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对，那件事比较愚蠢。因为新东方是现金报名，银行一般到四点钟以后就关门了，所以到四点钟以后，所有的收入要么锁在保险柜里，要么带回家去。新东方当时租的是两间破平房，锁在保险柜里肯定不安全，所以我就每天晚上把钱拎回去。后来大概被人盯上了，在家门口被劫了一次。劫匪给我打了一针，给动物打的麻醉针，我昏死过去以后，他们把家里那些钱全都拿走了。
杨帆：是熟悉您的人干的是吧？
俞敏洪：对。这个主犯跟我原来有过一面之缘，他在北京郊区有一个培训中心。我们去租他那个场地，当时我们付了他一笔钱，大概是两万多块钱，约定等到结账的时候如果这些钱没花完，他就应该还给新东方。但是他把那些钱用完了，他后来说钱确实用完了，等我以后有了再还给你行不行？我说，我们也交往了一场，既然你这么艰难的话，你有钱了呢愿意还就还，不愿意还也就拉倒了，这个事情就别提了。结果这事变成了一件坏事，这个家伙觉得我既然这么大方，一定很有钱，就盯上我了。但是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他的同伙儿特别凶残，据说凡是劫着的人一定活不成的。但是到了我这儿，这个主犯就说，俞敏洪还是个不错的人，算了吧。这就是我为什么能活下来的原因。所以又是好事，又是坏事。
杨帆：嗯，吃亏就是占便宜，被劫的过程也是挺离奇的。
俞敏洪：是挺离奇的。一般来说，他们那个麻醉针打下去，要不就死掉了，要不就是昏迷十个八个小时，但是很奇怪，我大概昏迷一个小时就醒过来了，还自己从床上滚下来打了电话。
杨帆：用下巴打电话是吧？
俞敏洪：对，因为手被捆起来了。刚好我的那个电话机是个传真机，传真机和电话机一体机，按键很大，所以打电话把警察给叫过来，把自己认识的人叫过来。他们过来了以后，我又昏迷过去，到第二天才被抢救过来。医生说奇怪了，你怎么中间会醒过来半小时？我说这是天不绝我吧。
杨帆：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儿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了，很难得。
俞敏洪：对。我也觉得这辈子怎么会这样，自己都觉得奇怪。希望自己以后的生活，过得风平浪静一点。
走过了创业之初最艰难的几年，新东方学校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然而，同时他也感到了一个人力量的有限，他开始召唤当年的朋友们。
初创“新东方”王国
还有一个版本，说是一句“窝囊废”成就了一个新东方。
——杨帆
这是我老婆的口头禅。
——俞敏洪
杨帆：您的一个标志性的表情，就是笑眯眯的。永远是心情大好？
俞敏洪：因为我在这个位置上，必须随时给人信心。如果大家发现连你都失去信心了，下面的人怎么会有信心呢？
杨帆：还有一个版本，说是一句“窝囊废”成就了一个新东方。
俞敏洪：这是我老婆的口头禅。但是我觉得伟大还在我，因为很多男人被骂完以后就窝囊下去了，我被骂完以后，就不窝囊了。没有我老婆的敦促、鼓励和打击，我是不可能有今天的。
杨帆：原来新东方是一个家族式的企业，您的爱人，包括您爱人的家属，包括您的母亲都介入公司。那么后来由于您重新选择合作伙伴，重新建立这样一个现代企业机制，把这些人都辞退了。
俞敏洪：最初在我这些朋友从国外回来以前，家庭成员帮了我很多忙，但既然我要让朋友从国外回来了，我必须对他们负责到底。所以1997年，我让我老婆离开了新东方，以学习的名义，把她送到国外去了。这样，我这些朋友跟我才能平等交流，否则让他们觉得我多一个分量，总有点儿不舒服吧。后来我把我姐夫等也请走了，我老妈差不多半年不理我，接着我又把我老婆那边的姐夫、姐姐请走，我老婆差不多半年不理我。所以那段日子很难过的，但现在看来，这一个步骤是做得极其正确的，不然的话，新东方现在就上不了市。
利益与友情
能聚到一起不离不弃靠的是什么？
——杨帆
友谊也像流水一样。流水不腐，友谊也要常新。
——俞敏洪
杨帆：后来新东方有一个阶段，叫“摇动的新东方”，人事关系可能比较复杂。
俞敏洪：对。出现这种现象也比较正常。原来是个体户，合在一起以后，就出现了利益、权利各种各样的纠纷，原来大家一帮朋友一起干，大家都是一个锅里吃饭。但是公司结构一改造，谁是总裁，谁是第一副总裁，谁是第二副总裁，大家排名都排不开了，因为第一副总裁一定比第二副总裁拿的工资高，两个人互相不服气就会掐起来。到最后，就全部找我。新东方混乱了大概有3～4年的时间。
杨帆：您不觉得这个时间过长了一点吗？
俞敏洪：挺长的。但是大家是一帮教书匠，从这个结构中间摸进来，没有散伙，最后还摸索出了一个国际化的上市公司的结构，这个时间就不算长。
杨帆：您的三驾马车的另外两驾，一个是王强，一是徐小平，他们两个人在这个争端过程中，可能提出要辞职。您以什么方式把他们留下来的？
俞敏洪：这个其实很简单，在知识分子身上有时候只存在一个面子问题。只要记住一点，在任何时候，都绝对不说让人家不能有回旋余地的话。不管遇到多么激烈的争吵，我都像只乌龟似的缩在那儿一动不动，我从来没有说过让这些朋友听了寒心，再也不想回头的话，一句都没说过。
杨帆：能聚到一起不离不弃靠的是什么？
俞敏洪：友谊也像流水一样，流水不腐，友谊也要常新。本人也得有新的思想、新的内涵、新的境界，引起哪怕是最老的朋友的一种尊重、惊喜。像老徐、王强、老包，都会经常给我这种感觉。新东方历史上是有很多痛苦的时刻，我们大家都曾经想放弃，但是实际上最终使新东方凝聚在一起的东西，就是共同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金钱衡量不到，当然必须包含金钱，但只靠利益不能够凝聚。那还需要什么呢？就是人们之间互相的欣赏，对别人的精神理念、观念和心灵的欣赏。
2006年，新东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从当年一文不名的穷书生，到今天拥有亿万资产的新东方掌门人，他会如何看待今天的成功？
上市的荣光与未来的浪漫
您一路走来的这段历程，总让人觉得是一份教材。
——杨帆
杨帆：很多人探究您上市的目的，产生了很多说法。您自己怎么认为？
俞敏洪：坦率地说，就我本人而言，我是不想上市的，包括到上市的前一天，我还有抵触情绪。因为一旦上市以后，你每天必须保证多少的增长，但我自己始终认为做教育不是靠数据增长能够说明的，做教育做的是影响力，而不是收入。每次提到上市，新东方的人会说，老俞呀，你做了十几年新东方，你家里的存款可能已经够你用一辈子的了，我们在新东方还没赚到太多的钱呢。我们照这样的速度赚钱，赚到五六十岁，累死了也不一定够自己活的。如果上市了呢，大家一下子都富起来了，这样大家再回来干新东方不是挺好吗？谁都知道上市它是按照市盈率来计算财富的，当有人告诉你，10万块钱，只要经过运作，就能变成300万的时候，这样的诱惑你能挡得住吗？上市有这么一个说法，必须是这个领域第一家上，第二家就不值钱了。事实也是这样的，中国还没有教育股，那最好是变成第一家，所以我们最后就下定决心上了。
杨帆：上市之后，您好像也成为中国最富有的教师了，是吧？
俞敏洪：对，最富有的老师，因为我还在给学生上课。其实我认识的人中间，比我有钱的太多太多了。
杨帆：有人说俞敏洪对于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俞敏洪：其实坦率地说，没什么特别的贡献，但我觉得我把我的这些观念、思想、精神和意志，传递给学生，应该还是有点用处的，这从学生的反馈中间能够看出来。比如说很多学生本来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能出国读书的，但是听了我的课以后，出国读书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学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去哈佛、耶鲁，但是在我的鼓励下，结果真去了哈佛、耶鲁。后来我觉得，人是有很大潜力的，关键是要有人去唤醒他们的潜能。看到学生每次听完你的讲座，脸上放出那种从来没有的光彩，我就感觉到，一定要做下去。
杨帆：您一路走来的这段历程，总让人觉得是一份教材。您自己是一个优秀的老师，同时您的经历也是一份优秀的讲义。
俞敏洪：有一点点。很多经历，后来才能够深刻地理解，比如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种感觉还是有的。现在当我看到一个特别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不再像原来那样垂头丧气了，现在想的就是总能够克服的，没有翻不过去的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现在设想，期待着老俞有一天能找到他的接班人，越快越好。有一天，我希望我们四个人都能够脱离日常的管理，可能更加务虚，那个时候也就是重叙友情的日子。我觉得我们现在能设想的，恐怕就是这样一起慢慢变老了。这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这是友情的浪漫了，对吗？
张贤亮：“贩卖荒凉”的首富作家
要在市场上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必须把别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
——张贤亮
一个作家，两座古堡废墟，《红高粱》从这里走向了世界。他名门望族的身世背景，换得的却是22年的劳改生涯。他将自己的一生化成文字，根据他的自传体小说改编成的电影《牧马人》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天命之年，他再起波澜。这是一个文人在一片废墟上抒写的商业传奇。
简介
张贤亮，1936年出生于南京，国家一级作家。他的《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分别获1980年及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绿化树》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宁夏文联名誉主席，1993年在一片明清兵营废墟上建立宁夏镇北堡西部影城。
打上时代烙印的童年
原本以为您是在非常优越的环境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因为您出生于这样的一个家世，总会让人浮想联翩。
——杨帆
我之所幸，就在于我有个好母亲。
——张贤亮
杨帆：张老师您好，走近您，应该说是因为西部影城，而无论曾为知名作家还是今天的商人，在文化产业您都是拥有话语权的一位。
张贤亮：我曾经是知名的作家，现在也还算是一个知名的作家吧，对吧。
杨帆：您现在当然还是知名作家，不过新的亮点可能更在于西部影城的崛起。十三四年的时间，能够从几十万资产做到亿万富翁，您应该是作家领域里最富有的一位了。我们都知道，您生长在一个殷实的家庭。您觉得童年的优越生活给您带来了什么？
张贤亮：我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家庭。童年的生活，舒适是谈不上，因为我1936年出生，1937年日本人就打到南京来了，我们开始逃难。我父亲那时候在西安给张学良当英文秘书，只有20多岁，我母亲和奶妈背着我，辗转逃难到西安。到西安时，“双十二事变”已经过去了。1937年的时候，我父亲也离开了张学良，因为张学良被囚禁了，我们就一起到了重庆。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我们住在乡下，所以我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从小就住着洋房、坐着汽车。小的时候，我就是在农村长大的。
张贤亮：我父亲非常喜欢玩儿，戴笠也非常喜欢玩儿。戴笠你知道，就是最大的军统头目，后来到重庆他们两个就玩儿成了拜把兄弟。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被逮捕了。我家从1950年就开始被抄家，我们全部被扫地出门。我初中和高中时候是很艰苦的，我这个出身又不能申请助学金，就靠我母亲在街上给人编织毛衣维持生活。她要承担家里所有的担子，还带着我一个妹妹。
杨帆：原本以为您是在非常优越的环境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因为您出生于这样的一个家庭，总会让人浮想联翩。
张贤亮：我之所幸，就在于我有个好母亲，所以我把母亲的肖像，一直放在展厅那儿。
这张母亲的照片就这样一直挂在张贤亮镇北堡影城展厅中，而张贤亮现在住的四合院就紧挨在旁边，以这样的方式母子相依。张贤亮每天踱步夕阳中，修长的身形异常的淡定、从容，看不出任何过往的波澜或者曾经的壮阔，而这份对于人生的宽容和豁达，正是母亲赋予他的，陪他走过懵懂的幼年、压抑的少年直至那段漫长的囚禁岁月。
从“鸡毛掸子”到“荒原诗人”
这衰老的大地本是一片枯黄，却被我吹得到处碧绿、生气洋洋。
——张贤亮《大风歌》片段
张贤亮：我母亲对我的教育非常严格。我四岁的时候就开始读书。（杨帆：读哪方面的书？）先是我母亲教我唐诗三百首，后来请了一位教书先生，开始就读《古文观止》，因为我们家里有一本《古文观止》。
杨帆：教四五岁的小孩怎么会选择《古文观止》？
张贤亮：如果家里有一本《烹调大全》，他就会用《烹调大全》来教。（大笑）就是因为刚好有这么一本书。
杨帆：幸亏不是别的书。您觉得读书的兴趣，是那会儿慢慢地熏陶出来的，还是说您从小就喜欢接触这些文字？
张贤亮：那个时候如果我书读得不对我母亲是要打的，真打，用鸡毛掸子打！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棒下出孝子。当时我是流着泪读书的，那时不愿意读，后来才知道这个好处。
杨帆：上学之后就受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