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也和阶级、国家一样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民族从来就不是单一的成分，作为我国主体民族的汉族，正是不断的吸收新鲜血液发展而来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民族大融合的时代。魏晋时期的所谓“五胡”，即匈奴、羯、氐、羌、鲜卑五个少数民族，正是以十六国时期为契机，先后进入中原地区，逐渐与汉族同化，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到唐代与汉族完全融合为一体。在这个融合过程中，有人起了推动作用，有人起了阻碍作用。其中起了较大推动作用的，一般提及三人，即苻坚、魏孝文帝和李世民。北魏统一北方后，魏孝文帝实行了历史上有名的一系列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施行班俸禄、立三长、行均田，这对于缓和鲜卑统治者与各民族的矛盾，巩固少数民族人民定居农耕生活，促进他们封建化，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迁都洛阳和改革鲜卑旧俗，对促进鲜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汉化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魏孝文帝对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唐太宗在其征战过程中及建立统一的强大王朝后，实行了较为平等的民族政策，在他总结“朕所以成今日之功”的经验时，自豪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到了唐代，所谓“五胡”完成了同汉族的融合，李世民是收民族融合功实的人。至于苻坚，何兹全先生在六十年代初发表了《苻坚与王猛》一文（见一九六三年第二期《历史教学》）指出：苻坚“是氐人，但他却要用先进的汉族文化作融合各族的熔炉，用汉族文化作为共同心理状态的基础，把各族联为一体。他提倡儒学，他所说的‘夷狄应和’、‘同有形于赤子’，就是这种要求的表现。……苻坚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好作用，这就是应该肯定的。”之后苻坚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笔者在学习过程中，发现在此三人之前的石勒，对推动民族融合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诚然，石勒在推动民族融合方面所起的作用，略逊于苻坚、魏孝文帝和李世民，但是，历史有其承继性，后来者居上是理所当然的。近几年，发表了几篇评论石勒的文章，但都从民族融合这个角度强调不够。特别是对于石勒的得力谋主张宾则更少有人注意。本文拟就张宾奠定石勒事业的功绩，尤其是辅佐石勒推动民族融合的作用，略加论述，愿史学界前辈及同仁给予指正。
中国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是各民族统治者纷纷建立割据政权，称霸一方的动乱时期。不过，在动乱中，中国北部也有两次短暂的统一。第一次就是后赵称雄北方。《读史方舆纪要》说：后赵全盛之日，辖地“南逾淮汉，东滨于海，西至河西，北尽燕代。”今日河北、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等省全部，及江苏、安徽、甘肃、湖北、辽宁等省的一部，大抵都属于后赵。前赵亡后，前凉张骏亦降，其所有凉、河、定、商、秦等州之地（即今甘肃西北部、新疆南部及原宁夏一带）亦间接受制于石勒。事实上后赵几乎完全统一了中国北方。
后赵是由石勒开创的。石勒字世龙，是上党武乡羯人，父、祖并为部落小帅。十四岁，曾随同部落中人“行贩洛阳”，不久又回家耕田。“长而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晋书·石勒载记》。以下不注明出处的引文，都引自《晋书·石勒载记》）二十余岁时，被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掠卖到茌平（今山东茌平县西）人师懽家为耕奴；不久，师懽把他放免为佃客。后组成“十八骑”，先归公师藩，继而又投刘渊，势力逐渐发展。到西晋灭亡，石勒已占有七州之地，成为北方最大的军事力量。公元三一九年，石勒自称赵王，建立后赵。三二九年，灭前赵。三三〇年称皇帝，后赵与东晋以淮水为界，形成南北对峙形势。三三三年七月，石勒病死，其时后赵兴盛达到顶峰，之后便日益衰落。
人们谈及前秦苻坚不能不提王猛，同样，提到后赵石勒不能不提及张宾。张宾是石勒奠定基业的得力谋主。张宾字孟孙，赵郡中丘人，其父张瑶曾任中山太守。“宾少好学，博涉经史，不为章节，阔达有大节，常谓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鉴识不后子房，但不遇高祖耳。’为中丘王帐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晋书·石勒载记附张宾传》）
等到永嘉大乱，石勒作为刘渊的将军“与诸将下山东”，张宾就对亲近的人说：“吾历观诸将多矣，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晋书·石勒载记附张宾传》）三〇九年，石勒攻陷冀州各郡县的壁垒百余个，兵增至十余万人。这时，张宾“提剑诣军门，大呼请见，勒亦未之奇也。宾数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为军功曹。”（《资治通鉴·晋纪》九怀帝永嘉三年）
石勒开始并没有立即相信张宾的才干，经过事实的考验，才逐渐确立了对张宾的信任。石勒曾于三一〇年向南“攻陷江西垒壁三十余所”，并且“有雄踞江汉之志”。“张宾以为不可，劝勒北还”。但是石勒没有听从张宾的意见，结果在晋将王导率兵进攻下，“军粮不接，死疫大半。”最后还是“纳张宾策”，“裹粮卷甲，渡沔，寇江夏”，才在作战中获胜，攻入新蔡，“进陷许昌”。此间，石勒“以宾为参军都尉，领记室，位次司马，专居中总事。”
汉国大将王弥雄心勃勃，军力强盛，是当时石勒称雄北方的强劲对手。王弥采纳刘暾的意见，准备先灭石勒，“使暾征其将曹嶷于齐”。但是，刘暾被石勒的游骑捉获，王弥给曹嶷的书信也落入石勒之手。当王弥的大将徐邈率部离去，王弥势力削弱时，张宾对石勒说：“今不图之，恐曹嶷复至，共为羽翼，后虽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军势稍弱，观其控御之怀犹盛，可诱而灭之。”其时，石勒与陈午相攻于蓬关，王弥亦与刘瑞相持甚急。王弥向石勒求救。石勒起初并未答应。“张宾进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陈午小竖，何能为寇？王弥人杰，将为我害’。”经张宾劝说，石勒这才率兵解王弥之急，斩杀了刘瑞。这样一来，王弥以为石勒“深心推奉”，在石勒诡请王弥赴宴时，便欣然前往。酒席间，石勒手斩王弥“而并其众”，扩大了势力，阻止了汉国在黄河下游的活动。石勒也加深了对张宾才干的了解。
石勒诱杀王弥后，南下至葛陂“缮室宇，课农造舟”拟攻建业。这时霖雨三个月不止，勒军既缺粮，又遇时疫流行，死者大半，而东晋军队又大集于寿春，准备还击勒军。在此情况下，石勒召集部下商量对策。右长史刁膺主张先送降书于东晋，石勒当然不同意。另外两种意见：“中间夔安，劝石勒就高避水，勒曰：‘将军何其怯乎！’孔苌、支雄等三十余将进曰：‘及吴军未集，苌等请各将三百步卒，乘船三十余道，夜登其城，斩吴将头，得其城，食其仓米。今年要当破丹阳，定江南，尽生缚取司马家儿辈。’勒笑曰：‘是勇士之计也。’各赐铠马一匹。”当时石勒既无稳定的后方，北人又不习水战，最后还是听取了张宾的意见，回师北上，攻取河朔地方。北进时，“军中大饥，士众相食。”石勒又用张宾计，袭取汲郡向冰船只“济大军”，并伏击向冰获胜，“又因其资，军遂丰振，长驱寇邺。”（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后赵录》）至此，张宾的见识已明显高出诸将，于是石勒把刁膺退为将军。“擢宾为右长史，加为中垒将军，号曰右侯。”张宾成了石勒不可离开的决策人物。如遇张宾有病时，石勒甚至亲自到张宾处“就而谋之”。
石勒率兵北归途中，“诸将佐议攻取三台以据之。”张宾对石勒分析形势说：“刘演众犹数千，三台险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则能自溃。王彭祖、刘越石大敌也，宜及其未有备，密规进据罕城（疑为牢城），广运粮储，西禀平阳，扫定并蓟，桓文之业可济也。且今天下鼎沸，战争方始，游行羁旅，人无定志，难以保万全，制天下。”并且建议道：“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然后命将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则群凶可除，王业可图矣。”石勒听从了张宾的意见，进据襄国（今河北邢台市），以后就建都于此。张宾否定了石勒“雄踞江汉”的想法，并且反对先向南攻打建业，而主张以襄国为基地，是很有战略见识的。除了张宾谈到的“地利”条件外，襄国、邺城一带，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以此为根据地再四向发展，就有了物质的保障。而且，魏晋以来，北方少数民族已大量迁居这一带，杂居状态使各族人民之间已有所了解，石勒作为羯人，以此为根据地，比起“江汉”和建业来，还略有“人和”的有利因素。石勒能够统一北方，定都襄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石勒率军进据襄国后，西晋遗留下的重镇还有幽州王浚、并州刘琨。三一四年，王浚所辖幽州“自去岁大水，人不粒食，浚积粟百万不能赡恤，刑政苛酷，赋役殷烦，贼害贤良，诛斥谏士，下不堪命，流叛略尽。鲜卑、乌丸离弍于外，枣嵩、田矫贪暴于内，人情阻扰，甲士羸弊。”（《十六国春秋辑补·后赵录》）石勒听从张宾的计谋，先“称藩推奉”去除王浚的猜疑，又利用王浚与刘琨的矛盾，“修牋于昆，送质请和”，巧妙地袭杀了王浚，取得幽州。到三一六年，又击败刘琨，取得并州。至此，西晋朝在北方的残余势力全部被消灭了。
三一九年，石勒自称大单于、赵王，定都襄国，“加张宾大执法，专总朝政，位冠僚首。”张宾虽然身居显要高位，但并不自傲，而是谦虚谨慎，“开襟下士，士无贤愚，造之者莫不得尽其情焉”，而且政绩颇好，“肃清百僚，屏绝私昵，入则格言，出则归美”（《晋书·石勒载记附张宾传》），深得石勒敬重。每当朝会，石勒常为张宾“正容貌，简辞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与为比也。”（同前）
综上所述，张宾确实“机不虚发，算无遗策”，为后赵的基业立了大功。他的意见直接影响着石勒，石勒治下后赵的各项措施都直接或间接与他有关。因此，我们评论石勒当政时期采取的各项措施，都不能忽视张宾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石勒与张宾是十六国时期的佼佼者，一篇短文难以对他们作出全面的评价，但仅从民族融合这个侧面加以论述，就足以看出他们所应居有的历史地位，也可进一步看出张宾辅佐石勒的功绩。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一般说来，统治汉族的少数民族融化速度较快，而被统治的少数民族融化速度较慢，从这个意义来讲，后赵作为羯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政权更值得总结。下面，就张宾辅佐石勒采取的几项具体措施，探讨一下他们对民族融合所起的推动作用。
第一，劝课农桑，使汉魏以来我国西境和北境内迁的各少数民族彻底地过着农业定居生活，既促进了农业生产，又加速了民族融合。石勒少年时曾从事农业生产，又曾被卖为奴，为人耕作，知道农民的艰难困苦。张宾自幼好学，“博涉经史”，对传统的“耕战”思想也不会不重视。虽然在戎马倥偬，军饷不继时，石勒军队曾经掠夺民食，但到北方一带逐渐平定时，就较能注重农业生产，“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晋书·石勒载记》说：“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劝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石勒甚至还身体力行，“亲耕籍田”。由于石勒政权较能重视农业，就到石虎初年，后赵的储粮还不少，故石虎“以租入殷广，转输劳烦，令中仓岁入百万斛，余者储之水次”。（《晋书·石季龙载记》）由此可见，石勒时期的劝课农桑政策对后赵农业起过积极作用。这一点较之匈奴的前赵刘氏，确实要好得多。
石勒政权不仅积极劝课农桑，而且还禁止耗费大量粮食去酿酒，石勒称王后，“以百姓始复业，资蓄未丰，于是重制禁酿，郊祀宗庙皆以醴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这既可节省大量粮食，又可减少沉湎于酒中而怠废政事的情况。这和前赵刘聪、刘曜的酗酒害政，真不可同日而语。
在重视农业之外，石勒政权所征收的租调也较轻些。石勒在取得邺城后，以“司、冀渐宁，人始租赋”，开始采用中原地区已有的剥削方式，向占领地区内的编户齐民，进行田租户调的剥削。到了三一四年，取得幽州之后，以幽冀诸州，渐次稳定，“始下州郡，阅实人户”，规定百姓每户出“户赀二匹，租二斛”。这个剥削量比之西晋实施占田法后，“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棉三斤”（《初学记》卷二十七引《晋故事》）来，要轻得多。在十六国时期，战争频仍，生产破坏，而石勒政权减轻编户齐民的田租户调，确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