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文官政治，带来了一个十分直接的后果，那就是一系列的“规矩”成为官员们做事的标准，做事情，不是以“做正确的事”为标准，而是以“正确地做事”为标准。以寇■为例，宋代官场一团糨糊的状况就不难理解了。
人心的教化——“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政权内部乱、分裂多、政变多、兵变多，无休无止的杀伐、背叛和阴谋，可谓是“五代十国”的一大特色。“十国”之中也常上演权臣及皇亲国戚之间的争权篡位，国与国之间的杀伐更是常事。对于新生的宋政权来说，不仅需要进行体制上的重建，更面临着如何使人心向化。而根深蒂固的思想文化和重文抑武的制度改革，就成为统治者用来麻痹民众的最好武器了。
程朱理学的蛊惑——思想的教化
据说女子真正裹足是从宋朝开始的，而儒家思想进入到这一时期也开始裹足了。如果把历史比做火车头，它在宋朝的那一站也停了太久太久了。而从批判性的角度讲，当时的理学几乎就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修正。
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为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而理学的成熟，又意味着统治者阴谋的得逞。在那时，几乎无数子弟只知道穷啃书本，念烂“四书五经”，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理学此时成为了统治者御用的王权皇杖，这意味着在日后中国的封建王朝下，选拔人才无非只是继承了八股的香火，而且更进一步地讲，这种思想的气息，糜烂在知识分子和妇女民众的脑海中，根种下一颗千百年不变的毒瘤。
就是这么一种思想，在那时的封建统治下，成为了最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发展到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仍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当做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倒也发挥了部分积极的作用，但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具体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那就是让社会更加死板，让官员更加教条，让糨糊似的文治政体更加混乱不清。
杂烩的官场——腐败的温床
宋朝在机关设置上的别具一格之处就是建立了庞大腐败的官僚机构。宋朝统一后，旧官加新官，已经形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真宗以后，官员不断增加，机构更加庞大。科举取士越来越多。
仁宗时，户部副使包拯上书说：“真宗时，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现在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及守选人，还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超过了一倍多。”正官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大约三员守一缺，略计万余人”。宗室吏员受禄者一万五千多人。各级官府还有大批不受禄的吏员，公然允许贪污受贿，数量更多。三班院（供奉官，左、右殿直，合为三班）的武官，最初不到三百人，真宗时四千二百余人，仁宗时一万一千余人，真宗时十数倍于初，仁宗时又两倍于真宗。外地州县官吏更是多到数不清。仁宗时，宋祁上书说“今天下有定官，无限员”，官员可以额外增多，因此“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真宗时，一次裁减各路的冗吏，就有十九万五千八百多人。没有裁减的，当然要几倍于此。而且，真宗以后，又在不断增加。当时就有人指出：“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
真宗时期，宣扬遵循“祖宗旧法”，一切因循守旧，以老成持重相标榜。于是乎官员们遇事唯恐承担责任。田锡上书说，“枢密院和中书省”“政出吏胥之手，吏胥行遣，只检旧例，无旧例则不行”。结果是，“臣下得优逸，而君上担焦劳”。宋制，三年一次考核，官员们只要在任内不发生过错，就加升迁。官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心只怕招人非议，影响官位。李沆做宰相，接待宾客，很少讲话，弟李维对他说：“外边人议论，大哥是个没嘴葫芦。”章得像更是以默默无所作为著称，升到宰相。御史以找寻官员的过失为能事，更加助长了官员的因循。仁宗时，张方平上书指出：“自将相而下，至于卿大夫，惴惴危恐，一举一动，就说恐招人议。苟且因循，求免谤咎，那里还有工夫用心思为国呢？”各级官员层层苟且因循，只是坐待升迁。腐朽的官气和暮气笼罩着整个宋朝政府。
太祖统一后，据说曾立誓约，不杀大臣。太宗也对臣下极宽，曾对宰相说：“弊病如同鼠穴，如何能堵塞，只要除去其甚者就可以了。”宰相吕蒙正对答说：“小人的情伪，君子岂是不知，以大度宽容，事情就都好办了。”太祖、太宗时依据这个“大度宽容”的方针，争取到后周和南方各国的大批官员，成功地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真宗以下的皇帝，继续标榜这个“祖宗旧法”，但逐渐流于对官员的放纵。历朝的大臣，几乎无不贪污受贿，无不穷极奢侈。
宰相以下，朝廷和地方的官员，贪污、腐化成风。州郡文账送上三司，随账都有贿赂，各有常数。足数即不发封检核，不足便百端刁难，成为通例。仁宗时，杭、越、苏、秀等州“旱涝连年”，“饿尸横路”，淮南转运使魏兼奉命去处理。魏兼到苏州三天，“穷彻昼夜，歌乐娱游”，把饥民都赶到庙里关起来，三天中饿死甚多。魏兼所到的各州，都遣送妓乐迎候。民间流传歌谣说：“绕梁歌妓唱，动地饥民哭。”蒲宗孟（曾任尚书左丞、知州）每天宴饮要杀猪、羊各十只，燃烛三百。有人请他减少些，蒲宗孟发怒说：“你们要让我在黑房子里挨饿吗！”宋朝在各地军政机构设有“公使库”，准许牟利作为官员用度，又有抚养、备边等库，开抵当，卖熟药，无所不为。各州军又有“回易务”，经营商贩，并将货物，抑配人户，强行售卖，甚至贩卖盐酒违禁之物，图规厚利，交结权幸。全国各地大批的吏员，没有规定的俸禄，贪污受贿，成为合法的收入。官员们“以受贿为生，往往致富”。宋朝自上至下的大批官吏，遇事因循苟且，而又贿赂公行，侈靡腐化，庞大的官僚机构日益腐烂了。
日益混乱的官场现实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腐败滋生腐败。在日益黑暗的政治环境下，王室皇权断送自己的血脉就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了。在历史的天空下回眸，我们在隐隐约约中看见那个朝代里丑陋的统治思想，阴森的官场环境，数不清的官僚乱打在一起，就好像是一团扯不开的糨糊。
“庙堂”与“江湖”的演绎
宋代是帝国时代中国民族意识最昂扬的时代，其成因在于宋代始终没有摆脱边患的困挠，一在于宋代持有的士人自觉精神的高涨。民族意识昂扬的一个表现，便是终宋一朝士人都好言“恢复”。民间私攻固然如此，朝攻也往往为之左右。
时代的缩写《朋党论》——庙堂的“狭气”
不说宋朝的天下是怎样取巧而来，也不说宋朝有两个皇帝做了金人的俘虏，只看宋朝的外交以及朝臣永无了结的相互攻讦，就能发现宋朝人在历史上不仅格局小，而且开了一些坏头，为后来的历史树立了极为恶劣的榜样。从宋代的帝王层面看，格局最大的也就是宋太祖。可宋太祖把孟昶俘虏后，只让他在京城活了七天，那原因不外乎是要让花蕊夫人死心塌地跟他上床，这和霸占人妻又谋人性命绝无区别，不过是因为有权在手，做起来只需动口不动手而已。宋太宗的格局又不如他哥，奸污小周后还容不得李煜写《虞美人》发泄，硬让李煜服药而死。这样的皇帝当然带不出能容人的大臣。欧阳修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即《朋党论》。
从文章的角度看，绝对是篇好文章，但又不能不承认这是篇极其无奈的文章。可以肯定地说《朋党论》出现在宋朝，简直就是历史的必然，人际关系的复杂，没有哪个朝代可与宋朝相比。有宋一代，几乎没有不曾被弹劾过的官员，也几乎没有不曾遭遇贬斥的官员，从开国宰相赵普算起，寇準、丁谓、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蔡京等都曾被贬，就是帮宋朝打下半壁江山的曹彬也曾一度受到怀疑和冷遇。
后人论史，爱分忠奸，这是读史的一条底线，但其中有很多问题又比单纯的忠与奸复杂。宋朝的京官总是相互排斥、相互拆台，搞到后来，终于创造出“党人”一说。在所有朝代中，没有哪个朝代的官员会如宋朝官员那样拉帮结派。王安石要变法，议论一出，立马遭到韩琦、司马光等人的反对，所有的反对者都被贬出京城，而所有的赞成者都能得到提拔。如此用人，朝中无党无派那是不可能的。就是受到皇帝欣赏的司马光也只能远避洛阳去写《资治通鉴》，而《资治通鉴》写好后也差点被蔡卞销毁。等到皇帝也不太想变法时，受贬的官员再度回京，新法也就不了了之。这其中意气相争的成分很大，皇帝容不下一点不同意见，听不得一点不同声音。
官员们互相心存畏惧，但偏偏心照不宣。在那种特殊的官场氛围下，专权的官与无权的官可以说活得最舒服，可怜那些执政为民但处处受到牵制的官员，只能在这样乱糟糟的世道不停地吐血。
王安石的变法阻隔——江湖的“帮斗”
宋承五代末世立国，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政权，对武将擅权心存余悸的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开创了由武人擅权向文人治政的转换，并立下誓规，不欲以言罪人，不杀士大夫和优待文士。自此“重文轻武”成为有宋一代之国策，随着科举取士门径的扩大，最终导致官僚政治的确立。
科举制度所遵循的原则之一是学而优则仕，北宋更是用糊名誊录等规定杜绝舞弊，取消公荐，取士不问家世，以克服贵族等级的法外权力，努力搜求寒俊之才。文人从政，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支柱，即政治结构方面的组织力量。同时，他们所习知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成为意识形态的组织力量，两种组织力量有机耦合，便实现了“一体化结构”。因此，北宋官僚多为政治主体和学术主体的复合体。“文人相轻是积淀于传统文化深层的一种心理品格，北宋文官也不可避免沾染这种习气。”北宋文官复合性格产生的直接根源就在于政治与学术主体的两位一体结构，致使学术之争往往演化为政治党争。由于文官饱读儒家经典，熟知微言大义，所以在党争中他们往往以煌煌大义借题发挥，贯穿于熙丰党争其间的君子，小人之辩，义利之辩都可以拿来充为例证。
北宋文官复合性格有两大表现，其一是内心的忧患意识与行为上的因循作风的矛盾。北宋立国而“边鄙常叛不服”，宋朝群臣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由于赵宋不让军人擅权和优待文士家训的引导，这种忧患意识不可能产生投笔从戎的行为，而是促使文官群体尽情运用他们对政事、军事的发言权，于是，在北宋文官集团身上投下了相映成辉的两面性。一方面，在四夷环伺下“奋厉有当世志”（《栾城后集》卷22）进而发展成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献身精神；另一方面，则“士大夫以冲晦自养”，“相与养成深厚诚实之风”，“循默苟且，偷堕宽弛，习成风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9）。其二是价值取向上的求利与严明君子小人之大防的矛盾。李觏称：“富贵者，人之所欲也。”宋初名臣曹彬直言：“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义者，利之和。”这些观点成为了宋代文官集团一种全新的义利标准，这种观念成为他们对田产和商业利益疯狂追求的理论支柱。相对于个体来说，由于激烈的竞争，秉笔者如林，趋选者如云，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背后往往是无人问津的十年寒窗苦读，是一代甚至数代人的含辛茹苦的惨淡经营，成名后的显达和此前的冷落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巨大反差使得做官的一个重大意义便是趋向求利。工商业文明的兴盛使得宋代文官集团开始正视商业营运所带来的现实利益，有些士大夫将其写入家训，但在党争中又照搬古训，斥责他人汲汲求利，是小人行为。这两面性看似矛盾，其实不然。为利正名是北宋文官对工商业兴盛的积极适应，而严明君子小人之大防则或为沽名卖直，或为整个文官集团利益着想，二者殊途同归。
借着文官们的性格表现，文官政治成为产生党争的温床。熙丰党争之中，王安石的立法精神与北宋文官集团主流的旨趣相去甚远，故不能协调整个集团齐心共赴，难免人口攻讦，党争不已。王安石初任参政，还没有太大动作的时候，已有吕诲上书劾其十大罪状。当然吕诲和王安石并非有何利益冲突，只是王安石所处的地位及其改革姿态把他自己推到了矛盾的旋涡之中。吕诲后来虽遭贬谪，但仍受到文官群体之大部的认可，推其耿直，司马光也称赞他，认为自己先见不如吕诲。
王安石的改革理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众建贤才，大明法度。对于北宋机构庞杂，人浮于事的积弊，王安石颇有体认，所以他认为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王安石深感于中书事务繁复，效率极低，向神宗提出：“今中书乃政事之源，欲治法度，宜莫如中书最急。”说服神宗设立编修中书条例司，以改变中书事务猥杂、混乱、淹滞的状况。他又以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理财的突破口，改变三司生事取赇的局面。同时适当合并一些机构，改革设置重叠的弊处。鉴于地方行政区划过小，赋税所入不敷众官之费的弊端，王安石积极兼并行政区。
正是基于王安石“董正治官，建一代之明制”的设想，改革初见实效。在改革原有官僚机构的同时，王安石苦于人才缺乏，提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皆有道的人才培养和选任办法”。他以策取士，兴办学校，置武学，试律令，立仓法，不停进用新人，无非是想培养一支忠于国家的官僚队伍，目的是使大而无当的文官集团趋于一致，提高其运转速度。但这无异于捅了马蜂窝，文官政治的价值所在就是保持稳定，在此大前提下，效率是可以牺牲的。王安石本出身于文官集团，其提高行政效率的所有做法，直指文官政治的隐痛，因而超出了这种政治体制的包容限度，使得平衡难以维持，因而遭到文官群体之大部的反对。
王安石的治国模式是以“法”治国，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首先“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所以王安石推崇《周礼》，并非复古，而是借尸还魂，领略先王法意如国家本位，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等思想，将其施于现实以匡正时弊。其次，严明法律的权威性，不以人言废法。再者，以是否奉法作为官吏奖黜的标准。
王安石明法度是要保证国家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例如方田均税法就解决隐漏田地和赋税不均等问题；农田水利法则体现了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财和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思想。王安石的经济立法就是要建立国家统制经济，让国家宏观控制农业、商业甚至信贷业。而这些“末技”是崇尚道德和空谈政治的多数文官所不屑为的。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法律应是原始的、模糊的，便于他们在一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时，可以用形而上的道德去解决经济、司法、教育以至于军事等一切问题。严明法令、加强控制、提高效率等举措违背了文官集团中根深蒂固的道德至上、忽视技术层面和不讲效率等品格。
北宋文官热衷于格物致知，修身养性的内心追寻，人生坐标被压缩于狭小的道德空间，对于兴利之臣则鄙夷不屑。于是薛向、吕惠卿、曾布、章惇、邓绾等人一概被贴上“小人”的道德标签。当然，王安石也是文官集团中一分子，文官的矛盾性格同样积淀在其心理深层。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多次撂挑子，不视事，使得年轻的皇帝诚惶诚恐，抚慰有加。可见王安石在坚持变法理想时也不忘耍耍手腕。
王安石困于老臣因循，不得不引用新进，以为己助，于是在其周围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势力，即新党。而文官集团的离心品格使得新党不可能牢不可破。即使是党内的曾布也在一场案件中操戈反向，给矛盾重重的新党和进退维谷的王安石以致命一击。
王安石和他的改革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小步，必然都伴随着无休无止的争论，或抨击，或谀谄，精力和智力不断地内耗。为堵住反对派嚣张之口，王安石和他的改革已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无中生有也罢，逆耳忠言也罢，统统置若罔闻。这是改革家王安石的悲哀，更是奉“异论相搅”为圭皋的赵宋王朝的悲哀。
“正确做事”的“寇巴东”
历史，降重任于寇準，是历史的神来之笔。宋王朝选中了寇準，是宋王朝的大幸。诚然，当历史处在“现在进行时”的状态下，人们看到的只是表象的色彩。只有当历史在一个章节落幕之后，回过头来再审视那段岁月，我们才会感到历史的神来之笔中潜隐着诸多无奈。宋王朝选中寇準的同时，也铸就了属于寇準的悲哀和不幸。
直理事的为官之道——寇準出仕
寇準是北宋的著名政治家。他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太平兴国年间考中了进士。淳化五年（994年）为参知政事。景德元年（1004年）拜相。辽兵进攻宋朝时，他力排众议，主张坚决抵抗，促使真宗亲往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与辽订立“澶渊之盟”。不久被王钦若排挤罢相，出任陕州知州。晚年又被起用，天禧四年（1020年）又遭丁谓陷害，后被贬至雷州（今广东海康），卒于贬所。综其一生来看，他为官清正廉明，政绩卓著，名垂青史。
寇準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寇相学问很好，在五代后晋时中过进士，曾在一个贵族府第做秘书一类的小官。寇準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因此家境贫寒，可是深受书香世家影响的寇母十分重视寇準的学习。少年时的寇準，聪明好学，从书本上学得许多知识和道理。尤其对《春秋》三传，读得烂熟，理解得很透彻。这为他以后入仕从政打下了初步的知识基础。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19岁的寇準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大理评事，次年又被派往归州巴东任知县。以后他又先后升任盐铁判官、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等官。寇準官运亨通并不是由于阿谀逢迎，依附权贵，相反，他刚正廉明不畏权。寇準的青云直上靠的是自己的忠诚与智谋，用宋太宗的话来就是“临事明敏”。端拱二年（989年），寇準曾奏事殿中，由于忠言逆耳，太宗听不进去，生气地离开了龙座，转要回内宫。寇準却扯住太宗的衣角，劝他重新落座，听他把话讲完。事后，宋太宗十分赞赏寇準，高兴地说：“我得到寇準；像唐太宗得到魏徵一样。”寇準被钦誉为魏徵，可见他在宋太宗智囊团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寇準在太宗朝群臣中，以刚直足智著名。淳化初年，北宋朝廷处理了两桩受贿案。情节严重的王淮，赃钱以千万计，仅被撤职杖责，不久又恢复了原职。而情节较轻的祖吉，却被处以死刑。寇準知道这是王淮的哥哥、参政王沔搞的鬼，心中愤愤不平。淳化二年（991年）春天发生了一次大旱灾，宋太宗召集近臣询问时政得失。群臣多认为是天数所致，寇準则借用当时十分流行的天人感应学说，指出旱灾是上天对朝廷刑罚不平的警告。宋太宗听后，生气地转入禁中，但又觉得寇準的话必有根据，就召问寇準朝廷的刑罚怎么不平。寇準回答说：“请将二府大臣都叫来，我当面解释。”当王沔等人上殿后，寇準就把王淮、祖吉二案述说了一遍，然后看了王沔一眼问道：“这难道不是刑罚不平吗？”宋太宗当即责问王沔。王沔吓得魂不附体，连连谢罪。从此寇準更加受到太宗的赏识，被任命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又改为同知枢密院事，开始直接参与北宋朝廷的军国大事。
寇準在枢密院与知院张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由于受张逊诬陷，寇準被贬至青州。但这时宋太宗已离不开寇準了，寇準去青州后，太宗闷闷不乐，经常询问有关寇準在青州的情况。第二年，寇準就被召回京师，拜为参知政事。至道元年（995年）又加给事中。
自从赵宋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就把主要力量放在对内镇压方面。北宋的前两个皇帝太祖、太宗均把外族入侵视为“盱腋之患”，而把人民“谋反”和军事政变，看做“心腹之患”。因此，赵宋王朝的一系列法度，大多是针对防范内患而制定的。这样一来，北宋政权的绝大部分力量都消耗在对内控制上，而对于外部强敌契丹，却表现得异常软弱。
当年澶州城下立盟约之前，辽国来犯。寇準派探子到前线侦察情况，根据对敌情的分析，制订了一套抗敌方略。他指出：“目前敌人已至深州、祁州以东，我方大军在定州及威虏等地，东路别无驻军。应一面调天雄军步骑万人，驻守贝州，派孙全照指挥，遇敌掩杀；另一方面招募民兵，深入敌后，袭击敌人据点，兼以报告敌情。这样就可以振奋军威，安定人心，打乱敌人的军事部署，并可与刑州和沼州的军事据点构成犄角之势，以便攻守。万一敌骑南下攻入贝州，即应增援定州，向东北进攻，牵制敌人后方，使敌兵不敢纵深作战。”同时寇準特别强调指出：为了鼓舞士气，争取更大的胜利，真宗必须渡过黄河，亲临前线！
寇準一方面同妥协派斗争，一方面积极备战。他派人到河北把农民中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发展民兵队伍，并规定：河北民兵杀敌，所在官军应给以声援；民兵中有杀敌立功者，同样给予奖赏。寇準还派人携带钱物慰劳河北驻军，并出银30万两交给河北转运使，用来收购军粮，充实军资。
在真宗皇帝的监督下，各个将士奋勇杀敌，契丹大军旦夕可破。但是，主和派为了迎合皇帝的心理，建议与辽国议和。寇準始终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主战派将领宁边军都部署杨延昭也上书提出乘辽兵北撤，扼其退路而袭击之，以夺取幽燕数州。但由于真宗倾向于议和，致使妥协派气焰嚣张。他们攻击寇準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寇準在这班人的毁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于是，在妥协派的策划下，于同年十二月，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诤臣的下场——寇準遭贬
“澶渊之盟”本身并不值得称道，但在这次战争中，宋军给辽军以有力的反击，使辽朝统治者认识到宋军和中原地区的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从此以后，契丹就不敢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澶渊之盟”后，宋辽边境干戈宁息，贸易繁荣，人民生活安定。从积极抗敌到“澶渊之盟”，寇準功冠朝臣，朝野上下有目共睹。正如宋神宗时的宰相王安石曾在《澶州》一诗中所歌颂的：“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但是有功之臣却由此招来不测之祸。
寇準对北宋王朝功重如山，真宗对寇準十分敬重，引起妥协派官僚的嫉恨。王钦若这个曾被寇準斥之为“罪可斩首”的妥协派首领，对寇準更是恨之入骨。一回到东宫，王钦若就开始对寇準施展阴谋。
在一次退朝之后，他乘机对真宗说：“陛下敬重寇準，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吗？”真宗点头肯定。王钦若说：“我想不到陛下竟有这样的看法。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而说寇準有功。”真宗一愣，问他缘故。王钦若说：“《春秋》一书都把城下之盟当做一种耻辱。‘澶渊之盟’实际上是城下之盟，陛下不以为耻吗？”王钦若见真宗不高兴，接着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吧。那些赌徒在钱快要输完时，就尽其所有押了上去，输赢在此一着，这就叫‘孤注一掷’。陛下在澶州时不过是寇準的‘孤注’罢了，真是危险啊！”从此，真宗对寇準就冷淡起来。
寇準做宰相，选拔人才不讲门第，喜欢选用出身贫寒而有真才的人。御史台是专门批评朝政得失的机构，每当御史台官员有缺额时，他就让平时具有批评精神的人去担任。这样一来，他就更成为王钦若等人的眼中钉。在王钦若一伙的攻击下，景德三年二月，寇準被免去相职，到陕州去做知州。
寇準离开东京，在河南、陕西等地做了多年的地方官，朝中大权落入王钦若、丁谓一伙人手中。丁谓与王钦若一样，也是一个善于奉迎的无耻之徒。为了博得真宗的欢心与信任，王钦若、丁谓等人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以伪造所谓“天书”、编造祥异等事，粉饰太平、迷惑视听。真宗晚年卧病不起，越发迷信和糊涂，对于王钦若与丁谓，简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天禧三年（1019年），形势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丁谓主动邀请寇準回朝再当宰相。丁谓此举别有一番用心。当时，无论从资历是从声望上讲，丁谓实在不够宰相的资格，因而他以参知政事的名义请寇準回朝为相，以便假借寇準的资望为自己的权势服务。这一点，局外人是清楚的。寇準的一个门生就曾十分恳切地对寇準说，称病不去为上策，而“再入中书”当宰相为下策。然而耿直的寇準不听劝阻，终于在六月间赴京上任了。
丁谓对寇準先后施展了两套阴谋。起初他一心想把寇準拉为同党。在一次宴会上，寇準的胡须沾了些菜汤，丁谓马上起身为寇準擦须。寇準不但不领情，反而十分恼火，当场训斥丁谓有失大臣之体。丁谓恼羞成怒，发誓要报复寇準。
真宗得风湿病后，刘皇后参与朝政，凡事皆问丁谓。丁谓误国，有识之士有目共睹。寇準、王旦、向敏中等元老重臣都上奏建议应选择正大光明的大臣来辅佐太子监国。寇準还特别指出：“丁谓、钱惟演是奸佞之人，不能辅佐少主。”其实是在反对刘皇后参与朝政，反对丁谓专权。病中的真宗也意识到丁谓专权的严重性，批准了寇準等人的上奏。寇準让知制诰杨亿秘密起草太子监国的诏旨，并且准备与杨亿一起辅政。
刘皇后是四川人，她娘家的人仗势犯法，真宗为了刘皇后的面子，下诏赦免。寇準坚决反对，认为必须按国法处置。为这件事，刘皇后与寇準结下怨仇。不料，寇準与杨亿密谋由太子监国一事被杨亿的妻弟张演酒后泄露，刘皇后先下手为强，罢寇準为太子太傅，封为莱国公。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和丁谓有私怨的太监周怀政联络同党，企图发动政变，斩杀丁谓，复相寇準，尊真宗为太上皇，拥立皇太子即位。这件事被客省使杨崇勋出卖。丁谓连夜化装乘牛车到曹利用那里商量对策。丁谓、曹利用派兵包围了周怀政的住处。周怀政被俘后自杀。丁谓想乘机干脆把寇準置于死地，就诬告寇準参与密谋。寇準虽没被问成死罪，却再次罢相，被逐出京城。
寇準遭贬，据说是丁谓等背着宋真宗干的。据《宋史·寇準传》记载，寇準被贬，真宗卧病不知，问左右的人为什么多日没见寇準，左右臣僚都不敢回答实情。寇準离开京城那天，大臣们由于害怕丁谓，都不敢去送行，只有王曙以“朋友之义”为寇準饯行。另外还有个叫李迪的人对寇準罢相十分愤懑，公然宣布自己与丁谓不共戴天，甚至持手板击打丁谓。李迪面奏皇帝痛斥丁谓之奸邪，力诉寇準之蒙冤。
无奈寇準再次罢相后，丁谓当了宰相。丁谓为了将寇準置于死地，把他一贬再贬。最后寇準在乾兴元年（1022年）被放逐到边远的雷州去当司户参军，等于被发配到那里去充军。
寇準到雷州后，生活艰难，气候恶劣，身体很快垮下来。第二年秋天在忧郁中病逝。在他去世后，经他夫人宋氏请求并得到朝廷恩准，将灵柩运到洛阳安葬，途径公安（今湖北公安）等县时，当地老百姓沿路拜祭，据说哭丧的竹杖插在地上，后来都成活长青了，形成了一片竹林，后人称为“相公竹”。人们又在竹林旁建了“寇公祠”，纪念这位议论忠直，不顾身家的政治家。明代大文人戴嘉猷路过公安时，曾题写“万古忠魂依海角，当年枯竹到雷阳”的不朽诗句，以歌颂寇準。
在一团糨糊的官僚世界里，寇準不幸地入世，侥幸地出世。在官场浮躁的年代里，他的精神异常光辉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