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文天祥、秦桧、寇準、蔡京、高俅……这些人，构成了宋朝官员的群像：忠臣与奸臣并立、共生，虽然水火不容，但却在同一个时代相伴相随。这就是赵匡胤创立的大宋所特有的官场逻辑。
岳飞、文天祥必死——历史的悲剧
宋朝的历史是一部自始至终围绕着奸臣与忠臣斗争的历史，这个朝代塑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多的名忠臣与名奸臣，这绝不仅仅是偶然。众多忠臣则在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比如包拯，比如岳飞，比如杨继业，比如文天祥，他们都多次遭受迫害打击，在官场上屡屡受挫，而这些人在寿命上的一个特点都是最终或被敌人害死，或被皇帝害死，一个死了，另一个也活不长。
岳飞死，谁之罪
提到岳飞，人们自然会想到他“精忠报国”的赤胆忠心，想到他“还我河山”的英雄气节，想到他“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情意气。提到岳飞之死，评书和正史上无不归罪于秦桧陷害。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于是便有了西子湖畔岳飞墓前长跪的秦桧铁像，有了油炸秦桧。
秦桧嫉妒岳飞屡建大功，于是怂恿皇帝赵构连下十二道金牌诏岳飞回都，然后诬陷岳飞要造反，把他害死在监狱里。当时另一个元帅韩世忠曾经去问秦桧：岳飞到底犯了什么罪？秦桧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莫须有，就是也许有、可能有的意思，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什么证据。韩世忠听了以后当然不服，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这里就有点儿奇怪了。秦桧要置岳飞于死地，肯定和岳飞仇深似海，为什么不编造点儿证据出来呢？“莫须有”三个字连韩世忠这样的武夫都骗不过去，怎么能取信于天下？常言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那秦桧是个状元出身、满肚子典故的人，要捏造出点儿证据来整岳飞还不是小菜一碟？为什么偏偏要说出个“莫须有”的千古笑话来？秦桧的“莫须有”三个字，会不会有弦外之音呢？真实意思是想告诉韩世忠——岳飞有没有罪我也不清楚，反正也不是我想杀他。可是，如果不是秦桧想杀岳飞，那么究竟是谁想杀他，而且能杀他呢？结论只有一个，这就是皇帝赵构。
世人皆认为岳飞死于秦桧之手。其实，岳飞是死于高宗赵构之手，死于宋代猜防武臣的传统政策。岳飞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纵无秦桧，岳飞也必将屈死。
要是放在明朝，在崇贞年间，那皇帝杀大臣是家常便饭，袁崇焕、熊廷壁就是稀里糊涂被杀掉的。可是宋朝自太祖赵匡胤以来，就有个不滥杀大臣的光荣传统，而且那赵构也不是糊涂人，而是被历史上称为“中兴之主”，把江南半壁小河山治理得井井有条。如果赵构要杀岳飞，必然有非要杀他不可的理由。
宋高宗赵构同其先祖一样，并不重用武将，起用岳飞、韩世忠等人，实属形势所迫，情不得已。赵构只满足于偏安江南一隅，沉醉于歌舞之中，没有真正组织抗金作战并把它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打算。他一面利用秦桧等人进行一系列议和活动，一面利用宗泽、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抵挡金军的凌厉攻势，以保住他的皇帝宝座和积累屈膝求和的资本。岳飞一生因主张抗金多次被罢黜兵权。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赵构登基，迁都临安，岳飞上书高宗，要求收复失地，被革职；绍兴七年（1137年），岳飞升为太尉后，屡次建议高宗兴师北伐，但都为赵构拒绝；绍兴九年（1139年），宋金议和，南宋向金称臣纳贡，这使岳飞不胜愤懑，上表要求“解罢兵务，退处林泉”。到了十二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东自江淮、西至陕西一线的宋、金双方对峙的军事分界线形成后，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则成了赵构最大的心病。
应该说，高宗赵构也曾经非常欣赏岳飞。原因是岳飞在抗金前期平定了各地农民起义。绍兴三年（1133年），岳飞剿灭李成、张用、曹成等“军贼游寇”，赵构赏给他衣甲、马铠、弓箭、战袍等物，并奖给军旗一面，上绣“精忠岳飞”四字，擢升岳飞为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又镇压了杨幺起义军。这使得赵构能安卧龙榻之上高枕无忧。
揣度此时岳飞的心情，他的自我感觉肯定非常好。这没什么不对。毕竟这一切荣誉、地位、权力，都是他在枪林箭雨中打出来的，他受之无愧。但另一方面，这一切，很有可能也造成了他对皇帝赵构的错觉，使他把适用于普通人之间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崇高感情与信条，应用到了皇帝身上，这就大错特错了。
岳飞终是一介武将，运筹帷幄、冲锋陷阵虽无人可比，但他对政治却是一窍不通，这就决定了他必然是个历史悲剧人物。
岳飞不懂政治，一心想迎二帝还朝。他一生高举主战大旗，抗金不止，频传捷报，“迎靖康”的决心，“直抵黄龙府”的豪气，都令赵构深感不安。赵构作为一国之君，金国侵占国土、掠走父兄，此为国仇不可不报，否则就没有了感召力。另一方面，他深知自己的皇位来之不易，在众皇子中，赵构排行老九，若非金国入侵，靖康二帝被劫，他恐怕连做梦都想不到能轮到自己做皇帝。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若是岳飞一旦收复中原，迎回二帝，那也许就是他赵构下台之时，这岂是他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抗金只能是象征性的，是手段，只能作为与金人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砝码，以战求和才是赵构的初衷，维持皇帝地位才是他的目的。然而岳飞却领会不到皇上意图。绍兴九年（1139年），宋金议和，高宗赵构颁下大赦诏书，对文武大臣大加封赏。可是诏书下了三次，岳飞都拒绝接受开府仪同三司一品官衔的封赏和三千五百户食邑的封赐。他在辞谢中，痛切地表示反对议和：“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并再次表示收复中原的决心：“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这无异于给宋高宗当头泼了冷水。绍兴十年（1140年），朱仙镇大捷后，岳飞招兵买马，联络河北义军，只想“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无奈之下，赵构先命令东西两线收兵，造成岳家军孤军突出的不利态势后，即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名，连下十二道金牌，急令岳飞“措置班师”。岳飞也只能仰天长叹：“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社稽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
岳飞认为这是权臣用事的结果，殊不知这正是赵构的本意。
岳飞之死，与他的自身精神人格有着直接的关系。岳飞为人行事有许多优点，而这些都是宋高宗不愿武将所具有的，以致招来杀身之祸。
岳飞文才武略，当世无人能及。岳飞出身雇农家庭，家境贫寒，初随汤阳枪手陈广学”主技”，无所不精；后随同乡人周侗学骑射，攻读《孙子兵法》，可谓文武双全。他遗留下来的诗词如《满江红》等，至今还为人传诵，他的书法也很有造诣。正因为如此，便触了宋廷的忌。在宋代，武将通常连字也不识，越是没有知识，越得朝廷的信任。文武分途，是宋代消除内乱因素的办法。文臣有知识而不能打仗，武臣能打仗而没有知识，以文臣治民，武臣带兵，又以文臣节制武臣，武臣协助文臣，不仅分工合作，用得其宜，而且可以互相牵制，无论文臣武臣都不敢造反，不能造反了。有像岳飞这样文武双全的武将在，宋高宗岂能睡得安稳？
岳飞不贪财、不好色。南宋初年的大将，差不多个个都贪财，宋高宗常纵容诸将贪财，奖励诸将贪财，用意在使诸将腐化而丧失上进的志趣，一个守财奴自然不会有什么野心的。南宋大将贪财已成为风气，就连名将韩世忠也未能免俗。他曾议买新淦官田，宋高宗闻之大喜，特赐御札，把这田赐给他。当时高宗颇疑诸将有野心，当知道韩世忠也是一个求田问舍的人，所以喜欢起来。而岳飞却是例外。他的廉洁，从他的家产可以证明。他死后被抄家，家里仅有现金一百余千，其他布帛粟麦等项，合计不过值钱九千余串，与同时诸将莫不宝玩充堂寝、田园占几县相比，真是天渊之别。诸将皆贪财而唯他不贪，可见其志不在小，这便是高宗所疑忌的，不能诱之以利，自不免要临之以刑了。
南宋初年诸将，少有不贪财的，更少有不好色的。宋高宗不仅以诸将贪财为可喜，更以诸将好色为可喜。贪财的人已不足畏，贪财而又好色，就更不足畏了。连韩世忠到部将家中宴会时，也常令部将的妻女出来侑酒，以致几为部将呼延通所杀。唯有岳飞与众不同，他家里并无姬侍。有次吴玠特送美女给他，他说：“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拒不接受。宋高宗曾为他营建私第，他辞谢说：“敌未灭，何以家为！”美人金屋，丝毫不在他的念中，志趣之高远，可以想见。一个不贪财而且不好色的人，越发使宋高宗感到难以驾驭了，这也越发坚定了杀他的决心。
岳飞得民心、得军心。岳飞治军严厉，岳家军纪律严明，“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对百姓秋毫无犯，深受人民的爱戴。岳飞严于律己，周密称他为中兴第一。无论到何地，都不愿地方官为他办差。他道经庐陵时，当地地方官特在郊外设宴，哪知他早已杂在一些偏裨将领中走了。正是因为他深得民心，所以难免引起宋高宗的猜忌。一个手握重兵的武将竟受到人民如此爱戴，岂不是有笼络人心，图谋不轨之嫌吗？岳飞虽然治军严厉，但对将士却关怀备至。他经常亲自为患病的兵士调药；部下有战死的，他不仅为之痛哭，还抚育死者的遗孤；每逢颁给赏犒，他总是公平分配给他的部下，他和部下的关系亲密得像一家人，这支军队也被称为“岳家军”。“岳家军”打起仗来，万众一心，坚不可摧。所以金人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越得军心，就越令宋高宗害怕。赵构当然知道先祖是怎样起家的，岳飞有这样一支军队，又有如此之威望，岂不是随时有被部下拥立的可能？
岳飞的军事实力过大。宋太祖是靠兵变起家，所以宋朝历代皇帝都限制武将带兵的数量，即使皇帝最亲信的武将，带兵也不过三万。
岳飞初时部下不过数千，绍兴二年（1132年），岳飞在讨平李成、张用、曹成三股游寇后，奉命第一次驻军江州，这时岳家军约有二万三四千人。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奉命平定了杨幺起义，收编六万降军，实力倍增。绍兴十年（1140年）朱仙镇大捷后，岳飞仍旧招兵买马，联络河北义军，此时“岳家军”已达十万之众。在高宗赵构心里，岳飞自然有拥兵自重之嫌，岂能容他？
在宋代猜忌武臣的传统政策下，只容得贪财好色糊涂虫似的将领，像岳飞这样有才能、有抱负的将领，无论是宋代哪一个君主在位，都不能相容。一般人认为岳飞之死在于反对议和，其实纵使岳飞赞成议和，又何尝能够免祸？秦桧等人以“莫须有”罪名害死岳飞父子，完全是秉承宋高宗的意旨，否则若没有赵构的手谕，莫说罪名是“莫须有”，就是大大的有，秦桧等人又安敢动岳飞一根毫毛。岳飞临死前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这是悲愤的呼喊！但他至死也不知晓自己因何而死。秦桧固然奸邪可恨，但实不足责。我们与其痛骂秦桧，毋宁谴责宋高宗自毁长城。
人无完人，一个人对自己要求严格了，不仅仅会得到尊敬，更会受到忌恨。而主要的是让最高领导人感到担忧：你小子如此装模作样到底想干什么？！因此凡是握有重兵出外征讨的将领，都必须贪婪或至少装出贪婪的样子，秦朝大将白起伐楚，尽管秦王信誓旦旦绝对信任他，但是白起老先生仍要求高规格的封赏等，无他，只是意在此。刘邦攻破咸阳之后，这个色狼居然“不近女色”，项羽的亚父范增因此提醒说刘邦这小子“其志不在小”，要严加提防，于是就有了鸿门宴。北宋名将潘美，就是后来演绎成《杨家将》中的“潘仁美”，每逢出征，总要特别申请“携带小妾”，因为当时军法规定不准携带妻室征战，潘美却总是被允许，而且一直得到高度信任，也是这个道理。
但是岳飞实在是个好人，他一心为报国，战战兢兢不敢贪图享受，不爱美色，不思蓄财，所以在得到世人尊敬的同时也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在杭州城里有两处最著名的岳飞遗迹，一是风波亭，另有一处便是天下四大岳飞庙之一的杭州岳飞庙了。这座岳飞庙始建于明朝，位于杭州西湖畔栖霞岭下。殿内是身披戎装的高4.5米的岳飞像，上面挂着岳飞手迹“还我河山”匾额。在岳庙西是岳飞墓，墓道两旁有三对石翁仲和石马、石羊、石虎，也是明代遗物。墓道石阶下，跪着四个反剪双手的铁像，分别是秦桧、王氏、张俊和万俟卨。秦桧简单又苍白的“莫须有”三个字被淹没在了天下人的唾沫和口水之中。估计连秦桧也想不到自己会因此在自己的对手面前一跪就是800多年吧，这一肚子的委屈可如何诉说。
文天祥，宋之瑞——宋朝最后的祥瑞
文天祥本是一介书生，年纪轻轻就步入了仕途正道，有机会施展才干，大展宏图。然而腐败的政治，官场上的明争暗斗，使他屡遭打击排斥，多次被贬官。在国都兵临城下的危难关头，他挺身而出，组织义军，收复失地，打击了元军的嚣张气焰。但由于兵力悬殊，最终被敌军所俘。元朝皇帝忽必烈也出马亲自劝降，许以宰相之职，文天祥仍不为所动。
公元1279年，历史意义上的南宋作为一代王朝宣告灭亡。也许还有一个人直到此时仍固执地认为大宋还活在他的丹心、血液和骨头里；也许这个人还时常为那个享国日短的末代皇帝赵昺南向而泣，并且替他拟定他应得而未得的庙号以尽君臣之义；甚至违背常理地把他生命中的这最后一年记为宋祥兴五年……既往的空白和汗青的沉默让“也许”充斥了想象的空间，而我们确凿知道的只是这个人的名字以及此后八百年间每至国家危亡时就会被人想起的他的事迹和诗文。
1236年，江西庐陵（吉州）一个家底殷实但不富有的读书人文仪，在宋理宗端平三年的某一天第一次做了父亲。不错，这个庐陵就是《醉翁亭记》里的那个“庐陵”，但在文仪时代，让每个庐陵人骄傲的还不是时常提及的这篇文章，而是塑在乡贤祠里为同乡后辈奉为精神导师和立身楷模的“四忠一节”：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杨忠襄公（杨邦义），周文忠公（周必大），胡忠简公（胡铨），杨文节公（杨万里）。和所有的父亲一样，文仪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并因为自己忝为读书人却未能跻身仕途为国效力，便把这种理想和责任感以名字的方式烙在儿子的身上。据说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文家屋顶上云霞笼罩，于是文仪的儿子就叫做云孙，字天祥。待到以字入贡后，以天祥为名，字宋瑞。
天之祥，宋之瑞，设身当时怎么看都是个好名字。历史会证明给我们看，这个名字的主人将会怎样把这个名字从欺天愚民的祥瑞之说变成真真正正的事实。假如从德祐二年（1276年）伯颜大军进驻皋亭山虎视临安算起，文天祥至少使南宋挣扎着延续了两朝四年。因为在宰相陈宜中秘密出逃，人心涣散，恭帝年幼，谢太后一个妇道人家束手无策只知啼哭的混乱局面下，冷静地提出二王（益王赵昰，也就是后来的端宗；广王赵昺，也就是末帝）南走保存宗室的主张的正是文天祥。
18岁时，文天祥获庐陵乡校考试第一名，20岁入吉州（今江西吉安）白鹭洲书院读书，同年即中选吉州贡士，随父前往临安（今杭州）应试。在殿试中，他的“御试策”切中时弊，提出改革方案，表述政治抱负，被主考官誉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由理宗皇帝亲自定为601名进士中的状元。4天后父亲不幸病故，文天祥归家守丧3年。
后来，蒙古军两路攻宋，蒙哥率西路入川，攻战成都。忽必烈率东路，越天险长江与自云南北上潭州（今长沙）的另一支蒙古军合围鄂州（今武昌）。南京朝野震惊，宦官董宋臣提请避兵迁都四明（今宁波），以便理宗随时逃往海上。对此。文天祥以进士身份大胆上书直言：“陛下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请斩董宋臣以安人心。后因蒙哥病死，忽必烈欲北归争夺汗位，才允准南宋右丞相贾似道秘密称臣纳贡后撤军。
贾似道转而谎报朝廷，“诸路大捷”，被加封卫国公，大权独揽。继而度宗即位，耽于酒色，贾似道欺上瞒下，国事益乱。文天祥奏疏无人理睬，只被派一闲差。
此后十几年中，文天祥断断续续出任瑞州知州、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或半年或月余。后来又因讥责贾似道而被罢官。
忽必烈即帝位后，改国号为元，于公元1274年发20万元军水陆并进，直取临安。南宋政权一片混乱。次年，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义军三万，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信心和勇气，开始了戎马生涯。义军赶往吉州，文天祥受任兵部侍郎，获令屯军隆兴（今江西南昌）待命，几经阻挠才得入卫临安。不久出任平江（今江苏吴县）知府，奉命驰援常州。在常州，义军苦战，淮将张全却率官军先隔岸观火，又临阵脱逃，致义军五百人除四人脱险外皆壮烈殉国。这年冬天，文天祥奉命火速增援临安门户独松关，离平江三天后，平江城降。未到目的地，独松关已失守。急返临安，准备死战，却见满朝文武纷纷弃官而逃，文班官员仅剩6人。
1276年正月，谢太后执意投降。元将伯颜指定需由丞相出城商议，丞相陈宜中竟连夜遁逃，文天祥即被任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出使议和。谈判中，文天祥不畏元军武力，痛斥伯颜，慨然表示要抗战到底遂被扣留，又被押乘船北上，文天祥初以绝食抗议，后在镇江虎口脱险。由于元军施反间计，诬说文天祥已降元，南返是为元军赚城取地，文天祥屡遭猜疑戒备，颠沛流离，千难万死两个月，辗转抵温州。这时，朝廷已奉表投降，恭帝被押往大都（今北京），陆秀夫等拥立7岁的赵端宗在福州即位。文天祥又奉诏入福州，任枢密使，同时都督诸路军马，往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建立督府，派人赴各地募兵筹饷，号召各地起兵杀敌。秋天，元军攻入福建，端宗被拥逃海上，在广东一带乘船漂泊。
1278年春末，端宗病死，陆秀夫等再拥立6岁的小皇帝，朝廷迁至距广东新会县50多里的海中弹丸之地，加封文天祥信国公。冬天，文天祥率军进驻潮州潮阳县，欲凭山海之险屯粮招兵，寻机再起。然而元军水陆猛进，发起猛攻。文天祥在海丰北五坡岭遭元军突然袭击，兵败被俘，立即服冰片自杀，未果。降元的张弘范劝降，遭严词拒绝。文天祥曾写《过零丁洋》以明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廖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忽必烈的安排下，元朝先后有五次对文天祥的劝降活动。第一次的创意是最失败的，忽必烈竟然派去了在临安被围时投降的留梦炎。留梦炎的经历和文天祥有点相似，都是状元宰相，忽必烈正是据此以为他们应该比较有共同语言。岂料文天祥对这等忘恩负义的软骨贼最是痛恨不过，留梦炎此行只能是自取其辱。第二个被派去的是已废的宋恭帝，忽必烈觉得既然文天祥对大宋那么忠心，宋恭帝的话他总该会听。殊不知文天祥所忠于的乃是小皇帝所代表的大宋而非那个小孩子本身，他明白元朝的用意，则采取了另一种应对策略：一见恭帝，就伏地痛哭，乞求圣驾南归重整河山。九岁的小皇帝懂什么？看到这阵势，自己也跟着哭起来，来前大人教的话早已忘光了。第三和第四次被派去的是阿合马和孛罗。这两个人其实是不愿意去的，他们带着胜利者的姿态想去羞辱文天祥一番，结果在娴于辞令的文天祥那里自然又是讨了个没趣。接下来被派遣的是文天祥的亲弟弟文璧。文天祥的回答是一首诗《闻季万至》，其中有“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之语。文璧在宋亡之后为保百姓而降无可厚非，文天祥对他并没有过多地责备，他让弟弟带走自己已经整理好的诗文稿，还和弟弟商议把弟弟的一个儿子过继到自己的名下以继承香火，因为亲儿子都在战乱中夭亡了，这样也算对祖宗有了个交待。
国家命运总是在一种奇怪的合力左右下，行驶于历史的航道。它往往在人们无法确定坐标的某一点转向其倾覆的死亡之旅。然而，出于公平的原则，某种对当事人而言无迹可循，无征可求，有人称为规律，有人称为天意的东西，会在这艘船上安排一两个视力极好的瞭望员，或者经验极丰富的老水手，并让他们来意识到这一点的存在。于是，他们会惊骇地发出种种警报，进行种种可怕的预测，提出种种可能的方案。而更多的人，甚至船长，则害怕转舵所激起的浪花会搅扰他们的清梦而宁愿相信那只不过是杞人忧天或是别有用心。如果有人能够从高空来俯视这条航道，他一定会发现大宋这条破船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千丈飞瀑的最边缘。回顾宋代的历史可知，值得注意的只是两个为当时许多人痛骂而为后人景仰的政治家的名字：范仲淹和王安石。范的庆历新政涉及改革官制、整顿武备、重视农桑等等，不到一年即告废止；三十年后王的新政包括政治、军事、农业、工商、文教等，其深广程度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评判仍让人惊叹不已，辛苦经营五年有余，还是随着神宗的死而彻底付诸东流。
多年以后，文天祥在狱中痛定思痛时，想起庆历三年九月（1043年）范文正公的那篇实施新政的纲领性文件《答手诏条陈十事》，仍觉字字切肤、句句刻骨：“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我国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浸。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这哪里是一份奏折，分明是满纸的忠心碧血！此时的文天祥更深刻地明白了开庆元年（1259年）他提出改革军政方案的《己未上皇帝书》的不被采纳并不是他个人的不幸。他只不过丧失了他崛起仕途的第一个机会，而大宋却丧失了它自救的最后一个机会。
后世有人在瞻仰文丞相祠的时候，感慨间写了这么两句诗：“捧土障洪河，一绳维大厦。”（杜光荐《哭文丞相》）文天祥有知必定心有戚戚。从开庆元年被贬到，“空坑”当时在江西战败、海丰被俘，十几年的时间里文天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所从事的，无非就是一个医生对一个绝症晚期病人所做的工作。他同样也面临着在那样的境况下医生所面临的道德难题：延长其生命同时增加其痛苦，抑或是减少其痛苦同时结束其生命。元朝的如日中天和大宋的江河日下都是那么无庸置疑，他应该怎么做才能既对得起国家，又对得起军民百姓和自己的信仰良心，这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尽管他的选择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个人的，还有这片古老土地在战火中的炙烤，百姓在刀兵中的煎熬。于是，一个事实上并不会耍刀弄枪的文官穿上了甲胄，跨上了战马，开始为这首拖沓至三百年的曲子奏出最后一个低沉的重音。
无赖“贼臣”朝堂坐
宋朝进行了一场人造奸臣和忠臣的运动，忠臣与奸臣并立、共生。而奸臣大多都是太师，这些人除了搞点权力斗争外，几乎没什么真本事，而且民众威望极差，需要依靠皇帝才能在朝中很好的生存。宋徽宗手下诸无赖文臣、太监，以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六人最“有名”。其实这”六贼”之称出于太学生陈东在宣和七年的上书，它彰显了“宣和”政治的黑暗。
元祐党籍——弄臣蔡京
翻开宋史，蔡京可谓臭名昭著。他阴险狡诈，心狠手辣，打击政敌不择手段；他惑乱人主，结党营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世人为之侧目；他倡导“丰亨豫大”，卖官鬻爵，败坏世风，导致官僚统治阶层更加腐败；他骄奢淫逸，赏罚无度，冗官冗费空前，百姓不堪重负，甚至激起民变；他邀功取宠，妄开边衅，终酿靖康之祸，是历史上少有的一代巨奸。北宋近200年基业虽然没有直接断送在他的手中，但他却是北宋灭亡的千古罪人。但是在沉浸在历史长河中对蔡京擅权误国的斑斑劣迹或痛恨或叹息的时候，我们是否更应该有一种深沉思考：蔡京究竟有没有历史上记载的那么十恶不赦，是否历史的罪责主要应该由他来承担，史册上奸相的记载和现实中蔡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否吻合。
蔡京肯定是权奸，但也是能员。
蔡京，字元长，他出生之时，正值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失败不久，多灾多难北宋王朝又一次陷入内忧外患的困扰之中。
蔡京自从熙宁三年（1070年）做官以来，在变法派与守旧派之间投机钻营，练就了一套欺下媚上的本领，成了一个混迹官场的钻营老手。虽然蔡京已身居翰林学士，但他仍不满足，又想捞个副宰相当当。知枢密院事曾布对蔡京嫉妒不已，非常害怕他官居自己之上，便乘机上奏哲宗说：“蔡卞已经是副宰相了，兄弟不可以同升。”于是，宋哲宗便拜蔡京为北门承旨，仍兼任翰林学士等职。
蔡京对曾布的做法非常憎恨，但他并不放弃要做副相的野心，乘机发挥自己能写善画的特长，将其做为自己进身的资本。按宋朝惯例，翰林学士要给皇帝、皇后等人献词，蔡京为了献媚于哲宗与皇后，特意撰写了四首，其中一句深得欣赏，那就是：“三十六富人第一，玉楼深处梦熊罴。”蔡京知道后非常高兴，又画了两个扇面，作为凉扇进献给哲宗和皇后。宋哲宗夸奖蔡京说：“蔡爱卿书法，天下第一。”这句话，使蔡京兴奋得彻夜不眠，以为自己升官的机会又要到了。
但是，章惇、蔡京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朝野上下互相谈论他们的恶行，有人甚至借童话发泄心中对他们的愤恨。当时广为流传的一首童谣说：“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台、谏两院大臣便借此弹劾蔡京，吓得蔡京提心吊胆。由于后宫对蔡京多有美誉，宋哲宗并没有罢黜蔡京，使这位钻营老手又侥幸成了漏网之鱼。从此，蔡京在朝廷之中地位日益巩固，他对权力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其奸诈狡猾的本性也逐渐原形毕露。
蔡京掌权后，打着辅佐徽宗皇帝继承父兄遗志的旗号，不择手段地迫害异己。
崇宁元年9月，皇帝在蔡京的鼓动下，对元符三年上书言事的奏疏进行审查，以对待元祐和绍圣的态度为标准，将上书人分为正邪两类，每类分为上中下三等。肯定绍圣否定元祐者得到表彰，对元祐同情和理解者被列为邪类，受到严惩。同时迫害元祐党人，无论存亡无一幸免。他们的姓名由皇帝手书刻碑，世称元祐奸党碑。后来又把元祐党人、元符党人和上书邪等309人名单合并刻碑，是为元祐党籍碑。并且对他们中的死者追夺官职，生者或流放或贬官，不许他们同州居住，宗室不得和他们的亲戚通婚。蔡京和弟弟蔡卞同年登科，同时备位中枢，显赫尊荣名重一时。但是为了争权夺利手足相残，逐渐从不相来往，到互相诋毁反目成仇；蔡京和蔡攸骨肉倾轧，以至父子貌合神离，被儿子以生病为名逼迫致仕。蔡京爱权如命，凡是妨碍他仕途之人，都去之而后快；凡是对自己巩固地位，捞取声誉有好处的，都不惜一切代价竭力拉拢。为了取得士大夫阶层和军队的支持，他大肆封官，大幅度提高他们的待遇，使得他执政的时期成为历史上冗员冗费最严重的时期。他为了讨好徽宗皇帝，大兴土木，尊崇道教，搜刮民财，使得东南财尽，激起宋江、方腊起义。
蔡京不仅“奸”，还很“贪”，在同时享受“大仆射”俸禄的同时，又给自己发额外一份“司空寄禄钱”，可以说是对自己“高薪养奸”。
在蔡京主持下，宋徽宗时期把曾经反对新法的“元祐党人”整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贬窜死徙略尽”，还刻名于石，遍颁天下，即臭名昭著的“元祐党人碑”，“凡名在两籍者三百九人，皆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甸”。如此阴狠老辣的打击政敌，在北宋一代属蔡京动静最大，下手最黑。
蔡京自任左相以后，独揽朝政达二十余年。这期间、蔡京虽然显赫一时，但也免不了有凤凰落架、虎落平阳的时候。每当蔡京被罢去相位时，朝中大臣便群起而攻之，老百姓更是欢天喜地，犹如逢年过节一般。而蔡京却并不是一蹶不振之人，每每罢相之后，就伺机而进，以求复出，他的一生中共有三次宦海沉浮。
从蔡京的发迹史来看，原因很复杂，但最基本的原因是他高超的从政才干。登上政治舞台之初，他是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现的。新法骨干曾布和韩忠彦争权交恶，引蔡京入朝为助，说明他政治斗争水平和拥护变法的坚决态度让非常有才能的曾布看重；司马光秉政，要求各地五日内恢复差役法，别的地方都认为时间紧，难以完成，唯独蔡京如期完成，虽然史家认为他反复无常，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他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
徽宗对蔡京是信任的，更是利用的。
徽宗和蔡京关系非同一般，曾经7次到蔡京府上登门拜访，并将女儿延庆公主嫁给蔡京的儿子。蔡氏一门，均高官厚禄，甚至奴仆居大官，媵妾封夫人。徽宗当政的25 年中，蔡京执政20年，其中独相10多年。期间，虽然被三次罢相，但是时间都极其短暂。到第四次拜相时，蔡京已经80多岁，两眼昏花，不能治事，皇帝允许他把政事交给小儿子代为处理，徽宗对他的信任可见一斑。他们是艺术上的知音。蔡京是历史上的书法名家，据说深得书圣王羲之的笔意自成一家，当时号称天下第一。徽宗是亡国之君，是为政的失败者，但是他卓越的艺术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他的工笔花鸟，独创的瘦金书体成为艺术珍品。他们志趣相投，基于艺术上的共同爱好进而发展成为超越世俗权力之外的至交是可能的。
蔡京执政20余年，3次罢相，但是不久就被起用。原因不仅仅像历史记载的那样蔡京门生故吏盘根错节，牢不可破；更主要的是蔡京的执政水平远高于同僚，蔡京落职期间，接替他为相者不是才能平平，就是难以驾驭朝臣，虽然他奸诈，但从能力和水平上几乎无人与之匹敌。皇帝也知道蔡京阴险凶狠，但是也只有蔡京治理国家让他放心，使他有足够的金钱为所欲为，有足够的精力画花鸟鱼虫，写独创的瘦金书体，摆脱政务繁劳，过闲适的生活。正如当时的同知枢密院事侯蒙所言：“使京正其心术，虽古贤相何以加？”历史上声名卓著者中有相当部分是因德高留名。蔡京属于才胜于德者。虽然他有恶名，但是我们不能抹杀他的能员本色。
但是无论徽宗对蔡京如何信任，他们的关系也是君臣，蔡京仍然是皇帝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至高无上的权力仍然掌握在皇帝手中，对臣僚可以任由兴废，任意升降。蔡京既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更没有反抗的能力。宋朝的统治政策是强干弱枝，文臣执政，裁抑相权，防范外戚。裁抑相权是巩固皇权的重要内容。在统治核心决策层搞平衡，任用政见不同或不同派别的人同时或轮流执政互相牵制，是历代统治者巩固政权皇权的政治策略和有效经验。徽宗虽然沉缅于花天酒地的生活，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这一古训。
善伺人意的佞臣——王黼与朱■
“六贼”之中的王、朱二人，官大恶多，但影响远不及蔡京，所以他们只在《佞幸传》中占有位置，还上不了《奸臣传》的“大台面”。
美貌金睛的大佞臣——王黼
王黼，字将明，开封人，原名王甫，徽宗皇帝多才学，认为王甫二字与东汉一个宦官重名，赐名“黼”。虽然“寡学术”，但他能说会道，人情练达，倒少了做学问过深所有的迂腐气，难怪让皇帝深喜。不过，王黼绝非无才之人。他进士出身，功名既不是买的也不是捐的，更不像杨澜老公那样是编的，真正当初用功考上的。
王黼人精一个，先后抱上蔡京、大太监梁师成粗腿，“父事之”，称梁师成为“恩府先生”。官员结交宦官，并非是喜欢大公公皮嫩肉滑没胡子，而是因为宦官是皇帝近侍，多与皇帝亲近，能够递得上话。如同现在的人都喜欢结交大官儿秘书、司机一样，古今同理。宣和元年，王黼得拜特进、少宰，“由通议大夫超（升）八阶，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小王升官，比火箭还快。趁蔡京致仕，王黼假装顺从民意，一改蔡京所为，易弦更张。
相位坐稳，王黼狰狞面目，一时毕露。他不仅强夺官员宅院，为了诱夺大臣邓之纲的美妾，王黼竟诬之以罪，把老邓窜贬岭南。很快，徽宗皇帝又加王黼少保、太宰，“中外名钱皆许擅用，竭天下财力以供费”。只要把徽宗皇帝这个“领导”伺候舒服，富贵荣华一齐来。“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进帝所者不能十一，余皆入其家”，所以王黼之富，能拟帝府。
王黼一辈子唯一做过的“好事”，在于考古学。宋徽宗本人喜欢古玩，臣下们就大挖墟墓，挖来不少宝贝。王黼奉诏，撰数十卷《宣和博古图》，其中详细开列宋徽宗宣和殿中所藏的历代青铜器、字画、玉器等，考证精严，追本溯源，详细注释了各种古物的出处、年代和典故。当然，此举此行，也是迎合皇帝，属于比较高雅的拍马屁。
“花石纲”的始作俑者——朱勔
高太后掌了八年权死去，由宋哲宗亲政。年轻的宋哲宗对他祖母重用保守派，本来就不满意。等到他亲自执政，就重新起用变法派。但是后来的变法派不像王安石那样真心实意改革朝政，内部纷争不休。一批投机分子打着变法的幌子，趁机捣乱。等宋哲宗一死，他的弟弟宋徽宗赵佶即位后，朝政更加混乱。
宋徽宗是个出名的浪荡子，不懂得管理国家大事，专门寻欢作乐。他身边有个心腹宦官童贯，迎合他的心意，替他搜罗书画珍宝供他赏玩。
宋徽宗尽情追求享乐腐朽的生活。童贯替他在苏州、杭州两地征用几千名工匠，每天制作象牙、牛角、金银、竹藤的雕刻或织绣品，供他玩赏。所有制作材料，一律向百姓搜刮。日子一久，宋徽宗对那些玩艺儿腻了，想找一些奇草、怪石来换换口味。蔡京、童贯为了讨好宋徽宗，派了一个二流子朱勔，在苏州办了一个“应奉局”，搜罗花石。
朱勔，苏州人。他的发迹，当由其父朱冲说起。蔡京在杭州闲居，想筹建寺庙，僧人向他推荐朱冲。不几天，朱冲就请蔡京视察工地，“大木数千章积庭下”，老蔡大惊，知道遇到一个能散财干事的能手。转年，蔡京入京为相，便带朱冲一同回去，“以其父子姓名属童贯，置军籍中，皆得官”。白丁贱民，一下子变成有“军队背景”的能人，此乃朱家发达第一步。得知徽宗皇帝钟爱奇异花石，朱勔与父亲朱冲赶紧商量，搜罗之后，果然从浙中搜得三株珍异的黄杨木，徽宗很满意。
朱勔手下养了一批差官，专门管这件事。听说哪个老百姓家有块石块或者花木比较精巧别致，差官就带了兵士闯进那家，用黄封条一贴，算是进贡皇帝的东西，要百姓认真保管。如果有半点损坏，就要被派个“大不敬”的罪名，轻的罚款，重的抓进监牢。有的人家被征的花木高大，搬运起来不方便，兵士们就把那家的房子拆掉，墙壁毁了。那些差官、兵士乘机敲诈勒索，被征花石的人家，往往被闹得倾家荡产，有的人家卖儿卖女，到处逃难。
朱勔把搜刮来的花石，用大批船只运送到东京。运送的船只不够，就劫运粮的船和商船，把船上货物倒掉，装运花石。这大批船只自然还要征用大量民夫。于是船只在江河里穿梭似地来往以调和为结局。事物有“变”有“化”，民夫们为运送花石日夜奔忙。这种运送的队伍叫做“花石纲”。
花石纲一到东京，宋徽宗见了，果然高兴，给朱勔加官升职。花石纲越来越多，朱勔的官也越做越大。一些达官贵人，谁敢不讨朱勔的好。人们把朱勔主持的苏杭应奉局称为“东南小朝廷”，可见朱勔权力之大了。
黑暗官场中的正义与无奈
同样寒窗苦读，有学识也有能力，但在官场这个大酱缸中，有的出污泥而不染，铁面无私，不畏权贵，为百姓所称赞。而有的为了找到晋身之道，一方面勤恳地为朝廷办事，另一方面牺牲自己的自尊，扭曲自己的人格，让自己的品行污染得和官场一种颜色，因此对朝廷而言是忠臣，对百姓而言他却是坏蛋。
铁面无私“包青天”
包拯（999年—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世称包青天，是宋仁宗时期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亦有一席之地。他是一个革旧图新的两朝重臣，更是一位刚直不阿、铁面无私的大清官，深得当时人民爱戴，也为后人千古传颂。包拯声名显赫，而当朝皇帝宋仁宗赵祯却被人们说得昏庸腐朽、无能透顶。吴泰先生在《宋朝史话》第五章中就说，“宋仁宗是一个庸俗而又荒唐的皇帝”，朝政“只务苟且”，宋朝的因循守旧之风到仁宗时“更加严重”。
作为后代传说中铁面无私的“包青天”，他在做御史时也确实敢于违抗皇帝的意志，惩恶扬善。
他在担任御史系统的官员期间，上了很多奏章奏表，大多是弹劾不法官员、指出皇帝办事不公的内容。虽然没有戏曲小说中那样富于传奇色彩，但也件件在理，桩桩公平。
他曾经上书弹劾当朝宰相宋庠，指出宋庠为官不正，平庸无能，贻误国事，有负圣恩。这几条理由举出的证据十分有力，不容辩驳。而且包拯并没有像一些怀有私心或是为政治集团服务的御史一样将宋庠推向绝路，只是要求皇帝免除他的宰相职务放他回乡养老而已。包拯的弹劾奏章一上，宋庠心服口服，而且他惧怕包拯那种不说服皇帝誓不罢休的劲头，赶忙请求免职并马上离开宰相的位置。
另有一次，包拯上书弹劾宋仁宗所宠爱的张贵妃的伯父、担任三司使（负责全国财政与赋税的官员）的张尧佐，指出他平庸无能，靠着张贵妃的关系才得到皇帝的重用，若让他长期担任此官职将误国误民。
包拯的上书中明确谈到仁宗皇帝因为宠爱张贵妃才重用张尧佐，这种大胆指责皇帝的做法也是当时绝无仅有的。但仁宗皇帝没有因此怪罪他，反而为此十分为难，既怕真的撤换张尧佐让贵妃不高兴，又怕不予理睬惹怒包拯等大臣与社会舆论。仁宗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在上朝时和大臣们商议，准备让张尧佐外放去做节度使。但包拯等大臣依然不同意，认为张尧佐的才干也做不了节度使。
仁宗见大臣们不肯让步，自己也很没面子，怒道：“你们不仅仅是要说张尧佐的任命问题吧？我让他去做节度使，节度使不过是一个粗官，不需要什么太大的才干，你们还争什么？”
包拯和其他大臣据理力争，回答道：“节度使这个官，我大宋的太祖皇帝和太宗皇帝都做过，恐怕不是陛下所说的粗官。”
仁宗见大臣们以自己的祖宗作为论据反驳，一时语塞，无法回答大臣们的诘难。包拯见仁宗自知理亏，便继续上前进谏，言语慷慨激昂，不由得仁宗不同意他的观点。
退朝以后，仁宗皇帝回到后宫，心里比较憋气，见到张贵妃，就斥责她：“你只知道让自己的伯父做节度使，你知道我朝中有包拯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御史吗？”可见仁宗皇帝对包拯的敬畏。
包拯在政治上最出名的就是整顿吏治，同权贵作斗争。他认为选择官吏不要沾亲带故，要“选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充职，不以资序深浅为限”（《包拯集》卷三之《再请选转运提刑》），应提拔那些“奋不顾身、孜孜于国，奖善嫉恶，激浊扬清之人”（出处同上），而对那些不顾条制，苛政暴敛之人应坚决罢免。
包拯主要以清官见诸史册，一生中以为民做主，严明执法，惩办邪恶的事迹最多。在司法方面，包拯知开封府前，“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傅吏坐厅”，先收状碟，讼诉人不能同官吏直接见面，傅吏“因缘为奸”，官僚们断案常常发生差错，冤假错案比比皆是，更有甚者，傅吏对前来讼诉的人进行敲诈勒索，影响极坏。
嘉祐元年十二月，包拯知开封府后一改旧制，“开正厅，径使至庭，自言曲直，吏民不敢欺”（《包拯集》卷三之《再请选转运提刑》）。
这些措施都是得到仁宗应允之后才实行的。那些贪赃枉法之辈，放荡不羁之流，皆敛声屏气，规矩了许多。据载，新制度出笼之后，“吏有不溃墨者，闻风汗骇，相视辄行去”。包拯力治不法行为，即使皇亲国戚也不放过。
包拯任开封府尹时，有个叫冷清的江湖骗子以祷祠为名，煽惑州县，到开封后又交结权贵，妄谈幻术。权贵之家与之沆瀣一气，不但不报官，冷清被押后有的还百般庇护。包拯认为这是“上下蒙蔽”，“此而可忍，熟不可忍”，要求仁宗作出决断，仁宗圣断，授命包拯杀冷清。这表面上只是杀了一个江湖骗子，实际上却是打击了与冷清交结的权贵。
现实中的包拯，只是一个模范的官僚，而不是传说中那个能断阴阳、铁面无私的上天的代言人。包拯即使再顶撞皇帝，也不会一点面子都不给皇帝的，但世人心目中的包青天则不同，他可以毫无顾忌，用铡刀把负心薄意的驸马陈世美送进地狱，也可以把欺男霸女的国舅就地正法。那个端坐在开封府大堂上的包青天，给人的感觉，不是一个凡间的法官，而是一个替天行道的神灵。
自从包青天的形象诞生以来，包青天系列故事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丰富，人世间的一切不平之事，似乎只要到了包青天手上，就会迎刃而解。哪怕是沉冤多年，包青天都会夜访地府找到蛛丝马迹来还被害者一个公道。而且，包青天的故事，一个最基本的模式是永远不变的：被害者永远是普通百姓，而凶手肯定都是王公贵族、社会名流。
现实是如此的没有希望，但是人们心中不能没有对希望的渴求。所以，包青天的能力越来越大，不但可以惩罚皇亲国戚，甚至可以直接指责皇帝，在“狸猫换太子”的故事里面，都可以直接去打象征着皇帝身份的龙袍。
这是对中国古代至高无上的皇权的挑战，虽然是以小说和戏曲方式体现出来的。既然现实中无法实现，为什么不能在诗词曲赋里面自娱自乐，给自己一个精神上放纵？久而久之，包青天成了那些备受欺压的百姓心中唯一的救世主，稍微在现实里面见到能够把王法贯彻得比较得体的官员，就会感激不尽，高呼“青天大老爷”。这究竟是一种宿愿得酬的欣喜，还是一种把正常当做殊荣的悲剧？
上庙堂无门，下江湖无路的“蝙蝠”官
《水浒传》里告发宋江题写反诗的黄文炳也许不是个好人，但他是一位忠臣。一个为大宋王朝尽忠的人却得不到他所效忠的官府保护，全家被灭门。这是黄文炳的悲剧，也是大宋王朝的悲剧，尽心尽力忠于王事之臣没有保障，这个王朝的命运就可想而知。
大宋王朝里有流芳千古的刚直足智：功高名重的寇準，“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的文天祥，铁面无私的“包青天”，也有为了找到晋身之道，一方面勤恳地为朝廷办事，另一方面牺牲自己的自尊，扭曲自己的人格，让自己的品行污染得和官场一种颜色的所谓朝廷“忠臣”黄文炳之流。
黄文炳是一个在闲通判。在宋代，通判是知州的副官，大概相当于副州长这个级别，算个中级官员。但在帝制时代，主官和副官的级别只差一点，权力却有天壤之别。做通判的大多是科举出身，通过任通判处理各种公务的历练，然后一步步升为主官。苏东坡中进士后，开始做过数任通判，后来熬到知州。黄文炳怎样被罢免实缺，赋闲在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因为贪污受贿。在帝制时代，“千里做官只为财”，因贪污事发一般是因为政治斗争，这点成为政敌攻击的“阿喀琉斯足跟”。其二是办事不利得罪上司，被整下来了。第三是和同事关系太差，得罪的人太多，无法容身。但根本原因是没有硬靠山，如有蔡京、高俅那样的靠山，贪污就不是毛病了，上司也不敢整他，出了事故平调到异地做官就行了，同事们更奈何他不得。
黄文炳在具体事务面前通达敏捷，但他只有小聪明，不具备大智慧。他没有看到他满怀希望的大宋王朝已是外强中干，“身体”各个器官已经失灵。宋江等官吏，甚至包括宿太尉这样的大官比他看得更远，对强盗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提供方便，根本不对朝廷抱太大的希望，口说“忠诚”，内怀小九九，反而两面讨好。因此黄文炳没想到堂堂的江州府官兵，在梁山好汉面前不堪一击；更没想到蔡九办事会犯那样的低级错误，斩首私通梁山好汉的要犯，竟然事前不清场，不关闭城门，让梁山人回娘家似的从容进来劫法场；对法场一旦被劫的应急预案也没有，让劫了法场的人全身而退；对于黄文炳如此重要的举报人，也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如果那个位置换上黄文炳去坐，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
像黄文炳这样的宋朝官员，对百姓而言他是坏蛋，对朝廷而言却是忠臣。而且黄文炳最大的错误在于他太把赵宋朝廷当回事，太相信朝廷的能力。由于没有蔡太师这样的父亲，高太尉这样的兄长。在官场上黄文炳有先天的不足，只能厚颜去攀附蔡太师这样的大树。但这种攀附来的关系是不牢靠的，大官们也只是利用他们办事，未必把他们看成嫡系。
而一般百姓和有良心的官员却不齿其为人，不愿和他们为伍。这样的官员是属“蝙蝠”的，上庙堂无门，下江湖无路。这也是生活在当时的他们的“无奈”。
黒与白的平衡点——君道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论是奸臣、忠臣，皇帝是离不开这臣子的。哪类臣子若不互相倾轧，拼命邀宠，孤才不香呢！皇帝自有高招：想帝位长久，得重用忠臣；想卖国求荣，自己不好为之，有人主动站出来了。总之得围着皇帝转。
按奸臣原则划分。和珅应有一席之位。和珅这样表白“我是贪，但我把皇上侍奉得舒舒服服，妥妥帖帖，皇上喜欢我，宠我，你清廉，但皇上不宠你，怎么说你忠，我奸”。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并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之时的君臣。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但宋王朝的历代皇帝却塑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多的名忠臣与名奸臣。
古代的政治体制通常被人为地以“专制”、“集权”等词汇加以界定，在这种体制下，腐败自然是无法避免的，这种结论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宋代皇帝远非“专制”二字可以概括。姑且不说君主的权威能否直接渗透到社会的基层，就算在朝廷之内，皇帝似乎也不太可能为所欲为，这在宋代似乎特别明显。皇帝需要扮演多种多样的角色，在偌大的皇宫里，他是一家之主，跟普通百姓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无非是多了些嫔妃、宦官等侍候人员而已。因此，他必须谨慎处理“家庭”内外的各种关系，其实，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皇帝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子嗣不昌，除了宋末二帝外，宋朝共有16位君主，其中有6人无亲生儿子继承皇位，比例高达38%左右，这在中国封建帝王时代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在父死无子继的特殊情况下，宋代的皇位传承还是相对顺利的，并未出现大的危机，这不能不让人惊讶。然而，在表象的背后，却夹杂着极其复杂的内外因素，各种政治势力暗中角力，上演了一幕幕精彩之戏。因此，在宋代，表面上看似乎罕有后妃干政、宦官擅权等现象，皇帝的“家”稳定而安静；实际上，宫廷内部的斗争异常激烈，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而已，否则就不会出现“狸猫换太子”之类的传说了。这些故事的背后显然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事实，这些从侧面也反映出宋代皇宫并不太平。
宫廷之外，皇帝为一国之君，治国安邦是他们的首要任务。然而，单单依靠一人之力，无论如何是不能完成的。因此，宋代皇帝必须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将国家机器运转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调动各级官员的能动性，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无疑是不现实的。毕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他们能否为君主效力，取决于复杂的因素。正因为如此，作为万人之上的帝王，需要协调各种利害关系，如君民、君臣之间的关系，而这恰恰是最难的环节，稍有闪失，恐怕就会危及江山社稷。这是历代君王所必须小心谨慎应对的，宋朝皇帝自然也无例外。
宋代，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积贫积弱的朝代，从建立以来，先后被辽，金，蒙古等外族虎视耽耽。但它却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为迅速，人民生活最为安定的时代。诗人林升有诗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虽然其意在批评当时朝廷耽于享乐，偏安一隅，不思夺回河山，但却从某个侧面体现了宋朝生活的安乐富足。此外，宋代还具备一个既矛盾又吸引人的特点——“忠奸并存”。
中国历史五千年，但提起大奸臣，秦桧虽然不见得是首屈一指，但绝对也能名列三甲，他的同僚如王俊等人，亦是颇为“出众”。似乎善恶平衡本身就是真理，岳飞，韩世忠等名垂青史的忠臣亦与他们同朝为臣，虽然相互视对方为眼中钉，但讽刺的是，双方名声之所以响亮，却大多为对方所赐，一个因为捏造“莫须有”而出名，一个因被“莫须有”罪名处死而名扬史册，相比之下，唐汉等盛世，虽也有良臣无数，无论在功绩与智慧都未必逊色的情况下，“房谋杜断”比之与包青天的大名相去甚远。这就是宋王朝典型的官场逻辑，官场黑与白的平衡完全取决于“君道”。
秦桧就是奸臣。想想，秦桧能做得了皇帝的主吗？但秦桧顺了皇帝的暗示，人们就骂他奸臣，人们不敢也兴许不骂皇帝。权力最大的人，敢得罪的人就少了，权力不到顶峰的人，挨骂的机会就总会有的。
综合起来，岳飞之所以不得不死，有很多历史原因。在南宋君臣的“战略”考虑下，可以概括为五个最主要的方面：
首先，宋高宗赵构此前曾因为一次宫廷政变而被迫“禅让”了帝王之位。大概是带兵将领与宫廷内外结合而发动。杀害岳飞，与这次让高宗心有余悸的政变不无关系。
其次，岳飞本人很冲动地卷入了当时宫廷的“立太子”政治斗争中。作为一个手握精兵而在外的高级将领，实际上他这时已经触犯了政治大忌，在高宗眼中和心里已被判处了死刑。
再次，北宋有“重文轻武”的立国传统，特别防范武将，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动乱年代、军阀自重的历史背景下不得已而为之也。高宗作为南宋的肇基之君，深得家传。
第四，高宗赵构的奠基之功业，不仅不亚于赵匡胤，甚而过之。赵匡胤是拥有精兵造反起家，实力使然。赵构白手起家，几乎自身无立锥之地，仅凭着“皇室”这一身份而能在当时崛起并再造一个小王朝，殊为不易。
第五，北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南宋高宗赵构也进行了一次“夺五大将兵权”的政治权力回收。之后，聪明的将领们对此心知肚明，如韩世忠便韬光养晦，与曾为名妓的红颜知己梁红玉隐居江湖。但是个别的将领，如岳飞，对此做得就不够好。
一直以来，秦桧都是千夫所指的民族罪人，总以为是他害死了岳飞。秦桧害了岳飞不假，可是在岳飞被害这件事情上，秦桧与皇帝的作用谁更大？岳飞死了，秦桧等人也跪了这么多年了。那么，除了秦绘，有些人是不是也应当向岳飞跪上一跪呢？
奸臣实际上是人们奴性的遗产，发明人与认可人总以为只是奸臣的不是，便充分显示了奴性。臣子永恒的错与皇帝永恒的对才是真的。
奸臣与忠臣还是可以对比出来的。皇帝的哀思可能大部分人有异议了，危及政权时，皇帝就启用多数人的呼声了，暂置独裁，哄哄人们，忠臣就被重用一次两次。这样的时候，便是奸臣末路的时日。
岳飞的死是宋朝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在这场权力角逐中，很明显最终是赵构选择了秦桧这一方，这就决定了岳飞的命运。在封建社会，历史上外交历来就是皇帝的私交。是宣战，是议和，是通商，是纳贡，这些都要看皇帝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人民利益。封建帝制下，天下归于皇帝一家，全国都是皇帝的，想卖不卖都是皇帝一人的事，犯不着下面的人来瞎操心。秦桧只有听皇帝的份，没资格来卖皇帝的国。后人不敢铸个赵构的跪像，却弄了个秦桧像来顶替赵构泄泄愤，实际上反映了古时人们面对帝制的无奈和辛酸心理。
所以说在当时背景下，有岳飞必定有秦桧，有秦桧必定要有岳飞，岳飞必死，秦桧必充当奸臣，这是帝王赵构的“君道”，他创造了忠臣和奸臣，并使二者在既定条件下保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