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来看，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出现的问题和当务之急每过十来年就会有所不同，美国公益事业的组织形态和工作重点也在相应地不停演变。近几十年来，在美国生活中，没有什么比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所发挥作用的程度的变化更加迅速和广泛的了。这些变化目前正迅速地渗透整个非营利部门，包括公益事业。她们在公益事业的许多方面都已经或正在以不同方式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首先，在慈善和义务工作的广大范围里，妇女作为组织者、筹款者和义工早已是这一系统的顶梁柱。这些传统活动为妇女提供了最合适的途径，去奉献她们的爱心、追求有意义的事业和为公众服务。这个广阔的领域，包括成千上万座教堂、医院、学校和文化机构等，必将长期为妇女提供倾注她们热情的机会。这些机构虽不可能变化得太快，但它们也在变，显然妇女将在其中拥有越来越多的高级行政职位和决策地位。
其次，在地方妇女会、女童子军、女青年会、圣约之子会妇女会等传统的女性团体中，都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这些组织被认为是保守的、白人的中产阶级或上层社会的国中之国，而现在，很多地方分支都在新一代妇女领袖的领导下，大大整顿和充实了它们的活动内容，使其更能针对不同背景和阶层的妇女与女孩子们的现实问题，也更易为她们所接受。新安排的项目包括职业训练、成立受虐妇女避难所等。
最后，一些成立多年的女性社会行动组织，如妇女选民联盟和计划生育联盟等，在国家生活中，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积极，也更具影响力。它们的领袖，都已成为全国性的人物。近些年来，从总统竞选辩论到选举制度改革，乃至堕胎问题和妇女的生育权利等，这些国家面临的最有争议和最基本的重要议题，她们都参与了。
此外，近年来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是，新一代的杰出妇女创建了一些新的、重要的、极有活力的非营利组织。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以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Marian Wright Edelamn）为首的儿童保障基金，由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管理的妇女行动联盟，以及坎迪·莱特纳（Candy Lightner）组织的反醉驾母亲协会。
与私人非营利领域的这些变化同步，各种妇女专业人士、管理人才以及地方、州、全国各级政府民选或聘任的女性官员人数也极大地增加了，而且这一趋势还在加速发展着。
之前已经详述了基金会职员和董事会成员的女性化趋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妇女的多重作用和日益增长的影响对公益事业的重要性。传统中，男人在公益事业中是占据支配地位的，创造和控制着财富的差不多全是他们的，他们设立并掌握着自己的基金会，至死方休。尽管出现了在前一章里介绍过的那些为数不少的例子，可妇女仍然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参与者。
现在，人们承认妇女在美国公益事业的历史发展中确实是很有影响力的因素，尽管她们从18世纪、19世纪直至进入20世纪，事实上普遍没有公民权利，而且在法律和经济上都处于劣势地位。如今，人们逐渐发现，至少近两百年来，妇女在公益事业中发挥了与男人同等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许多情况至今仍不太为人所了解。
举例是揭示真相最简单明了的办法。
首先，往往是妇女鼓动丈夫、儿子乃至全家，把行善的价值观灌输给他们，使之积极投入公益事业。尤因·考夫曼（Ewing Kanffman）和詹姆斯·凯茜（James Casey）这两位当代的主要捐赠者，就曾承认他们受到了这种影响。菲比·沃特曼·哈斯（Phoebe Waterman Hleas）在费城创建威廉·佩恩基金会，埃德娜·麦康奈尔·克拉克（Edna McConnell Clark）在纽约创建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家庭基金会，也是其中两个重要的例子。
其次，在由社区基金会管理的众多中小型慈善基金的建立过程中，家庭里的妇女成员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许多城市中这类基金会的领导人都能就这种现象的普遍性作出见证。
最后，妇女在建立和造就共同的公益机构的过程中，是她们的丈夫和儿子的积极伙伴。突出的例子有：史蒂文·哈克尼斯（Steven Harkness）和她的儿子爱德华（Edward）一起发展了联邦基金会；露西尔·帕卡德（Lucille Packard）和丈夫共同兴办了他们的大基金会；梅布尔·贝克曼（Mabel Beckman）和丈夫一起推进贝克曼基金会的发展；阿黛尔（Adele）和唐纳德·霍尔（Donald Hall）共同领导他们的霍尔家族基金会；萨姆·沃尔顿（Sam Walton）夫人创建了庞大的沃尔顿基金会。
还有一些能说明妇女在美国公益事业中拥有巨大影响的重要而又独特的例子，比如其中最著名的埃德索尔·福特（Edsel Ford）夫人，她活得比她丈夫和父亲亨利·福特都久。20世纪50年代初，她作出了一系列关键性的决定，拯救了危难中的福特汽车公司，进而促使还不健全的福特基金会稳步发展。她更新了这个挣扎中的汽车公司的管理，使之免于破产；她重组了可靠的基金会董事会并明确了它的项目，这些举动都是很英明的。
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不管妇女在美国生活中的地位如何变化，她们在慈善捐赠事业中所起的协同作用看来是不会削弱的。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种作用持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美国，虽然绝大多数的私人财产仍由男人创造并控制着，但已有许多事例表明，妇女正从原先次要从属的地位上升到能够左右她们的丈夫、父亲或儿子创建的第一流基金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总而言之，妇女对美国公益事业的直接的、间接的或幕后的影响都非常大，其重要性应该得到肯定。
在这一领域中其影响明显的普遍增长，改变了以前她们不能充分发挥能力的状况。近来，至少又有三项同步的发展正在或即将出现，更有助于让妇女大显身手。
第一方面是“妇女基金”的迅猛发展。这种新的基金会可溯源于1973年创建的女士基金会，它是依靠《女士杂志》（Ms.Magazine）的利润建立起来的，由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担任主席。
现在，在全国社区中已建立了60多个这类基金会，而且数目和资产还在急剧增加。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支持、赞助那些面向妇女和女童问题的有创意的项目。在美国的贫困人口中妇女的比例过大，她们承受着一大堆特殊的负担和折磨，然而长期以来，只有一小部分基金会把资金投向有关项目，其他资助机构往往忽视这方面的需要。这一场“妇女基金”运动就是由此引起并迅速发展起来的。
作为这些基金会的中心机构，全国妇女基金会网络是如此描述她们的目标的：“请想象有这么一个世界，妇女在那里享有同工同酬的待遇，生活在没有暴力、恐惧的家庭和社区里，她们和她们的孩子都有选择的机会，她们在政治事务中有平等的发言权，并且是处理涉及她们自身问题的主要决策人。仔细想想，我们本应都得到这样的公正和平等啊！”
这场运动尚处于早期阶段。它正在积极扩充和稳定经费来源，如利用妇女收入的减税规定，向职业妇女和继承了家产的妇女寻求赞助等。
第二个方面的进展是美国妇女中能够自己掌握钱财的人数日益增多，这将会加强妇女在公益事业中的独立地位和作用。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服装设计师唐娜·卡兰（Donna Karan）和乔吉特·克林格尔（Georgette Klinger）等著名企业家，以及继承财产和投资经营有方的妇女，如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和奥维塔·卡尔普·霍比（Oveta Culp Hobby）、出版界的安妮·考克斯·钱伯斯（Anne Cox Chambers）、石油和房地产业的玛格丽特·亨特·希尔（Margaret Hunt Hill），商业兴趣广泛的莉莲·邦兹·迪斯尼（Lillian Bounds Disney）等。这方面的进展表现在1970年以来妇女兴办的基金会不断增加，新基金会中有四分之一是由妇女创建的。
第三个方面的进展是1986年颁布的美国税法中一个微小而又重要的变化，它对妇女成为独立的捐赠者产生重大影响。这项“无限的婚姻免税额”的规定允许丈夫死后把全部财产移交给妻子，而免缴任何遗产税。由于美国近几十年来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不知有多少亿万的美元都将作为遗产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中传给后人。一般来说妻子都比丈夫长寿，很多富有的男人生前对慈善事业不太有或者毫无兴趣，这一重任就落到了他们的遗孀肩上。这一进展在经济方面连带的影响是非常可观的。
总的来看，过去长期未被承认的妇女在公益事业中的重要地位现在不仅已经确立并迅速增长，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可能有更大的飞跃。果真如此，我们就有十足的理由对公益事业发展的前景满怀希望了。当代妇女在整个美国生活中的地位普遍上升，她们在许多领域中大显身手的能力和信心都在日益增强。而过去妇女所作的贡献也为未来几代的女性捐赠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并激励她们努力取得更高的成就。
另外还有一点也令人很有信心，这就是当今美国生活中威胁最大的一些问题——家庭破裂、教育、保健、养老、种族和性别歧视等——恰恰是历来美国妇女慈善活动所集中的领域。因此，可以推定，由妇女捐赠者创建和领导的基金会新潮流所优先考虑的重点，将十分符合国家和社会的迫切需求。
要预测妇女未来在公益事业中的领导力和影响力，我们还可以观察近年来一些重要的妇女捐赠者的记录，虽然这方面不是非常令人鼓舞，她们的成绩有好也有坏。最好的可以举出以下两人：一位是和丈夫德威特·华莱士（Dewitt Wallace）一起创建了《读者文摘》庞大帝国的莉拉·艾奇逊·华莱士（Lila Acheson Wallace）；另一位是著名的企业家和养马专家露西尔·马基（Lucille Markey）。她的卡吕梅农场曾驯养出八匹获得肯塔基州德比赛马优胜的良驹。
莉拉·华莱士致富之后就成为一个无比慷慨的捐赠者，临终前，她把巨额财产分赠给了纽约市区一些主要的文化机构。尽管华莱士出版公司的控制权那时已落到一个野心勃勃而且观点不同的经理手中，但他也无法改变华莱士夫人已经作出的安排。
另外一位露西尔·马基在晚年时其财富已经超过个人的需要，十分明智地开始致力于公益事业。她寻求并采纳了一个出色的建议，决定把自己的捐赠集中到医学研究领域。她挑选高素质的人才组成工作班子，并明确规定全部基金必须在她死后十五年内发放完毕，以便达到实际的成效。自她于1987年7月去世以来，基金会由于捐赠得当而赢得了良好的盛誉，其运作于1997年6月30日结束。
而有些例子则很难以成败论。
一位是遍布全球的麦当劳快餐连锁店创建者的遗孀琼·克罗克（Joan Kroc）。她建立的基金会只是泛泛地提出了“帮助人们认识并改变那些可能降低个人价值和家庭之爱的状况”，而一直没有具体的项目和明确的捐赠重点。
另一位是芭芭拉·皮阿斯卡·约翰逊（Barbara Piasecka Johnson）。她原来是一个女佣，嫁给了年迈的主人苏厄德·约翰逊（Seward Johnson）。丈夫去世后的遗产纠纷曾引起流言蜚语和她与夫家之间的艰难官司。在解决了种种争端之后，她在新泽西州建造了一座占地160英亩的奢华庄园，又花了1亿美元搜集各种艺术品，同时也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基金会推行一个宏大的计划，要将资本主义的企业移植到她的故乡——波兰去，结果没有成功。不管怎样，至少她有一个崇高的目标。
在妇女捐赠者中，有的比较能干，有的不太能干，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过去多少年来男性捐赠者的情况也都是参差不齐、有高有低的。真正令人担心的，倒是将来富有的美国妇女会不会也像当今一代大批的有钱人那样，对公益事业和捐赠活动缺乏奉献精神。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里详细地加以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