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不得不痛苦地面对困难的政策选择，甚至成了犹太族群内部一些人激烈批评的对象。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定为犹太人重建新家园之后，随着每一波排犹灾难发生，都会引起一场帮助受害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定居的募捐热潮。但是罗森沃尔德一直坚信，犹太人的出路必须在自己生活的社会中去寻求，而不是被输送到另一个新的“家园”去。他尤其确信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在经济上永远不可能自立，总是需要从海外注入大量资金来推持其生存。因此，在他看来，援助犹太人的正确途径，应该是帮助他们获得必要的技能，以能让他们在本国立足和保持自尊。
基于这些观点，罗森沃尔德拒绝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索求，而将千百万美元投入了其他一些项目。如新的苏维埃政府提出一个宏伟的计划：让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大片肥沃的土地上重新安居，罗森沃尔德的捐款就用来培养他们成为好的庄稼人，帮助他们在新社区的发展。这一举措的成功，又促使他投入更多的捐款，去继续开展一项为城市犹太人培训生产技能的计划。
罗森沃尔德这种独立的方针，使他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产生了不断的冲突，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苏联的反犹主义重新复活之后。就在同一时期，他也在为改善美国国内的种族关系而继续努力，他无情地反击对黑人的种种偏见，不论它们出现在教育、就业、居住，还是服兵役等方面。他也以同样坚忍不拔的态度与反犹主义对抗。一个成功的例子是，经过长期的斗争，他终于迫使亨利·福特停止散发臭名昭彰的《犹太复国主义老会备忘录》（The Protocols of the Learned Elclers of Zion）。
在早期，罗森沃尔德基金紧紧跟随洛克菲勒公益事业的脚步，只是在种族隔离的环境中为黑人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洛氏大胆地创立了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后，罗森沃尔德开始提出一系列有关种族平等和废除种族隔离的倡议，并向走在前面的种族合作委员会捐款。20世纪20年代末，当洛克菲勒对公益事业的热情开始减退时，罗森沃尔德对许多致力于改变南方种族关系的团体的支持就更加引人注目了。此外，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基金在卫生领域也开始活跃：他捐款在南方兴建医院，在国内其他一些城市创办有黑人医生和护士服务的实验性保健中心等。
到1927年，也许是基于多年来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担任董事的体会，罗森沃尔德逐渐认识到，基金会是一个服务社会的行事机构，而不只是个人图方便的设施，因此它需要有一个由兴趣广泛、经验丰富的人士组成的制定政策的班子，以及能干的专业职员。于是，第二年他就把基金会董事会里的家庭成员全部换了下来。他按照自己反对基金会永世长存的主张，规定基金会在他死后25年内，必须把它的全部资源用光。他把埃德温·恩布里（Edwin Embree）请来担任执行长，此人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副主席，这两年跟罗森沃尔德本人一样，被那个组织中日益增长的保守倾向弄得心灰意冷。
重组后的罗森沃德基金一方面继续努力增进黑人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又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不顾医药组织的强烈反对，竭力从各方面寻找途径来降低穷人——不论黑人或白人——的医疗费用。罗森沃尔德和恩布里还相应组织了一些讨论会和调查研究，探讨黑人贫困的一般状况，以及农场租佃制和工会实践对南北方黑人困境的影响等问题。
随着经济大萧条的来临，罗森沃尔德不得不把自己逐渐衰退的精力大部分用于解决自己公司的问题。尽管如此，他仍然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相当一部分财力，来庇护成百上千的雇员躲过由股市狂泻引发的经济崩溃。
罗森沃尔德的最后岁月笼罩着一片阴霾。有两个新的不利情况出现：一是由于反犹主义在欧洲兴起和希特勒在德国登台，使在巴勒斯坦地区重建犹太人家园的主张变得正当和紧迫；二是在美国，一些奋力争取种族平等的领袖人物开始不断对他进行批评，说他的学校建造计划实际上默认和迁就了南方的种族隔离教育制度。在这段时间里，罗森沃尔德从自己的公益事业中所获得的成就感，肯定是与相当程度的失落感交织在一起的。
罗森沃尔德于1932年新经济政策刚出台之时去世。但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基金仍在继续运作，在恩布里的领导下，基金会积极同许多联邦政府部门合作，把专家安插在其中，促进它们对城市和农村黑人特殊需要的重视。但是，由于当时整个国民经济状况不佳，有些较早提出的、需要大量依靠政府支持的教育和卫生计划不得不夭折了。
恩布里一直任职到1946年，此时，距罗森沃尔德规定的限期还有11年，但基金会关闭了。毫无疑问，不论这些年来国内外发生过多么深刻的变化，罗森沃尔德基金会是在黑暗的时代里光芒四射的灯塔。他作为慈善家的记录自始至终都是非同凡响的。罗森沃尔德的慷慨是基于自己坚定的原则和信念。在国内外，他都力求成为社会的救治者、安抚者和凝聚者。他用自己的财富和献身精神，尽力帮助减少他那个时代处于逆境的人们的困苦，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
三位巨人之比较
在公益事业中，这三位巨人犹如他们在生意场上一样，都受到美国历史上那段英雄主义精神的影响。那时到处充满乐观精神，相信进步是必然的。在为全国发展和工业化的艰巨斗争中，洛克菲勒、卡内基和罗森沃尔德都是顽强求胜的竞争对手。
但是三人又全都是理想主义者，坚信教育、科学的力量与人类和睦共处的可能性。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才使他们致力于公益事业。当然，他们还不曾考虑到可观的税务优惠，因为是在他们作出了大量捐赠之后，联邦政府的第一个所得税法才颁布。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这三人终其一生对待公益事业的态度都非常严肃认真。他们将其置于最优先的地位，为之竭尽全力，而不仅仅是当作一项副业，或偶尔为之的兴趣。
这三人在立业后很早就开始捐赠活动。随着财富的增长，他们对公益事业的介入程度也稳步上升。每个人都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捐赠由小到大，项目由简单到复杂。这种学习的经验，以及对公益事业的兴趣和想法的演进，贯穿在他们的一生之中。
但在风格上，这三人有很大的不同。罗森沃尔德是一位事必躬亲的捐赠者，对自己的项目总是亲身参与和控制，只是到了晚年才将重任委派给一位专业的经理。卡内基本人构思和设计项目，不仅为之确立目标，而且制定运作的结构和方法，但一旦架子搭好，他就将其移交给一个由他挑选的董事会，董事会有充分的自由来指导具体运作，必要时甚至有权改弦易辙。洛克菲勒在制订计划和项目时，则相当依赖于他能干的助手盖茨和自己的儿子，不过他保留项目的启动和经费的最后决定权。他是幕后的力量，但却是很强的力量。
出于他们的商业经验，所有这三人在安排他们的捐赠时都是熟练的谈判者。而且他们都善用机会，常以自己的捐赠来找到和促成更多其他方面的支持。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在把经费分别注入他们创建的一些独立的项目和机构时十分谨慎，最后才把大量余下的资金赋予一个目标广泛的永久性基金会。罗森沃尔德向各种各样的项目和组织捐款不菲，然而他并不大量建立新机构。他自己设立的罗森沃尔德基金，与他反对永恒性的意愿相吻合，在他去世14年后就寿终正寝了。
在半个多世纪后，我们考察发现他们的公益事业中最引人注目的特色，可能是这三人的雄心壮志和事业的宏大规模，这与今天绝大多数大基金会和大捐赠者普遍的缩手缩脚、零敲碎打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三位巨人的视野和胆识与他们巨量的财富是相当的。他们也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了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敢于作出重要的，甚至巨大的经济承诺，也能顶住种种非议和公开的批评。
最后，十分清楚的是，罗森沃尔德和卡内基两人尽管在晚年有一定程度的失望，但他们仍从公益事业中获得了极大的激励和满足。这不但是由于他们的努力获得了公众的承认和称赞，而且也由于这些捐赠使他们的生活有了真正的意义，这是他们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就所无法给予的。
至于洛克菲勒这位令人难以捉摸和接近的人，公益事业对于他而言似乎只是履行一项强加于己的上帝的任务。不过，他的儿子在继续他的事业时表现出的献身精神和才干，相信也曾温暖过那颗冷酷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