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鸿修史态度比较严谨。在撰写了十五国共95卷之后，对于尚缺的成汉国，尽管已搜集了一些资料，但因未得到常璩所撰记载李雄父子割据四川历史的《蜀书》，恐修撰过于简略，竟停笔多年，直至从江南购到常璩书才补写了《蜀录》5卷。而且崔鸿志存实录，涉及北魏残暴的史事也比较如实地作了著录。当然，由于《十六国春秋》记事范围很广，错误也是难免的。
由于《十六国春秋》材料丰富，编制得体，所以唐朝修《晋书》时，其《载记》部分主要采撷于此书。可惜原书到了宋代就亡佚了。后世又有人以《晋书》、《汉魏丛书》收录的《十六国春秋》为主，将崔鸿之书的佚文缀成《十六国春秋》的辑本。现行的辑本有两种，一是明代屠乔孙、项琳等人的辑本。这个本子博采兼收，但引文未都注明出处，且又疏于考证，而仍题名崔鸿撰，故有人称其为“伪书”。实际上“其文皆联缀古书，非由杜撰”（《四库全书总目》），还有一些《晋书》、《魏书》皆无的材料，其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另有清朝汤球的《十六国春秋辑补》。此本编纂虽不及屠乔孙本详细，但采集务求信而有证，对所辑佚文皆注明出处，用力甚勤，是现存一个较好的辑本。
（原载1989年4月21日《宁夏日报》）
魏晋士大夫的速写《世说新语》
魏晋时期，官僚士大夫尚空谈而不干实事，务虚名而鄙薄礼法，生活荒淫，思想颓废，代表了统治阶级一个重要的侧面。而反应这种情况的著作当首推《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撰。原名《世说》，唐代称《世说新书》，后来改为《世说新语》。全书原共八卷，今本分为三卷，书中将汉朝至东晋间士大夫的轶事琐语，分门别类，辑录成三十六门，开了后代专事搜访旧闻近事而写述笔记、野史的风气。《世说新语》所记均为历史上的真人，它形式短小精悍，语言生动简明，可视为封建士大夫生活面貌的速写，是我们研究魏晋时期社会状况和思想文化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魏晋时期统治阶级奢靡成风，《世说新语》有许多直接的记述。如《汰侈》篇所记，晋武帝的舅父王恺与著名豪富石崇斗富的故事就颇为典型。王恺家用麦糖洗锅；石崇家把蜡烛当柴烧。王恺用绿色的绫裹着紫色的丝布做成步障四十里；石崇就用织锦花缎做出更华丽的步障五十里。王恺拿着晋武帝赏赐的一株“高二尺许”，“世罕其比”的珊瑚树向石崇炫耀。石崇竟将这株珍贵的珊瑚树击得粉碎。并令人把家中高三、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的珊瑚树取出六、七株，任王恺挑选作为赔偿。
魏晋士族轻视人命如儿戏。《汰侈》篇记石崇每次宴客常让美女伴从劝饮，客人有饮酒不尽的，要把那个美女杀掉。一次，大将军王敦故意要看石崇杀人取乐，几次劝酒不饮，石崇竟连杀三人，而王敦竟亦“颜色如故”，令人发指。
魏晋士大夫多消极颓废，乖僻放荡，饮酒浇愁和服药养生也成为一种风气。如《世说新语？任诞》篇记张翰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
当然，《世说新语》出于维护封建名教的需要，也描写了一些具有较好品质的人物。如《德行》篇记荀巨伯重义轻生，救护朋友；《自新》篇写周处为民除害，勇于悔过。
另外，魏晋时期盛行的“清谈”《世说新语》也提供了许多具体的材料。如《文学》篇记孙盛与殷浩共谈，往复辩论，不暇用餐，热烈气氛跃然纸上。《排调》篇记王文度与林法师讲析义理，孙兴公讥诮林法师理不通达，“如着弊絮在荆棘中，触地挂阂”，比喻十分恰当。如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学风和社会风气。
还须提及的是，南朝梁时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了注，为原书大增光彩。刘孝标用力甚勤，征引繁富，引用经史别传、诸子著作、诗赋杂文以及别集释道之书多达四百余种。而这些被引用的书籍大部分现已失传，故刘注在保存古籍佚文方面的功劳应予充分肯定。而且刘孝标作注是把《世说新语》作为一部史学著作来看待的，整个注释工作始终根基于史学价值之上，态度谨严，深得史家注书之法。因而刘氏《世说新语注》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并称，成为我国古代极负盛名的注本之一。
（原载1989年5月26日《宁夏日报》）
《宋书》的八志
《宋书》是一部记载南北朝时期宋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撰者沈约（公元441——513年），字休文，宋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德清县）人。他历经宋、齐、梁三朝，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沈约一生勤奋读书，博学多闻，著述宏富。他的著作有《晋书》、《宋书》、《文章志》、《文集》等十七、八种，共四百多卷。不过这些著作大部佚失，现存完整的只剩《宋书》一百卷。
沈约撰《宋书》始于南齐永明五年（487年），至次年二月即完成了纪传七十卷。以后又续撰了八志三十卷。沈约能迅速成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底本可依。宋朝国史的编修，从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就已开始。前后有著作郎何承天、史学家山谦之、裴松之以及徐爰等多人参加了写作。徐爰编的“国史”已写到大明末年，以下至宋亡，不过只有十多年的历史需续写。沈约在此基础上进行工作，自然易于毕功了。关于南朝宋的历史，与沈约同时或稍后，还有不少人写过，然而这些著作早已亡佚。沈约《宋书》之所以能独存于世，与其材料丰富，文辞流畅，纪、传、志俱全，内容大部真实可靠是分不开的。
就《宋书》本身而言，八志卷数虽然不多，分量却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是它的精华。八志所记并不限于刘宋一代，而是上继班固《汉书》及司马彪《续汉书》诸志，凡二书所没有的，都一一追溯到三代、秦汉，具有完整的体系。
《律历》、《天文》二志是根据当时天文学家何承天的撰述写成，较为精密。同时，《律历》还收录了曹魏杨伟《景初历》、刘宋何承天《元嘉历》和祖冲之《大明历》的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著作，因此在科技史上也具有一定地位。《州郡志》是沈约的力作，不仅记载了刘宋一代的州、郡建置情况，考察了汉、魏以来的沿革变化，而且于侨置州、郡、县记载尤详，是研究这一时期州郡改易复杂情况的最主要依据。《百官志》把三国至宋的官职演化进行了系统叙述，是正史“百官志”中较好的一种。《乐志》则历叙歌舞乐器的起源和变革，保存了汉魏以来一直至宋的歌词、舞曲和乐章，在各史乐志中具有独特的风格。《礼志》还包括了前史《郊祀》、《輿服》等志的内容，其中有不少研究封建礼教有用的材料。至于《五行》、《符瑞》二志，沈约不厌其详地记载五帝三代以来所谓“圣帝哲王”的“嘉应”、“瑞命”，则反映了其“王权神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此外，在八志前有一篇《志序》，历叙前史设志情况及本书编撰意图，是一篇重要文章。沈约认为《艺文》《沟洫》二志，由于时代不同可以从略。如《汉书？沟洫志》主要是叙述统一的汉王朝黄河流域的水利灌溉情况，今刘宋偏安江左，黄河流域已非宋所统辖，因此不便立志。《食货》《刑法》是重要的历史材料，《宋书》中却没有，这是因为沈约在他所撰《晋书》中已有此目，且内容完备，便未再设。清代学者郝懿行曾为《宋书》补《食货》《刑法》二志计153条，材料全从《宋书》辑出，可见《宋书》未专设此二志，也不是太大缺陷。
（原载1989年6月16日《宁夏日报》）
为家族树碑立传的萧子显
萧子显（489——537年），字景阳，南兰陵郡南兰陵县（今江苏常州市西北）人，幼时好学，一生撰有《后汉书》、《普通北伐记》、《贵俭传》、《晋史草》等多部史著，代表作是《南齐书》。
《南齐书》所记起自齐高帝萧道成建元元年（479年），终于齐和帝萧贵融中行二年（502年），共23年的历史。书名本为《齐书》，后来为了与唐代李百药的《北齐书》相区别，宋代始称《南齐书》。原书共60卷，但《序录》一卷早佚，现存59卷，包括本纪8卷、志11卷、列传40卷。
萧子显出身于南齐宗室，是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豫章王萧嶷的儿子，以前朝帝王子孙而修前朝史，在封建时代正史中还仅此一家。因而在撰写《南齐书》时，对其祖先不仅曲笔回护，而且还要颂扬溢美。如萧道成逼宋顺帝刘准禅位于己，后又派人将其杀害，而萧子显在《高帝本纪》中只说“汝阴王薨”。在本纪末尾的“论”中，还引孙卿的话说萧齐得天下是受命于天，而不是夺取，这是明显的粉饰之词。又如，萧子显为抬高他父亲豫章王萧嶷的地位，故意不编入《高祖十二传》中，而是另立专传，置于文惠太子传之后，以示尊崇。另外，南齐后妃及宗室诸王几乎无不有传，在列传记载的不到二百人中占到56人。
当然，《南齐书》虽然有为亲者隐讳夸张以及宣扬宿命论及因果报应等明显的缺点，但作为现存最早记述南齐历史的著作，其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首先，萧子显以当代人写当代事，比较容易搜集到第一手材料，在与其利害关系没有直接冲突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写出真实的历史情况，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历史材料。如《沈文季传》记载了发动于今浙江地区的唐寓之起义，反映了阶级斗争的情况，资料珍贵。《竟陵王萧子良传》叙述了追逋租、征赋役、兴水利、垦荒田等情况，是有关社会经济史的材料。《祖冲之传》则记载了古代著名科学家祖冲之上《大明历》表，以及造指南车、千里船、水碓磨等事迹，是重要的科学技术史资料。唐初李延寿编写《南史》时，对于《南齐书》记载有所增删，但所记南齐历史的内容百分之八十原本于《南齐书》，其价值不言自明。其次，《南齐书》叙事文字比较简洁，尤其是善用类叙法，即立传一人而兼叙他人，记述一事而推及他事。如《褚澄传》叙述其精于医术，由此而叙及徐嗣的医术更精于澄。这种“传不多而人自备载”（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九《齐书类叙法最善》）的类叙法，虽非萧子显所创，但其笔法更加成熟，值得称赞。
（原载1989年7月7日《宁夏日报》）
《梁书》和《陈书》
姚思廉（约公元557——637年），本名简，以字行，历官陈、隋、唐三朝。贞观初年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散骑常侍等职，深得唐太宗器重，被列为十八学士之一。《梁书》和《陈书》是他继承父志而修撰的史书。姚思廉的父亲姚察，是梁、陈、隋三代著名的历史学者，陈、隋时曾受命主持修撰梁、陈二代史，但未完成。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姚思廉受诏与魏征同撰梁、陈二史，贞观十年（636年）定稿成书。因具体撰写编排主要都是姚思廉担任的，所以署名只载姚思廉一人。
《梁书》有本纪6卷，列传50卷，合计56卷，包括了梁朝56年的历史。姚思廉撰写《梁书》主要依据是其父的书稿，姚察在梁为官，当代人写当代事，其材料来源大部较为真切可靠，内容亦颇为丰富。如《诸夷传》将我国各少数民族和四境相邻的国家总括在一个传内，其中比较系统地记载海南诸国的历史，以及和我国经济、文化交流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儒林传》中记载了我国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的事迹，并将其著名的无神论代表作《神灭论》全文刊载，是非常有见地的。再如史学家沈约、文学批评家钟嵘和刘勰、科学家陶弘景等人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梁书》均为立传。值得提出的是，姚氏父子俱擅长文学，他们力戒当时追求辞藻浮华的骈体文风，学习用司马迁、班固的散文笔法来记载历史，文笔简洁，难能可贵。
《陈书》本纪6卷，列传30卷，共36卷，包括了陈朝33年的历史。与《梁书》相比，《陈书》纪传内容过于简略，忽视了对当时经济、文化状况的记述，又特别偏重皇族人物的事迹，叙述王子多达50余人，几乎占了列传的一半，俨然成了陈氏家谱。从叙述上看，往往忽略事实而曲意回护，不敢据事直书。如陈霸先在夺取梁政权时，逼梁敬帝禅位于己，随即又派刘师知将其杀害，这个过程在《陈书》的《武帝本纪》和《刘师知传》中均无记载。再如陈后主是典型的昏庸君主，荒淫无耻，不恤国事。可《后主本纪》里只是说了些“后主因循，未遑改革”等不痛不痒的话。当然，《陈书》虽然问题较多，但毕竟为我们研究陈朝历史提供了较系统的原始材料，这也是要肯定的。
（原载1989年8月4日《宁夏日报》）
因水证地、即地存古的《水经注》
《水经注》是南北朝时期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的著作。《水经注》以解释《水经》为名。《水经》是三国时期完成的有关河流的地理专著，但原文极简略，只述了137条水流，各条多是简短的一两句话。郦道元以《水经》为底本，采取作注的形式，详细介绍了黄河至浙江各地的水流达1252条，既有当时的河流，也有已湮的水道。注文共有30万字左右，约20倍于原书，实际成就远远超过原书，是一部创造性的巨著。
《水经注》的内容虽以水道为主，但实际上保存了许多古代的史实。正如清代王先谦在《合校水经注？序》中所说“郦氏为书之旨在因水以证地，而即地以存古，是故迁贸毕陈，故实骈列。”概括了《水经注》最突出的特点。
《水经注》记载河流的发源和流向时，为使水道更清晰可辨，都兼叙流经地区的山岳、丘陵、湖泊的位置，重要的关塞亭障、城池及其遗迹。
《水经注》特别注重“即地以存古”，即以山川自然条件为联系，扼要地叙述各地的史迹沿革，包括城市建置、经济建设以及政治军事活动等等。书中又记载了不少民间的歌谣、谚语、方言和传说，是研究当时风俗民习等社会情况的极好材料。郦道元还在注中引用各类后来大都失传的古籍达400多种。尤其应指出的是郦道元很重视水道流经地方的碑碣石铭，《水经注》中共记录了汉魏时期302碑和石阙、石兽、石砚和石鼓等16处。这些石刻内容都是古代较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如卷十四鲍邱水下所附高粱水条，引用了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立的刘靖碑，通过其600余字的碑文，使我们知道魏晋时期刘靖、刘弘父子曾率领人民在这个地区修筑水坝，开凿渠道，兴办了许多水利事业。景元三年（262年）修的车箱渠，“自蓟西北经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其记载翔实具体，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补正史之缺。
郦道元生活在南北朝分裂时期的北朝，对南方的地理形势不易全面掌握，所以《水经注》有“详于北而略于南”的不足之处，但它的记载不以当时的北魏疆域为限，而涉及中国全境，这反映了他的卓越见解。而且由于他写作态度比较严谨，记载一般是比较可信的。我们可以根据书中的记载，把当时的地理情况进行“复原”，描绘在图上。这对今天制定城建规划、兴建水利工程、考古以及从事历史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书中还有不少短小精炼的游记小品也颇为文学家重视。
（原载1989年9月15日《宁夏日报》）
倍受责难的《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