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玛·霍格（Ima Hogg，1882—1975），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父亲詹姆斯·斯蒂芬·霍格（James Stephen Hogg）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和政治家，在19世纪末曾连任四届州长。霍格对爱女的个性和判断力十分信赖，很早她就在父亲的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1906年父亲去世后，她便利用家庭的财富和政治关系，参与各种公民活动和公益事业，她的主要兴趣之一是在精神病保健方面。她提出通过德克萨斯大学为全州提供精神保健的设想，因此捐款为这所大学建立了一个出色的研究机构——即今天我们所知的霍格精神健康基金会。她还建立了休斯敦儿童指导中心，在儿童精神病学领域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伊玛·霍格也喜爱音乐，她在组建休斯敦交响乐团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并担任了多年董事长。她还对保护历史文物感兴趣，在当时这个人人沉溺于经济增长的州里，实在是一种罕见的品位。她在这方面的一些项目中，最为人知的就是贝优本德（Bayou Bend）庄园的捐献。近40年来她一直住在这里。1966年，她把这个产业连其漂亮花园一起捐给了休斯敦美术馆，并赞助了维修经费。这里收藏有大量细心考据过的美国古董和家具。
自19世纪以来美国妇女慈善家行列的最后一位是玛格丽特·奥利维娅·斯洛克姆·塞奇（Margaret Olivia Slocum Sage，1829—1918）。其实从许多方面来看她都应该名列第一。她的基金会是美国第一个由妇女建立的基金会，也是那时最有想法的基金会：其项目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董事会享有较多的权责。它不仅贯彻了塞奇夫人矢志不移的理想，而且推行了很多新的重要想法，如利用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成果来建构改革的措施。可以说，玛格丽特·塞奇对公益事业的行事方法，在许多方面预示了20世纪美国公益事业的一些重要趋势。
塞奇夫人是纽约上州的名门之后。1847年她从埃玛威拉德女子中学毕业后，教了22年的书。中年时嫁给了纽约一个非常富有的鳏夫拉塞尔·塞奇（Russell Sage）。这位商人根本不赞成做善事，他时常被人们贬斥和嘲笑为吝啬鬼，说他是一个残酷无情的高利贷者、一个败坏政界和司法界的人。很多人都认为他毫无良心，“对公益事业一毛不拔”。不论对其性格的这些描绘是否完全属实，他的第二任妻子的喜好肯定大不相同。1906年她丈夫去世之后，塞奇夫人很快就成为一位美国的新慈善家。根据丈夫的遗嘱，她继承了6300万美元。按照当时报纸的调查统计，这笔钱使她成了美国妇女中的首富。她立即着手建立了一个新的基金会——很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基金会是以她丈夫的姓氏命名，以示纪念。
玛格丽特·塞奇是一位争取女权的斗士。也许是由于自身婚姻生活的体验，她相信妇女在道德上是优于男人的，因而对于文明道德的进步负有主要的责任。她还下决心要帮助美国的穷人改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但她对那种不加区别、单纯为了改善条件的布施办法很有疑虑。她要为消除贫困的根源真正做些实事，而不只是给钱去缓解个人的苦难。
在设计基金会的法律形态时，塞奇和她那位在公益事业方面经验丰富的律师都认为，一个慈善信托基金“在形式上和方法上都应该是有弹性的，能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工作”，以便长期地为改善美国的社会状况作出贡献。他们共同拟定了基金会的章程，其开放灵活的慈善目标和清楚明白的公共政策在当时都是罕见的。
塞奇夫人给这个实体注入了1000万美元的资金，该基金会在1907年正式注册成立。当时全国只有8个基金会，与新成立的塞奇基金会资金旗鼓相当的也有2个，但是没有一家像它这般活跃积极。它所宣布的目标除了为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改革提出方案并加以推行外，别无其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开展各种社会调查，把调研的结果提供给有影响的人士，并动员公众舆论来推动实行改革。
在那久已逝去的充满憧憬的年代，人们对以科学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新主张非常热心。纽约及其他城市的报纸立即对这个刚刚起步的基金会表示赞赏，称赞它宏伟大胆的目标、它给予董事会主事的自由度，以及它捐赠的规模。一家报纸说：“它是所有现代公益事业中最出色的馈赠之一。”另一家报纸说：“它的管理者们再也不必受那些没完没了的查询或信条的约束了。”当时对拉塞尔·塞奇基金会的好评，由此可见一斑。
这个基金会很快就走上了正轨。它聘请了一个好的班子，并委派了一些意义重大的研究计划。多年来，基金会赞助的工作的质量、这些研究对于制定社会福利政策和法令的影响是相当可观的。它成为第一个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极受各界的尊重。它促使学术界的专家们、有影响的私人社团和政府机构合作，共同发起解决住房、托儿、福利改革，特别是有关劳动妇女的种种问题的方案。它创造的这种基本运作过程本身，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0年后出现的布鲁金斯研究所和二十世纪基金会这类智囊团体，就是以它为榜样建立起来的。
玛格丽特·塞奇在基金会建立后的10年内，一直积极地亲身参与基金会各项计划的制订和实施，直到1918年去世之日。在她逝世后，拉塞尔·塞奇基金会逐渐变得更侧重于学术问题，而不是实际的社会改革活动了。基金会向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等这一类机构和许多大学科研中心进行捐赠，对这些机构的重点研究项目、新的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内新学科的开发，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尽管创建人那种社会活动家的精神已不复存在，但她创立的这个机构仍然坚如磐石，一直受到学术界诸多人士的高度敬重。
玛格丽特·塞奇代表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这样一批杰出妇女：她们不只是慷慨的捐赠者，而且具有很完善的如何达到公益事业成效的观念。例如安娜·珍斯，她所有的捐赠都强调要追求长远的目标，把注意力集中在培养人的自信、自立能力的项目上，而不仅是提供治标性的援助。伊丽莎白·米尔班克·安德森也同样对仅仅触及表象而非根源的善行持怀疑态度。因此，她把兴趣放在基础科学的研究上。她对儿童及社区保健中心的捐赠，只是为了“提供过渡性的援助，直到政府机构承担起这些责任为止”。
其他妇女捐赠者也都认同这种私人捐赠与政府政策之间关系的看法，认为私人的行动应激发起政府的呼应。如凯特·梅茜·拉德就认为：“在一个开明的民主社会里，私人公益事业最大的作用在于投资开发新的主意构想，使之逐步付诸社会实践，然后就该交由公共机构接手并继续下去。”
重要的第二阶段变化
以上关于美国妇女慈善家们高尚的事业和思想的概述，挂一漏万，只能简略地展示她们对国家这一重要传统所作贡献的规模和范围。长期以来，这些贡献极少得到承认，这些历史也大部分被忽视和遗忘了。
这些小传介绍的都是妇女作为捐赠者、作为基金会的创建人的事迹。妇女参与公益事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也不太受到注意，就是她们作为专业人员的作用。幸好，在近几十年里这方面发生了急速的，甚至革命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妇女担任公益事业的项目主管、高级职员乃至基金会的行政首脑。
在美国慈善文化中有一个存在已久的奇怪的反常现象：虽然人们都认为在美国生活中，妇女是最富同情心、最能关心和抚育人，也通常最有改革精神的力量，但在基金会的领域中，那些主要以慈善、教育和改革为目标的机构的领导和专业职位，几乎全被男性垄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久也依然如此。
近40年来，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妇女在美国基金会的专业队伍乃至管理层中的人数急剧增加。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像基金会理事会、独立部门联合会等为公益事业服务的专业机构领导层中。
这种悄然发生而颇具规模的变化迄今仍在进行中，它不仅显示了在公益事业和其他非营利性活动中男女两性的平衡或不平衡数量上的变化，而且多半也预示着这些事业的风格及未来的抉择取向将出现的质的变化。
现在妇女们的表现已充分证明：在组织和管理公益事业上，只要给予机会，她们可以和男人一样能干，就像她们一直以来都是胜任的捐赠者一样。不过近年来妇女大量进入公益事业担任高级行政人员和主要项目总监这一巨大的和相对急剧的变化，还仍然不太受人注意。
在上一代人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过数量相当多的出色的妇女捐赠者；但在基金会的行政主管和专业人员的层次中，实际上并没有妇女的位置。而现在，很多，也许是绝大多数主要的基金会，都至少有一位妇女任董事；还有如杜克基金会等，已由妇女担任主席。今天在美国公益事业管理层中一些最杰出的人物是女性，其中最著名的有：联邦基金会的首脑玛格丽特·玛奥尼（Margaret Mahoney）；洛克菲勒家族的公益事业高级顾问伊丽莎白·麦科马克；宏大的皮尤纪念信托基金的首脑丽贝卡·赖姆尔（Rebecca Rimel）；卡内基公司的执行副主席芭芭拉·芬伯格（Barbara Finberg）；西北地区基金会的主席特丽·廷森·萨里奥（Terry Tinson Saario）；乔伊斯基金会的首脑德博拉·莱夫（Deborah Leff）；堪萨斯城社区基金会的首脑贾尼丝·克瑞摩（Janice Kreamer）；纽约社区基金会的首脑芭芭拉·布卢姆伦（Barbara Blum）；还有苏珊·贝雷斯福德（Susam Berresford），她已被选为全国最大的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主席富兰克林·托马斯（Franklin Thomas）的接班人。
同样出色的还有一些项目总监，她们已使自己的名字具有了传奇色彩，如福特基金会的艺术项目总监马西娅·汤普森（Marcia Thompson）和该基金会拉美裔、印第安及其他少数民族项目的总监西沃恩·奥本海默·尼克劳（Siobhan Oppenheimer Nicolau）。
在公益事业的联合机构中，妇女也有很大的影响。其中最杰出的是非营利社团的统筹机构——独立部门联合会的研究主任弗吉尼娅·霍金森（Virginia Hodginson），非营利部门研究基金的首脑伊丽莎白·鲍里斯（Elizabeth Boris），基金会中心的首脑萨拉·恩格尔哈特（Sarah Englehart）和慈善事业圆桌会议的总监金伯利·丹尼斯（Kimberly Dennis）。还有其他一些有影响的著名人物，如《慈善纪事报》的执行主编斯泰茜·帕尔默（Stacy Palmet），以及曾任克尔基金会首脑的安妮·摩根（Anne Margan），她现在是许多捐赠者和基金会的顾问。
这些妇女全都极富才干，在她们各自的领域中超群出众。紧随她们的脚步，还有新一代更大一批年轻有为的妇女专业人士出现。不久前还几乎由男性垄断的公益事业，经过这一悄然而又急剧的变化，如今正朝向男女平等地承担主要领导职位的方向发展。
妇女现在已得到机会和认可，她们也证实了自己的行政和专业能力。值得更深入研究的是，随着她们的影响和权威日益增大，她们是否会与她们的男性前任有所不同，给公益机构及其运作带来更多的敏感性和同情心，使之更适于承担它的任务。
譬如，现在举国上下都逐渐认识到家庭观念的深远意义和重要性，认识到上一代人抚育下一代的责任，以及忽视或丧失这些将带给个人与社会的灾难性后果。而人们普遍认为，由于天性和生活经验的差异，就总体而言，女性比男性更适合于承担抚养教育儿童、维护家庭关系、照顾贫苦病残等责任。所以，现在看来，公益事业的女性化完全可能使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适应美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无论如何，这些变化将会继续扩大妇女在新世纪公益事业中的作用和影响，它将带来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