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本书首次提出并阐述了“阴山文化”这一学术范畴和“阴山文化史”这一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研究课题，那么应当如何论述这个课题就是不能不解决的另一重要问题。而这方面可以说是无可依傍，没有现成的体例可以照搬，只能根据课题的具体内容和需要加以创造性的构建。本书很好的构架了这个课题的研究体系。一方面本书的编排布局较好地体现了阴山文化历史阶段的发展，全书共分四章，以先秦至宋代为一章，元明时期、清代至民国、新中国建立之后各为一章，体现了作者对于处理阴山文化发展历程中的轻重、详略的匠心，这是一种切合阴山地区历史发展具体情况的合理的安排。这是因为，尽管第一章的历史跨度远远超过后面几章，但是其历史内涵和分量与建立过统一王朝的元蒙和满清时期还是稍逊一筹，与新中国建立后这一地区历史文化的突破性发展更不能相提并论。另一方面，根据这种历史布局，本书分别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这个地区各民族的情况，行政建制的发展变化，这是这个地域历史文化的主人及其所处政治环境与变迁的前提，在这个前提的基础上，进而深入论述了这个地区的石器文化、青铜文化和农耕、畜牧、工商诸业等，以及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民间习俗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从而本书很好地完成了其既定学术目标和任务，对于阴山文化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从全面性来说，本书既论述了阴山地区的物质文化，又论述了其精神文化的发展变化；从系统性而言，本书论述了这个地区从远古以来历朝历代乃至现当代的文化状况及其发展变化和传承关系，可以说是一部阴山文化通史。因而本书向读者展现出了一幅相当完整的阴山文化历史画卷。我以为这种处理是符合并有利于表达阴山文化发展历史的客观状况的，合理的。也就是说本书所构建的阴山文化史体系，一方面是以纵向的历史发展为经，另一方面则以横向的不同的专题为纬，经纬交错而将历史的断片编织成完整的体系，有利于将阴山文化的发展历史从古至今多维地、有血有肉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本书所构建的阴山文化史研究体系，对于其它地域性文化史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参考借鉴意义。不同地域性文化史的具体内容可以是千差万别的，但是这种经纬交错的研究体系具有相当的普适性，是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的。
必须强调指出，本书的架构并非率意而为，均有着丰富的历史资料作为依据，从而其论述是有说服力的，可靠的。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关于阴山文化史并没有一部相对完整的、比较集中的、可资参考的历史记载和资料，而是零碎地散见于各种记载之中，其资料搜集难度大，作者是从诸多正史、类书、笔记、文集、方志和考古资料中进行广泛搜集，爬罗剔抉、探赜索隐，从而构筑了这样一个全面、系统的体系的。由此可见作者付出的劳动是巨大的。正因为这种付出，就使本书的论述建立在扎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之上。本书的论述都有相应的、可信的资料支持，而非空洞的推论和浮言。
《阴山文化史》之所以能够被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并得以出版而成为学术界第一部成功的阴山文化史著作不是偶然的，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原因。首先是与包头师范学院党政领导一贯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视分不开，在这方面我有切身的感受。从2005年起我受聘于包头师范学院，在与学校党政领导的接触中，深感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职志和热诚。学校虽然地处边陲僻壤，但是其追求之高远，视野之开阔，生机之勃发，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千方百计引进人才的同时，与国内外教育界、学术界建立了广泛、密切的联系，从师专升格本科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发展为一个集全日制本专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教育为一身，融职前培养与职后教育为一体的高等师范院校。在重视教学质量的同时狠抓科研工作，其中阴山文化研究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从1990年在《阴山学刊》中开辟“阴山文化研究”专栏开始，包头师范学院就在全国率先提出阴山文化研究这样一个学术命题和研究目标，截至2009年，“阴山文化研究”专栏已发表论文100余篇。2006年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第三届评优活动中，《阴山学刊》被评为“全国优秀社科学报”，“阴山文化研究”专栏获得“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称号。期间不仅在本校教师中开展阴山文化研究，而且组织和联系国内外学术界展开研究，举办阴山文化研究研讨会，事实上成为全国阴山文化研究的重镇和中心。《阴山文化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和学术积淀下脱颖而出的成果之一。其次，与王炜民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历史文化学院学术团队的成长壮大分不开。本书的著者是历史文化学院的骨干教师，他们意气风发、锐意进取，不仅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而且在科研上奋发图强，孜孜不倦，他们都是本学院阴山文化研究队伍中的翘楚，多年来发表了许多有关阴山文化研究的论文。由这样一个团队来承担阴山文化史的撰述，保证了书稿应有的学术基础和素质，宜其获得成功。
最后还应当指出，正因为《阴山文化史》是一部开拓创新之作，故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就不仅在于本书已经阐述的那些内容和问题，而且包括它向人们提出和所启示的阴山文化研究从宏观至微观方面的诸多学术问题，兹略举于后：
前者如阴山“文化”与阴山“民族”关系的问题。本书指出：“阴山地域是我国北部一个很重要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区域”，然而“阴山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汉族和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众多少数民族在这一地域创造了十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那么，这里就牵涉到了“民族”与“文化”关系的重大问题。陈寅恪先生有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认为判别“种族（民族）”的标准是“文化”而不是“血统”，故“种族与文化”是“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他说：“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种族之关系较轻。”（《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凡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又说：“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人所承之血统。”（《元白诗笺证稿》）。既然我们视阴山文化为一独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那么这种文化与其北部之胡族文化及其南部之汉族文化的联系与异同为何？这种文化对于活动于这个地域中的诸民族的关系如何？而由这种文化所决定的这一地域的民族与其北部之胡族以及与其南部之汉族的联系与异同又如何？这是研究阴山文化史同样“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的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本书给予读者所提出和启示的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后者如“北假”问题。本书写道：“秦还将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夹山带河的五原地区称作‘北假’。据《史记》卷110《匈奴列传》《集解》注：‘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与贫人，故云北假。’可见秦代曾经在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设田官。田官奉命把土地借给贫苦农民耕种，使这一地区的农业得到开发，至汉代变成‘膏粱植谷’的农业区。”这也是本书向读者提出的一个有关阴山地区研究的重要问题。从这里出发，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究：①北假营田具体始于何时？从始皇三十三年“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的记载看，似乎此前北假已经存在？②北假的具体范围如何？郦道元说：“自高阙以东，夹山带河，阳山以往，皆北假也。”杨守敬《注疏》引董祐诚曰：“今自阿尔坦山迤西至乌喇特，南至黄河，皆古北假地。”这些说法究竟如何？③北假的性质如何？假者，借也，假田即租借国有土地，内地多为解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问题的一种方式。大面积农田开发，涉及农民来源问题，阴山地区的假田对象是哪些人，是军事编制之移民还是当地的编户之民？假田者属于郡县编户还是军事体系？其民族成分如何？是否也有少数民族？这种土地的分配制度如何？属于自由小农还是一种屯田的性质？④北假田的管理问题，这里的“田官”究竟是什么职官？是地方政府——郡县辖官还是中央政府特派之负责北假土地管理的专职官员？它与后世的屯田官员有无联系？⑤北假农垦区在秦代以后的发展变化如何？其开发对于阴山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以及“阴山文化”发展有何意义？对后世的影响如何？诸如此类，似还有深入开掘的空间。
《阴山文化史》提出和启示我们的问题远不止上面列举的那些问题，我们可以说本课题为地域文化史的研究找到了一座学术“富矿”，人们大可以在其基础上大力开掘，延伸扩展和深化地域性文化史的研究，而这也是本书筚路蓝缕之功及其对于历史科学研究的一个贡献。
【作者简介】：黎虎，1936年生，广东兴宁人，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阴山学刊》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