赠风琴的教会多达8000个，其中一半在美国，另一半在其他英语国家。对于一个根本不信教，而且以有理有序的“科学性的公益事业”先锋自居的人来说，这是相当离谱的。但是，卡内基显然并不在乎自己的自相矛盾、前后不一。
1881年，当他的财富积累已相当可观时，他提出捐款给匹兹堡建造一座公共图书馆，但市政府必须负责购置图书和管理。他后来又附赠了一大笔钱，让图书馆开办了八个分馆。他还赠款建立了一个美术馆、一个博物馆和一个音乐厅，它们后来组成卡内基理工学院的一部分。这所学院得到他的更多捐款，又扩建了一些技术学校、一个女子学院、一个图书馆培训学校和一所自然史博物馆。在这一宏大的项目完成时，卡内基捐款的数目已达2800万美元左右。1967年，这个学院与梅隆工业研究所合并成立了卡内基梅隆大学。
从某些方面看，这些早期的慈善尝试很典型地说明了卡内基从事慈善活动的方法，他的优先选择及他设定捐赠条件的理由。他从自己自学成才的经验中认识到，图书馆实在是人们获取知识以自立自强的最佳场所；而技术学校能够帮助人们获得谋生和从事有益工作的技能。至于艺术，特别是音乐，卡内基觉得是给人们提供“精雅的消遣和教养”的有效手段。
在匹兹堡图书馆开馆的那天晚上，卡内基在讲话中指出：“由于匹兹堡市明智的决定，这个图书馆得到了社区的支持，这就避免了公益事业中的一切弊端。匹兹堡的每个市民，即使是最不起眼的，现在走进的是他自己的图书馆，因为哪怕是最穷困的劳动者也直接或间接地付出了他们的一分奉献。”卡内基没有要求市政府为美术馆和博物馆提供经费，他说这些设施“应被看作是文化奢侈品，不该花费公币”。
在他的《财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出版以前，卡内基也开始向另外一些社区捐款建造公共图书馆，只要他们同意为图书馆提供长期支持。结果这成了他最大的一笔捐赠项目，也使他作为一个慈善家，在国际范围内声名鹊起。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先后捐出6000多万美元，在美国、英国、加拿大乃至斐济等英语国家，建立了近3000个公共图书馆。而这么多的捐赠都是由他的私人办公室和少数几个职员一手经办的。
在刊载他关于公益事业著名文章的出版物问世后两年，卡内基以4.8亿美元把他规模巨大的企业卖给J.P.摩根，成了当时世界上可能最富有的人。他立即按照自己的信念，将他的巨额财产大量地捐赠出去。从1901年到1911年这十年间，其个人公益事业急剧扩展的规模是举世罕见的。
1901年，他捐赠了1000万美元为苏格兰大学设立了卡内基信托基金，以改善该校的教学与科研条件，并为学生提供奖学金。
1902年，他创建了华盛顿特区卡内基研究所，以在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营养学、热力学及其他一些学科中开展广泛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实验，这是在纯科学领域内组织跨学科研究的重大关键措施。卡内基在由著名科学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的帮助下，前后投入了2230万美元来兴建这一事业。
1903年，卡内基捐赠了近400万美元创建邓弗姆林信托基金，为他出生的这个苏格兰小城提供文化娱乐设施。他还捐出150万美元，在海牙建造了一座和平宫，作为刚成立的解决国际争端的常设仲裁法庭的庭址。
1904年，他捐出200多万美元建立了卡内基英雄基金，以表彰冒生命危险拯救他人的公民，并给牺牲者的配偶及受赡养者以抚恤。
1905年，他始创了又一个重要项目——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CFAT）。他说：“在所有专业中，酬劳最低的是我们高等院校中的教师。”最初，CFAT只是发放补助金。不过，他及时地发现这样做不切实际，于是又设计出了另一个须受惠者参与的计划，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TIAACREF）。现在可加入这项计划的不只是大学教师，还包括所有各种非营利组织的雇员。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私营养老金系统。作为开路先锋，它最早树立了私营养老金体制的模式。
CFAT的另一项目的，是对美国高等教育的需要进行研究。其成果之一就是引发洛克菲勒对美国医学教育进行重大改革的那一份著名的弗莱克斯纳的报告。据称卡内基向CFAT捐助的工作经费达3000万美元。
1906年，卡内基建立了他的简化拼写委员会，试图推广一种简单而更合理的英语拼写方法。他为此大造声势，并允诺说，只要让他相信成功有望，他将不断地给予支持。结果并没有成功。这是卡内基把重大创意和他个人独特想法融合在一起的又一个例子。
卡内基从商务活动中退出后，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投身于公益事业。但过了近十年，他已感到疲倦。他的注意力和精力逐渐转向他所热衷的另一事业：寻求世界和平。以前，在西美战争爆发时，他也和许多人一样赞成侵略；如今，他转向了反面，开始谴责任何形式的战争，认为它们都是野蛮的，都是“对我们文明的可耻玷污”。
当支持和平倡议的机会来临时，卡内基立即作出反应。1907年，在华盛顿举行了中美洲和平会议，成果之一是建立了中美洲法院以仲裁争端。卡内基捐款兴建了法院的建筑，一年以后，他又为在华盛顿建造泛美联盟大楼提供了资金，再一次表现出了对倡导国际合作的支持。
1910年，他更进一步，拿出1000万美元设立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它提出的任务是：研究战争的起因；协助健全国际法；对公众进行有关战争和防止战争的教育；促使人们普遍接受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卡内基按自己的一贯做法，宣布他对选出的杰出的董事会成员完全信任，让他们有“最充分的权限”去决定需要采取的手段和政策，只要他们“牢记一个最终的目标，即迅速消除在所谓文明国家之间发生的国际战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在建立国际和平基金会一年后，卡内基作出了自己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慈善行动，创建了一个具有广泛目的的基金会，名为卡内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即“卡内基基金会”）。基金会可以把它的资金用于任何事业，或给予任何机构，只要董事会及未来的继任者们认为是对“增进与传播知识和人民对其的了解”至为重要的（参阅第十八章）。卡内基将1.25亿美元的款项转入这个基金会名下，从而实现了他的承诺——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剩余财富全部发散掉。在他将近5亿美元的家产中，最后留给家人的不过1500万美元左右。
除了为公益事业出力外，卡内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里，还写了无数的信函和文章寄给不同的国际知名人士，并利用一些身处高位的朋友们的广泛关系，以促进和平和不抵抗主义的目标，只是无济于事。到1917年4月，甚至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董事会也正式宣告：“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把反对德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战争进行到底，取得最后胜利。”几年之后基金会才重新启动它的预定项目。在卡内基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时事发生如此逆转，使他深为沮丧。有幸的是，他还是在生前看到了停战协议的签订，没有在完全的绝望中辞世。
这位小个子的苏格兰人像是一颗在公益事业的天穹中穿越而过的闪亮流星，没有人比他更耀眼。他有堂吉诃德式的精神和传教士的狂热；自相矛盾，但机智狡诈；无比乐观，又不停创造；在前半生贪得无厌，而后来却慷慨豪爽。卡内基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人物，但他确实存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