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高高在上,易于忘乎所以。《欹器示戒》篇是告诫君主不可自满。篇中引孔子观鲁庙见欹器,以欹器“盛水满则覆,无水则欹,水酌中则正”的特点,引发“人岂有盈满而不倾覆者”的议论。并进一步解释说:“盖古人深明盈虚消息之理,进退存亡之道。著为明训,不一而足,犹恐人不能警醒,故制为是器,置于座右,时时见之,入目警心,不敢自满,则天下国家可以长保,而不至于倾危。此古人深戒后人之意。”这种告诫既明确又生动,很易为人所接受。
三治政以用贤绝佞为本
君主治政,首要的是用人。如《养正图解》中所说:“人君惟知人是第一件事”(《咨访相材》),“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讬相献规》)。因而,书中讲如何用人的篇章最多,几乎占到全书的五分之二,足见焦竑对此的重视程度。
用人首先是任用贤才,尤其要慎重选择处于君主左右的辅佐大臣。焦竑以周成王时的四位辅臣作为榜样:成王听朝时,周公常立于前,“导君以道”;太公常立于左,“广君之志”;召公常立于右,“匡君之过失”;史佚常立于后,“辅君之遗忘”。由于成王身边都是良臣,“磨砻渐染,所闻皆正言,所见皆正事,是以德性日醇,道化日广”,“虑无失计,举无过事”。(《听朝四辅》)那么,如何选择辅臣呢?《咨访相材》篇记了战国时期魏文侯择相的故事: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黄,文侯欲相之,而未能决,以问李克。克对曰:“君如置相,则问乐商与王孙苟端孰贤。”文侯曰:“善”。以王孙苟端为不肖,翟黄进之;乐商为贤,季成进之,故相季成。
“择相不可苟”(《咨访相材》),但选择贤相并非易事。李克很有见识,深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提出即类以求的建议。魏文侯能听取李克的意见,根据季成、翟黄所推荐之人是否贤能来决定国相的人选,也是很明智的。
除了辅佐大臣,君主对巡查官、地方官也决不可忽视。《奖劝循良》篇记唐太宗视察各地,奖励不钻营人事而尽心尽职的地方官的故事,强调指出:“巡查选用得其人,则一省之官,难行于私;刺史县令选用得其人,则一郡之民,易于受福。”这样,天下才能太平。进而得出结论:“故加意守令,为治道之要;而加意觉察使者,又澄清守令之要,不可不知也。”《爱惜郎官》篇还记了这样一件事:馆陶公主(汉明帝之妹)曾为其子求做郎官,而明帝却没有答应,只赐给了一万钱。明帝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当时郎官补出外任即为县令,而县令“宰制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这是帝王注重地方官人选的又一具体例证。
治政需要大批人才,这就须广开用人之路。除了科考等通常渠道选拔人才,还要征聘隐居民间的贤人。汉顺帝时,就曾以策书及玄纁束帛,聘请隐居在壶山之阳的名士樊英出山。樊英到京城后,顺帝亲下寝殿,为其设坛席,令尚书奉引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政治得失”。结果使得处士都“拭拂巾褐,以俟旌车”,达到了“举逸民,则天下归心”的效果。(《礼聘遗贤》)
用贤有一个特别应注意的问题,就是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亟用贤人》篇讲了齐桓公力排众议,任用宁戚的事。桓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人不能无过,恐其小恶不誉于乡党,则因以掩其美矣。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这是君主之所以丧失天下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亟用贤人》篇还发了一段很有见识的议论:
盖英雄豪杰之流,多不护细行,或为乡曲所非笑,而其胸中固隐然自负以霸王之略。一旦遭时遇主,云蒸龙变,不可羁制,而盖世之勋成矣。唯明君圣主,谅之于形迹之外,拔之于俦伍之中。如九方皋之相马,牝牡骊黄皆所不计;如大匠之择木,不以尺寸之朽而废栋梁之用,斯足以展其奇耳。若拘拘然察其小节,遗其大略,以一人之誉而进之,以一人之毁而退之,则所得者不过曲谨之士而已。此汉人所谓妇女之检柙,乡里之常人也,何足以有为哉!
这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主张,就是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由于贤人以社稷为重,敢言直谏,往往不逢迎顺从君王的意愿,因而君王用贤必须能够克制自己的某些欲望。书中专有《克己任贤》篇,讲唐玄宗时韩休为相,对于玄宗过分的游乐,常常犯颜直谏。玄宗对他颇为敬惮,以至于有时宫中艳乐,后苑游猎,或举动稍有过差,就担心地问左右说:韩休知道否?而往往就在此时,韩休的谏疏已呈到御前。一日,玄宗照镜子,看到自己容貌消瘦了,默然不乐,左右便逢迎说:自韩休为相,凡事违拂上意,以致陛下消瘦如此,何不逐去他,以自快乐。玄宗却回答说:韩休乃贤相,每事规正我,我得他为辅,百姓都阴受其福。我貌虽瘦,天下必肥,岂可爱一身而忘天下。我与萧嵩共事,嵩每奏事,常顺我的意指,委曲承奉,我心非不喜,及退而思省,这等行去甚有害于百姓,自觉终夜睡不安。韩休每奏事,有不可却极力谏诤,不肯顺从,我心虽不喜,及退而思省,这等行去甚有益于百姓,自觉终夜睡得安。可见韩休是社稷之臣,我用韩休以为社稷,非为一身也。正因为唐玄宗能克己任贤,才实现了“开元之治”。
用贤与绝佞相联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养正图解》有大量用贤的事例,同时也编入几篇绝佞的故事。如《诛绝佞人》篇载:
赵简子与栾激游,将沉于河,曰:“吾尝好声色矣,而栾激致之。吾尝好宫室台榭矣,而栾激为之。吾尝好良马善御矣,而栾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栾激未尝进一人,是进吾过而黜吾善也。”
大凡小人事君,必先顺从讨好君主,鼓励君主的私欲,使其心志蛊惑,怠于政事,在不自觉中失去权威。小人则可逐步驾空君主,专权擅政,胡作非为。君主幸而觉悟,则小人党与已成,也难于扭转局面。如君主未能觉悟,则国家的败亡就不可避免了。赵简子对只善阿谀奉承,迎合自己的游乐欲望,而切断招贤纳士之路的栾激加以诛绝,说明其头脑清醒,认识到只有诛绝“逢君蔽贤”的小人,才能治理好国家。这是值得为君者效法的。
四治政须兼听纳谏、惠济民众
《讬相献规》篇指出:“观人主也,其朝臣多贤,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争正谏。如此者,国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谓吉主也。”这是说,君主身边有忠臣,就能大胆发表意见,匡正君主的过失。当然,这就要求君主还必须能够兼听各种意见,虚心纳谏。这方面,焦竑选编了唐太宗的故事作为榜样。《弓矢喻政》篇记,唐太宗曾对萧瑀说:朕自少好弓矢,自说其好处无有不知。近日得弓十数,以为良弓。及示作弓者,乃说此非良材。盖弓以木为之,木心不正,其脉理也都不正,纵是刚劲有力,遣箭必不能直。朕闻其言,乃知非真良弓也。朕定天下,全赖著弧矢,用过了许多,犹有差失。况得天下日浅,其见为治之理非为见弓矢之多也,岂能无失。正因为唐太宗认识到“独视不如舆众视之明也,独听不如舆众听之聪也”,所以创设了“宿直”的制度。下令京官五品以上者,每夜分番入值中书省,时时赐坐,询访外事。凡百姓利害,政事得失,皆使之直言无隐。由于唐太宗善于兼听、纳谏,才形成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养正图解》编者深知“天听虽聪,不启不广;群情虽忠,不引不发”(《弓矢喻政》)。因而,书中提倡后代君主应象唐太宗那样,“夜引儒臣,分番直宿”。对于值宿谈论的话题,《辟馆亲贤》篇指出:“或以日间已讲读而意所未谕者,再使详解细说;或自以古昔治乱兴亡叩问原本,使之明白启导;或万机之暇有疑贰不决者,就事咨询,使之开陈献纳。”因为只有这样,才利于“明习国事,揣知人才,杜欺蔽之原,振陵夷之渐”。并且强调指出:这“亦治世之所当急也”(《辟馆亲贤》)。
治政还须关心部下,惠济民众。《人言动众》篇记了这样的故事:楚王围攻萧国取胜,其时天寒地冻,将士尚未着冬装多感寒冷。楚王听了申公巫臣的汇报,立即巡视三军,并亲自抚慰、勉励将士。结果三军感王之恩,一时忘记了寒冷,就象穿上棉衣一样感到了温暖。由此可见,带兵应法令与恩惠并重。正如古人所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人言动众》)对待将士如此,对待广大民众也应关怀,施行恩泽。这主要是要尽力使民众安居、富裕,因为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安定。《赈贷贫民》篇,记载了周文王听取吕望的意见,“发其仓府,以振鳏寡孤独”的故事。进而指出:“盖天之生财,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不在官不在民,则必在势要之家矣。大抵在下则治,在上则乱。”要使财富在民,君主必须清心寡欲,减少用度,取民有节。这样才能使士大夫有廉俭之风,闾阎无奢侈之俗,国家殷富,万民乐业,天下大治。
此外,《养正图解》编选的故事中,还涉及到孝道、礼治、仁义等其他诸多方面。
焦竑是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一位学者,其思想当然不可能没有封建时代的烙印。上述内容,基本是焦竑有关治政思想积极的一面。自然,《养正图解》中也存在有消极思想的一面。例如,《桐叶封虞》篇讲周成王信守“戏言”,封虞为侯,是奉行着帝王“金口玉言”的观念。《伤指自悲》讲晋代范宣幼时误伤手指,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伤之即为不孝,是宣扬愚腐的封建孝道。而《焚香告天》篇,讲宋代赵抃每夜必整衣冠,将一天的所作所为,焚香告于上天,也带有迷信的色彩。这些都应该分析批判。
综上所述,对于《养正图解》进行研究,至少有三方面的史学意义。其一,焦竑编纂《养正图解》是在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下,为培养出理想的贤明君主而做的努力,其如何治理国家、处理政务的主张贯穿全书。因而,《养正图解》无疑是研究古代治政思想发展情况的一种重要资料。
其二,《养正图解》是一部完整的为谕教太子而编写的专书,而这方面流传至今的文献材料甚少,所以研究古代储君教育制度,决不可忽略其重要价值。由于储君谕导是在青少年时期,与其他阶层年轻人的教育相比,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许多共通之处,因而《养正图解》对中国古代教育状况的整体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其三,焦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位著名学者,但由于常发些离经叛道的议论,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压抑,甚至他的《国史经籍志》、《国朝献征录》等著作,在清代还一度被列入禁书。致使长期以来,对焦竑其人其著的研究都较为薄弱。近几年,焦竑在古代文化史上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而对焦竑进行全面总结,离不开对《养正图解》的认真探讨。
(原载《阴山学刊》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