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明代著名学者焦竑在任皇长子讲官时,采辑前代名人事迹,并配以插图,编成《养正图解》。该书专为教育太子而作,所选内容很能反映编辑者的治政思想。书中强调对太子的教育关系着将来国家的治乱,应引起重视。而君主更应加强自身修养,任贤杜佞,同时注重兼听、纳谏,惠及民众。
关键词:焦竑;《养正图解》;治政思想
焦竑,字弱侯,又字从吾、叔度,号澹园,又号漪园,生于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年),卒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享年八十岁。(关于焦竑生卒年,有不同说法。这里生年据容肇祖《焦竑年谱》,载《燕京学报》第二十三期。卒年据明代黄汝亨《祭焦弱侯先生文》,载《寓林集》卷二十)他原籍山东日照县,祖上在明初以军功封副千户,“宦游留金陵(今南京),二百余载”(焦竑《与日照宗人书》,载《澹园集》卷十三),遂世为南京人。焦竑嘉靖四十三年(1564)中乡试举人,万历十七年(1583)中进士一甲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后迁东宫讲读官。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任顺天府乡试副主考时,遭到曾得罪过的同僚陷害,以取士文体险诞的罪名,贬官为州县小吏。次年,他辞官归乡,专事读书作文,讲学论道,成为当时士林领袖人物之一。焦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位著名学者,其学问涉及到经学、史学、文学、哲学,以及宗教、博物、典章制度、金石文字、目录版本等诸多方面。其著述也颇为宏富,撰有《澹园集》,《易荃》、《焦氏笔乘》、《焦氏类林》、《玉堂丛语》、《国史经籍志》、《国朝献征录》、《皇明人物考》、《俗书刊误》、《老子翼》、《庄子翼》、《阴符经解》等近二十种。
纵观焦竑的一生,虽曾入朝为官,但仕途并不得志。他主要的活动及成就就是设教讲学,著书立说。焦竑在明朝以博学见称,其著作深为当时士人所推崇。他的学生、明代学者、大科学家徐光启,把文章分为三大类,即朝家之文、大儒之文、大臣之文,认为对此三者“能兼长而备美者”唯有王守仁与焦竑二人。(徐光启《澹园续集序》)以至于焦竑的文章“行于世者,人皆诵习而宗之”。(吴梦旸《澹园集序》)从其著述中可以看出,焦竑对儒学、佛经、道藏均有深入研究,对历史学的兴趣十分浓厚,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又颇为突出,而文学方面也在明代文坛占有重要地位。学术成就是焦竑最主要的贡献,对其研究的重心当然应放在这方面。但是要对焦竑有完整的认识,还不能局限与此。他历来主张学以致用,又与明代思想界著名的怪杰李贽相交甚厚,其关于国政时事的议论自然时有所见。因而,对焦竑治政思想的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万历二十二年(1594),焦竑出任皇长子讲官。他认为经筵讲官的责任不只限于讲解书本词句,还应对时政有所匡正。因此曾明确指出:“我朝经筵日讲,非徒辨析经史为观美也,为当旁及时务,以匡不逮。”(《焦氏笔乘》卷三《经筵面奏》)当时,能够面奏直谏的讲官很少,因为这样很可能因直言而贬官。正如焦竑所说:“近世面奏唯两人”(同前),即嘉靖时修撰吕楠和祭酒陆深,二人皆因此而由京师被贬谪为地方小官。可是,为人耿直的焦竑不顾这种现状,仍然坚持学以致用的精神。为此,专门编撰了《养正图解》一书,准备献上,作为太子的教科书。他在该书自序中说:
竑以职事叨从劝讲之后,窃愧空疏靡所自效。独念四子五经,理之渊海,穷年讲习,未易殚明。我圣祖顾于遗文故事拳拳不置,良繇理涉虚而难见,事征实而易知,故古今以通之,图绘以象之,朝诵夕披而观省备焉也。竑诚不自揆,仰遵祖训,采古言行可资劝诫者,著为图说,名曰《养正图解》,辄录上呈,以俟裁定。
焦竑编撰《养正图解》颇费苦心,他从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中,采摘了六十个可作为治政借鉴的故事。其时代上起西周、春秋战国,中经两汉、魏晋南北朝,下迄唐宋两代。其人物主要是圣君明主,如周文王、周武王、齐桓公、晋文公、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等,涉及二十多位古代帝王的言行。也有哲人(如孔子)、贤相(如汉代魏相、唐代韩休、宋代赵普等),及其他古代名人的事迹。他把这些名人故事编成生动的短篇,配以形象的图画,写上醒目的四字标题,很适合未成年嗣君的学习。可是书编成后,却引起了同官郭正域等人的妒忌,“恶其不相闻,目为贾誉”(《明史?焦竑传》),散布流言蜚语加以阻挠。焦竑为避在储君面前沽名钓誉之嫌,便没有把书献上。不过,由于《养正图解》确实编的不错,当时即受到人们的重视。在万历年间,就由祝世录作序,丁云鹏绘图,吴继序书解,吴怀让捐赀,黄奇镌刻成书。(明祝世录《养正图解》序)至清代又不止一次有过重刻本,但主要用于宫廷,流布不广,至今已较为罕见了。笔者研究焦竑著述时,在北京图书馆阅读了万历年间刻印的《养正图解》,深为其图文并茂所吸引。中国古代为太子讲学者甚众,但大多是对现成的经书典籍进行词句的诠释,至于独持己见,自编教材为储君讲学者,则甚为少见。而其书能留传至今者,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因而,《养正图解》不仅是对焦竑进行全面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著作,而且对于研究古代治政思想的发展和古代储君教育的状况,也具有很高的价值。下面,就《养正图解》一书中反映出的治政思想,略加论述。
一谕教太子是国家“根本至计”
在我国古代,封建帝王是国家最高首脑,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的治乱往往与帝王的思想状况、治政能力有直接关系。而太子是未来的国君,在成年前对其谕教的效果直接关乎其继位后的表现,因而长远来看,谕教太子确为国家的根本大计。对此,焦竑在《养正图解》开头就有明确表述:
为帝者,首乃海内甫定即垂意根本至计,博远耆艾魁垒之士从太子诸王以游已,命诸臣讲读经书暇,开陈明君、良相、孝子、忠臣诸故事及时政沿革、民间疾苦之类已,又命绘农业艰难与古孝行图以进,盖其为教可谓本末具举,蔑以复加已。
这里不仅指出了谕教太子的重要性,并且列出了谕教的内容。
焦竑认为,人无生而圣者,必须经过长期教育,才能懂得修身治国之道。因而,主张教谕太子应从童年开始。如他在自序中所说:
夫圣须学也,学须正也,而功必始于蒙养。古者八岁而就外傅,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入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而戒惧,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而比义。盖积习见闻,纳之轨物,故成材易也。
焦竑之所以强调“功必始于蒙养”,是有针对性的。对当时的状况,南京吏科给事中祝世录在《养正图解序》中概括说:“三代而上,亟于谕教,缓于册立,而太子等与元士齿;三代以降,侈于册立,缓于谕教,而太子贵为国储、为君副,奚暇诗书絃诵之事頫首而事之哉。”正因为如此,祝氏对焦竑的《养正图解》很是推崇。他在序言中说:
竑之此书,殆远遵圣祖绘图之意,仰体皇上式穀之思,而亦欲以尽臣子之义于万一耳。皇长子诚披图而悦于目,味解而逊于心,参之今古以合其符,体之身心以验其实,务于养勿伤于骤,比于正弗狎于邪,所以毓成主器而培我国家万万年无疆之庥者,此书未必无小补云。
由于焦竑对东宫侍讲的意义有明确认识,因而在为太子讲授时十分认真,一丝不苟。有一次,他正在讲书,忽遇群鸟飞鸣而过。皇太子被飞鸟所吸引,抬起头来向窗外观望,焦竑立即“辍讲肃立”。待“皇长子敛容听,乃复讲如初”。(《明史?焦竑传》)在讲书时,焦竑还注意用启发的方式进行教育。以往“讲官进讲罕有问者”(同前),可他却每讲完一章都要请皇长子提出疑问。皇长子提不出问题,他就进行反问,启发其认真思考,结果这位年“方十三龄”的储君,竟能“答问无滞”(同前)。对此《明史稿?焦竑传》指出。皇长子“中外咸知睿质之美,亦由竑善启迪也”。
二君主治政必须加强自身修养
在封建时代,君主被捧为真龙天子,其一言一行往往都影响到国家的治乱。“君为德义,则贤人皆动其心,欲助成上之德义,而图天下治安,故治必从之。君为佚乐,则小人皆动其心,欲承顺上之佚乐,而图一身富贵,故乱必从之。”(《养正图解?因乐求贤》。以下引自《养正图解》的引文,只注篇名。)因而,儒家历来以修身治国并列,焦竑也特别注重君主的自身修养。
君主修身必须要节制享乐的欲望。《因乐求贤》篇指出,“人君纵以佚游为乐”,将引起国家之乱,“不可不谨也”。《养正图解》还专编了《戒君节饮》篇,讲春秋时陈敬仲劝齐桓公饮酒要有节制的故事,指出“酒以成礼,不继以淫”,告诫君主不可沉湎于酒中。另有《散遣宫人》,讲开宝五年,宋太祖下令放遣后宫百名宫女的故事,也属于劝君节欲的篇章。
对君主不仅要求节欲,而且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看书写字。《论字知非》篇载,宋仁宗为太子时,由张士逊任谕德官。一日,张士逊到中书省,见到宰相王旦,极力称赞太子学习书法很有法度,结果被王旦指责为失职。接着书中发议论说:“大抵人主之情,莫不有好。其好声色货利,足以戕生伐性,贻害生民,不必言矣。至于读书作字,已是美事。然梁朝萧绎读书万卷,昼夜为常,略无休已。宋文帝字法之美,自谓不减子敬,胜于羊欣。皆无益于生民,无补于治道,由其不能以古道修身治国,而徒没于伎艺之末,又何益哉?”因而,要求君主应该阅读经世治国的诗书载籍,从中吸取“圣贤格言正论”,了解“古今得失兴衰之迹”,进而“取其善者以为法,恶者以为戒。”(《井窥示警》)这也就是要国君“以古为镜”。
为强调学以致用,还编入了宋朝贤相李沆读《论语》的故事。李沆得暇常读《论语》,有人问他:《论语》是浅近之书,为何反反复复总是看它?李沆回答说:我居宰相之职,当使朝廷政事件件休举,天下百姓人人得所,而后才可能算做称职。且如《论语》中有两句说道,“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今朝廷之上,冗费尚多,财用缺乏,是我不能“节用”也;阎闾之间,差赋繁重,百姓愁苦,是我不能“爱人”也;一切不时之作,妨害民事者,往往有之,是我不能“使民以时”也。只这两句书,我尚不能行,何况其他。可见圣人之言看着容易,做着实难,终身诵法可也,岂可忽哉!(《常读〈论语〉》)李沆读书是为了指导自己的行动,因而反复研习圣人经典,被称为“能读书者”。这里强调“古人读一句书,便行一句”(同前),是向储君灌输学以致用的精神,可谓抓住了君主自身修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