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安定社会,使各族人民在比较正常的生活中交往,缩小差异,有利于民族融合。两国交兵之秋,坑杀焚戮是难免的,石勒军队也不列外,但其军纪较之同期割据者要好一些,并且注意安抚治理占领地区。三〇八年,石勒攻打魏郡、汲郡、顿丘时,杀了魏郡太守等官吏,而“老弱安堵如故”,且“军无私掠,百姓怀之”。三〇九年,石勒攻下黎阳附近“三十余壁,置守宰以抚之。”三一四年,于蓟智擒王浚后,对因天灾、战祸逃到这一地区的流民则让他们“各还桑梓”。三一六年,“司、冀、并、兖州流人数万户在于辽西,迭相招引,人不安业。”石勒派兵征服“久而不克”,便向张宾问计。张宾说:“冯豬等本非明公之深仇,辽西流人悉有恋本之思。今宜班师息甲,差选良守,任之以龚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泽,奋扬威武,幽冀之寇可翘足而静,辽西流人可指时而至。”石勒听从张宾的谋略,召回兵马,“署武遂令李回为易北都护、振武将军、高阳太守”,实行招抚,大收成效。至此,安抚政策更加明确。三二一年,打败段匹磾于厌次,“散诸流人三万余户,复其本业,置守宰以抚之。”并且与东晋征北将军祖逖互赠礼品,修结和好,使得“兖豫又安,人得休息。”三二三年,石勒还“遣使结好于慕容廆。”(《资治通鉴·晋纪》十四明帝太宁元年)石勒起兵初,杀死不少所俘虏的西晋王公卿士和世家大族,到后期则对屠杀有所制止。在他称王后的第二年,就下令“自今克敌,获士人,毋得擅杀,必生致之。”(《资治通鉴·晋纪》十三元帝太兴三年)
战乱必使人口减少,石勒政权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其统治地区实行奖励生育的措施。史书记载,在张宾“专总朝政”时期的三二一年,“黎阳民人陈武妻,一产三男一女,武携其妻子,诣襄国上书自陈”,“赐乳婢一人,穀一百石,杂缯四十匹。”(《十六国春秋辑补·后赵录》)后又有“堂阳人陈豬妻一产三男,赐其衣帛廪食,乳婢一口,复三岁勿事。”这种奖赐对于安抚民心,休养生息无疑是有好处的。
石勒政权还注重使其辖地有统一的秩序。石勒自称赵王不久,就“下书曰:‘今大乱之后,律令滋烦,其采集律令之要,为施行条制。’于是命法曹令史贯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余岁,乃用律令。”对于经济流通领域也较为注意,一建后赵就“置挈壶署,铸丰货钱。”《晋书·石勒载记》还记载说:“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员石,铭曰:‘律石权重四钧,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其时兵乱之后,典度堙灭,遂命下礼官,为准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钱三十文,……因此令公私行钱。”
由于石勒政权政绩较好,辖地较为安定。石勒一称王,就“赦殊死已下。”这仍是张宾提出的“奉宣仁泽”的安抚政策的继续。这说明石勒对自己的治理颇为自信。就是从人民流动的情况,也可看出石勒政权的措施是有成效的。三一六年,刘聪所辖司州平阳大饥,有二十多万户流入石勒控制的冀州。以后,石勒又听从张宾计,对辽西流人采用安抚政策,“流人降者岁数千。”就是四周邻邦也为之折服,争相献其方物。“高句丽肃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并献马于勒。凉州牧张骏,遣长史马洗奉图送款。高昌、于阗、鄯善、大宛,使献其方物。晋荆州牧陶侃,遣兼长史王敷聘于勒,致江南之珍宝奇兽。秦州送白虎白鹿,荆州送白雉白兔。”石勒政权能安定社会,吸引流民,加强与邻邦来往,这对缩小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加速民族融合,是起了推动作用的。
第三,重视汉文化,实际使汉族先进文化成为融合各族为一家的工具。当时,各族文化以汉族发展最高,因而是否通晓儒家经史就成了衡量各族上层人物文化程度的准绳,这不能不引起石勒政权的重视。石勒虽然手不能书,目不识字,但身边有像张宾这样的一些很有学问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仅用汉文化熏陶石勒,而且还促使后赵实行扩大汉文化影响的措施。况且,石勒自己也“雅爱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有一次,他让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张宾在为石勒献计谋略时,总是引证汉家史实,谈论汉族帝王业绩。石勒在谈吐中也是以汉族历史为据,谈到自己也是与汉族历史人物相比。《太平御览》卷一二〇《偏霸部?后赵石勒》记载着这样的故事:“勒谓徐光曰:‘朕方古开基何等主也?’光对曰:‘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荦,超越魏祖;自三王以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已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视之,然犹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朕遇光武者,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朕在二刘之间,轩辕岂所拟乎!’”
石勒在建立后赵政权之前,就“立太学,简明经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后赵建立后,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石勒还“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不仅在都城,在地方也“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这说明设置学校收到一定效果。当然,设置学校的目的是为其政权培养官吏,但也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
石勒建立后赵,就按照汉族皇家传统修撰史书,朝会也兴汉族礼仪。《晋书·石勒载记》记载,石勒称赵王后,即“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纪》,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并且“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为金根大辂,黄屋左纛,天子车旗”,“自是朝会常以天子礼乐飨其群下,威仪冠冕从容可观矣。”石勒是羯族人,出身低微,又没有文化,之所以注重写史书并能大摆天子礼仪,张宾等汉族士人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选人方面,石勒政权仍沿用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制度。石勒曾经“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署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又令“郡僚及州郡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洁、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还曾令公卿举贤良、方正等,“答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石勒自己还“巡行冀州诸郡,引见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班赐穀帛有差。”
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的吸取过程,也就是民族融合的过程。石勒政权建立学校,兴汉礼仪,承汉制度都是在扩大汉族文化的影响,客观上起着加速民族融合的作用。
第四,较好地处理各族关系,有利于民族融合。石勒本人是羯人,首先就要解决怎样对待汉族的问题。笔者读书不多,但就所看过的《晋书》、《魏书》、《资治通鉴》、《太平御览》、《十六国春秋辑补》有关部分,还未发现石勒排汉的记载。至于石虎惨杀汉人,与石勒已无直接关系,倒是反衬出石勒高人一筹。石勒当政时,实际上把汉族上层人物作为政权的重要支柱。石勒在攻占冀州时,就收罗汉族“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后来,“每破一州,必简别衣冠,号君子城。”(《太平御览》卷一九三引《郡国志》)张宾虽是汉族士人,但并不歧视少数民族。他自比张良,又把石勒视作可共成大事的刘邦,说明他并没有把胡汉两样对待。他崇敬石勒,石勒也十分信任他,不但遇事向他问计,就是用人也常与他商量。张宾也尽力为石勒政权推荐贤才,并帮助石勒较好地处理对待汉族士人的事。三一三年,石勒准备营建邺城,“慨风俗殷杂,须贤望以绥之,”便问张宾:“谁可任也?”张宾答:“晋故东莱太守南阳赵彭,忠亮笃敏,有佐时良榦,将军若任之以邺,必能允副神规。”石勒于是征赵彭署为魏郡太守。没想到赵彭却相辞说:“臣往曾策名晋室,食其禄矣,犬马恋主,切不敢忘。诚知晋之宗庙,鞠为茂草,亦犹洪川东逝,往而不还。明公应符受命,可谓攀龙之会,但受人之荣宠,复事二姓者,臣志所不为。且岂惟愚臣之狷志,恐亦明公之所不许,有死而已,不敢闻命。”石勒顿时“默然”,很不高兴。张宾进曰:“自将军神旗所经,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退者。至如此贤,以将军为高祖,自拟为四公,所谓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将军不世之髙,何必吏之。”石勒这才“大悦”,说:“右侯之言得孤心矣。”于是赐给赵彭“安车驷马,养以卿禄,辟其子明为参军。”石勒不仅对张宾言听计从,让他总揽朝政,而且对关陇地区的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七姓世家大族给予优待。还任用了中原的世家大族,如河东裴宪、范阳卢谌、渤海石璞、北地傅畅、颍川荀绰等为高官。裴宪、荀绰原都是晋朝大臣,辅佐王浚。三一四年,石勒擒王浚后,“浚将佐争诣军门谢罪,馈赂交错”,独裴、荀二人不至,石勒便召来责问道:“王浚暴虐,孤讨而诛之,诸人皆来庆谢,二君独与之同恶,将何以逃其戮乎!”二人答曰:“宪等世仕晋朝,荷其荣禄,浚虽凶粗,犹是晋之藩臣,故宪等从之,不敢有弍。明公苟不修德义,专事威刑,则宪等死自其分,又何逃乎!请就死。”并且“不拜而出。”石勒这次听到同赵彭相似的话,不但没有生气,还“召而谢之,待以客礼。”等到发现裴、荀二人为官清廉,石勒说:“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于是任命裴宪为从事中郎,绰为参军。
后赵王朝也和匈奴刘氏王朝一样,采用胡汉分治的政策。石勒曾以中垒将军支雄、游击将军王阳“并领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以张离、张良、刘群、刘漠等为门生主书,司典胡人出内。”这是适应胡汉不同的情况。当时,“号胡为国人”,竭力提高胡人的地位,但也规定不许胡人“侮易衣冠华族。”其时,“制法令甚严,兼讳胡尤峻。诸胡物皆改名。”(《十六国春秋辑补·后赵录》)但偶有疏忽犯讳,也不一定受责。《晋书·石勒载记》载这样两件事。其一,“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门,勒大怒,谓宫门小执法冯翥曰:‘夫人君为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宫阙之间乎?向驰马入门为是何人,而不弹白邪?’翥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驰入,而不可与语。’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其二,“勒以参军樊坦清贫,擢授章武内史。既入而辞,勒见坦衣冠弊坏,大惊曰:‘樊参军何贫之甚也!’坦性诚朴,率然而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资材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耶!今当相偿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这既说明胡汉地位有差异,也说明石勒处理这类事情是有分寸的。
石勒政权还能较好地处理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据唐长儒先生考证,石勒最初结纳的“十八骑”中,便有汉、匈奴、羯、杂胡等不同民族成分。(唐长儒《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晋代北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石勒起兵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乌丸族张伏利度的部众。像羌族的姚弋仲、氐族的蒲洪这些豪酋也在后赵享有特权。石勒在与王浚对阵时,曾生擒鲜卑族末柸,诸将都劝他杀掉末柸,他说:“辽西鲜卑,健国也,与我素无怨仇,为王浚所使耳。今杀一人,结怨一国,非计也。放之必悦,不复为王浚所用矣。”于是,释放末柸,与鲜卑族段就六眷结盟修好。由上可见,石勒所建立的后赵是各民族上层分子的联合专政,就连忠于晋室,素有重望的刘琨也说石勒“总内外之任,兼华戎之号”,这对于少数民族的封建化和民族融合是有利的。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五一二页)石勒和张宾所处的时代,是两晋的门阀政治腐败,黑暗已达极点;以后在北方相继建立的几代政权,残暴好杀,社会陷入混乱,国家陷入分裂,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陷入痛苦的深渊。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张宾辅佐石勒实现北方的统一,注重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经济,扩大汉化的影响,较好地处理各族关系,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融合的积极措施,其历史功绩是不能抹煞的。
三二二年,张宾死,石勒亲临痛哭,哀恸左右,赠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将要入葬时,石勒“送于正阳门,望之流涕,顾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耶,何夺吾右侯之早也!’”(《晋书·载记附张宾传》)石勒的哀叹进一步说明张宾在石勒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张宾的早死,对于石勒的事业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损失。继张宾之后,“程遐代为右长史,勒每与遐议有所不合,辄叹曰:‘右侯舍我去,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因流涕弥日。”(同前)张宾死时,后赵的根基已经稳固,基本国策也已成形,正如旧史家所说:“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晋书·石勒载记附张宾传》)张宾在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地位要给予足够的肯定。
(原载《包头师专学报》198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