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到窗前，凝视了一会儿大自然。太阳已经高过花园的树木。清晨十分美好，如同今晨之前的所有的早晨。
我在试图说服自己承认现实，但我的心却硬是不肯。
“如果他真的是死了，那我去外面一定能看出来的，总会有点异样的。”
希望没有了，他的生活仍然能这么继续下去，如同以前一样，那是不可能的。
父亲之死
在通往拉巴特的公路上，一处检查站示意我们把车子靠在边上停下。一个卫兵从车上下来，告诉对方我的身份。一些警察抽泣着向我跑了过来。
一路上，这种场面不停地出现。尽管他们一个个全都一脸的悲伤，但我仍然怀着一丝的希望，至少，我是在编织这一丝希望。我在想，父亲只不过是受了点伤，也许是伤势严重，但他还有呼吸，他还活着。我也许能及时赶到，跟他说说话……
我家门前围着很多的人，到处都停放着汽车，这使我不再有什么怀疑了。我见到我父亲的弟弟，他的脸色十分阴沉，我也见到了我的外祖父，他也是一脸沉痛。外祖父试图堵住门，不让我进去。我拼命地挣扎着，硬往里面闯。
“让我进去呀，姥爷，我要见见他呀！我要知道他在哪儿！”
“一个女人没权利去看一个男人的尸体。大家正在给他净身、整容。”
“我要看看爸爸的遗体。”
我撞开了客厅的门。正在替我父亲净身的那几个男人立即用一块白布单把尸体遮盖起来。大家都站起身来。我要求与父亲单独待在一起。我坐了下来，凝神注视着他。
我在他那张紧闭着双眼的脸上，拼命地在寻找能让我平静的印迹，使我觉得他是死得很有尊严。他像所有被枪决的人一样，嘴角边留着一丝轻蔑不屑的微笑。他死时是否是从容不迫？他嘴角为何带着这一丝微笑？他的眼睛是不是在最后时刻盯着那个人？
我数了数他身上的弹孔。一共是五处。最后的一处是打在脖子上。我看了悲痛欲绝，几乎疯狂。那是致命的一击。
不过，比起那最后的一枪来，前面的四枪让他更加痛苦。那四枪分别打在肝部、肺部、腹部和背部。
“只有懦夫才会这么杀人。”我愤怒地自语道。
我走出屋去，脱去所有的衣服，摘去所有的首饰，套上一件白色长袍。我必须为他戴孝，向他表明我的生命此时此刻与他一起终止了。
我要求得到他的眼镜和军服。但是，大家未能找到。我便开始到处去寻去找。当我打开一只抽屉时，突然发现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他那身血迹斑斑的军服。我顿时心里轻松了点。这至少是我父亲身体的一部分，会永远地留在我的身边。后来，他的眼镜也被我找到了。
我母亲刚从卡比拉赶到，她要求看一看丈夫的尸体。父亲的遗体已经擦洗过，也整了容，梳了头，穿上了一件白色长袍。他躺在棺木中，停放在电影厅里。大家只能看见他的面部，他看上去极其安详。
大家围着灵柩绕行一周，向逝者表示哀悼。妈妈精神崩溃了，痛哭流涕，不停地说着：
“是他们杀害了他！这是为什么呀！到底是为什么呀？”
在场的军人们急匆匆地前去把我母亲说的话向国王禀报了。
国王派人给我们送来了一些食物。按照习俗，举丧人家是不容许生火做饭的。我拒绝接受国王的这种关怀。再说，他这是真心的关怀吗？我不愿意背叛我的父亲，不愿意踩着他的尸体往上爬。懦弱只能得到一时的好处，但日后的代价却是昂贵的。让我装出笑脸来接受施舍？没门儿！……我憎恶别人强加于我的虚伪。我与国王不再有任何的关系了，即使他是我的义父也不行。我甚至因有这层关系而已经感到更加的痛苦。
有人指责我这种态度不对。有些好心人甚至在说，就因为我竟敢拒绝国王的恩典，羞辱了国王，所以才让我们全家遭到监禁的。可是，我不这么做，还能怎么做呀？如果我不是他的义女，如果他在我的眼里只是一位君王，而不是一位父亲，我在拒绝他的这份好意时，也许会没那么激动，在我气愤时也许也没有那么高傲。我也许会在各个方面都要考虑他的君主的地位的。
但是，我与他的关系太亲密了。我在挑战他时，我是想以牙还牙，狠狠地刺刺他。不过，在所有的人看来，我的这种举动是有着一层政治含义的。
在安葬之前的那3天里，我在照看着自己的弟弟妹妹。妈妈受的打击实在是太大，精神崩溃了。我在尽力地代行母责，凑凑合合地在照管着他们。拉乌夫在这个打击之下，显得非常的悲痛、消沉。他失去了自己的这位偶像，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
妹妹们总是哭个没完。大家都在对她们说，她们的爸爸进了天国，可是，再也见不到爸爸了，她们实在是受不了。甚至连最小的阿代拉蒂夫也明白了，家里刚刚发生了严重的事情。我们的朋友们来来去去，络绎不绝，总在力图安慰我们。他们的探望情深义重，可是我当时却并没怎么在意。
白日里，我压制住心中的悲苦，因为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做，要去料理，我没有工夫去只顾自己悲伤。但是，每天夜晚，噩梦总是不断。我总在梦里见到我父亲的尸体，总梦见那5个弹孔：4个在前胸后背，1个在脖颈。我又听见他在跟我说他最后的那些话语，那声音宛如从墓穴中飘忽而出，一声声的他爱我。我止不住地热泪横流，弄湿了枕头，怎么也睡不着。
我们不愿意接触媒体，可他们总是在围着我们转。有位记者不经意地问我舅舅阿泽迪纳：
“您认为您姐夫是个会往自己身上打5枪自杀的人吗？”
我舅舅回答他说乌夫基尔将军是被人枪决的。他的这一声明当晚便上了法国电台。
妈妈把我父亲的那身染血的军服交给她在丹吉尔的朋友玛玛·盖苏及其妹妹藏起来了。这是他被杀害的唯一的物证。妈妈在她的弟弟阿泽迪纳的帮助下，把另一个物证放进土耳其浴室的锅炉里给烧掉了。第二天，国王便命其警察总长前来追讨父亲的那身军服。妈妈对他说，她已经把它烧掉了。警察总长当即颤抖不已地说道：
“陛下对我说了，她若把它烧掉，会有她好瞧的。”
那个锅炉被里里外外搜索了个遍，甚至连衣物的灰烬都拿去作了仔细的分析。国王这才相信我父亲之死的证物已经在大自然中化为乌有了。但是，那身军服，父亲被枪决时所穿的军服，始终未被他们发现。玛玛·盖苏是不是被逼无奈把它交了出去？这一点不得而知，因为我们再也没提这件事。
第三天，一大早便把灵柩抬了出去。因为我父亲是被杀害身亡的，所以他的灵魂已经回到天国自己的位置了，女人们满心喜悦地护送着灵柩。
哈桑二世下令把父亲安葬在沙漠中。可母亲却更愿意把父亲的遗体安葬在拉巴特，这样，她就可以经常到他的墓地去志哀。但是，我父亲的最后的意愿是安息在家乡的一棵棕榈树下，因此，我母亲也只好遂了父亲的遗愿。拉乌夫以及家中的所有男子一直把父亲送到他最后的安息所。在艾恩一萨伊尔及其周围，沙丘上挤满了身着丧服的女人，她们抽泣着在灵柩周围拥来挤去。
我父亲被极其简单地安葬在一个小的陵墓中，葬在他父亲的旁边。我从未去过那儿。我感觉得到，我总有一天是会去那儿的，但那是我生命中的最后时刻。
第二天，8月20日，我们便被幽禁在家中，不许外出了。为我们服务的人员全都被驱逐了，我们被软禁了。我母亲的娘家人，包括我外祖父，也都遭到软禁，另外还有几个忠实的仆人也是如此，比如，我们的英国女管家安妮·布朗、乌里亚、萨拉姆、法塔来……管制越来越严了。
妈妈受到尤斯菲警长的可怕的审问。后来，我们在监狱中见到了妈妈。她曾做过一个带有预感性的梦，对此我当时并未在意，但是我们后来在监狱里却一再谈起这个梦。妈妈说在那个梦中，我同妈妈两人分别骑着马在一条大路上奔跑，那条大路突然间变成了一个隧道，而隧道顶部越来越往下沉，在往我们头顶压下来。
正当我们被隧道顶压着的时候，我们却成功地冲出了隧道。两匹马冲到一个小山冈戛然停下。那小山冈的下方就是拉巴特。稍后不久，这个梦被作了如下解析：那两匹马代表的是生命，而欲将我们窒息其间的隧道则代表着监牢。
不久，又一件不幸的事落在了我们的头上，真的是雪上加霜，疼中加痛。我的那个那么有胆有识的舅舅阿泽迪纳竟然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了。他的车与一个宪兵驾驶的车子撞上，他并没当场死去，只是不省人事地昏过去几个小时，可是，奇怪的是，救护车左等右等就是不来。
我非常爱我的阿泽迪纳舅舅。他是我事事处处的同谋者、朋友和兄长。他保护我，哄着我，我干出任何蠢事他都替我罩着。他人很英俊、风趣、可爱，充满着活力。我对他的所谓的车祸十分怀疑。我感觉得出这中间有鬼，事出蹊跷。对于他的死，没有谁证实过我的怀疑，但是，这种疑窦仍然留存在我的心里。
家中充满着不幸与眼泪。妈妈心里十分清楚，厄运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她总在想如何才能逃过劫难。国王非常憎恨她。国王在电台上曾声称，她是此次政变的军师，是她在怂恿我父亲这么干的。
无论是那身染血的军服，还是我们的被认作带有挑衅的态度，还有国王日后的仇恨心境，所有的一切之一切全都聚集在了一起，让我妈妈在劫难逃。她肯定会被清除掉。可是我们这帮孩子，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离开妈妈，无论她去哪儿，我们都将跟随着她，我们将聚在一起面对最坏的事情。
在我们被软禁在自己家中的这4个月零10天的举丧的日子里，我在尽力地让气氛在表面上活跃一些。我给弟弟妹妹们上课，我试图让他们的生活恢复正常。在我们悲痛的心底里，毕竟还是有这么一点快乐时刻，让我们发出笑声，让我们心情稍许放松一些。我们的苦难实在是太沉重了。
住所里里外外全是警察，他们在斋月期间监视得更是严密。因为食物很贵，而我们又一向是大手大脚的。为了让我们朋友中的有些出了我们家但还很想回来看望我们的人能够偷偷地溜进来，我们便想到了一条妙计。
我们要了一些安定片，泡在茶壶里，送给看守们。他们喝了这种茶后，便昏昏睡去。我们的好伙伴们便趁机翻墙进来，同我们一起待着，到了晚上，再偷偷地溜出去，方法当然是仍用这种茶让看守们入睡。就这样，他们往往与我们会一连待上好几天。
在这段日子里，我脑子里总在盘算着如何逃出这牢笼。但是，监视实在是太严密。再说，又有何处可逃呢？我年龄还太小，逃跑很难，外祖父又太老，我妈妈又太痛苦，想逃跑，真的是有点痴人说梦。另外，我们又是赤手空拳。因此，我总感觉到我们是命中注定要受此磨难，而且我们的命运可能还会更加悲惨。
12月23日，丧期结束了。妈妈脱去了身上的白色丧服。我们在准备庆祝圣诞——我们总得让弟弟妹妹开心几天吧。我们在墙上装饰了花环、彩条、彩灯，客厅里放置了一棵圣诞树，树的周围放了一些圣诞礼物。我们在尽量地把气氛搞得欢乐一些。
警察局局长傍晚前来了，让我们准备上半个月的衣服及用品。我们被带到摩洛哥南部去了。住所大门上贴上了封条，任何人都不允许进入我们家。
“这是国王陛下御旨。”警察局局长对我们说。
我在一旁听到了警察局局长的话。我让弟弟妹妹们收拾好各自的手提箱，而我呢，则把壁橱里的东西全都拿空了。妈妈认为我疯了，说是只不过是去半个月而已……
我把我在巴黎买的所有新衣服全都送给了乌丽亚，那些衣服我都还没来得及穿呢。另外，还有一些首饰、香水、坤包、皮鞋等，也都送给了她。
乌丽亚见了，说道：
“等你回来，你穿什么呀？
我若是有一天能回来，我在想，那可是天大的奇迹。
我还给了她一只小盒子，里面有我的影集和一些信，其中有一封信是我视作宝中之宝的：那是一封情书，是我父亲当年写给我母亲的，里面还放了一些花。
我把我大部分的东西都带上了：一些日常穿的衣服、一些小说、我所有的课本以及弟弟妹妹们的课本、我18岁生日那个派对上所拍摄的照片。
我们被允许带上两个人与我们同行。挑选谁是好，很让人犯难。第一个愿意陪我们一起去的是阿苏拉·舍纳，是我母亲的堂姐，比我母亲大一岁。阿苏拉·舍纳10岁那年，失去了父亲，也就是我外祖父的兄弟，然后便住到我们家来了。她在我们家开始学做女工和厨艺。在我母亲结婚后没几个月，她便与一位小学老师结了婚，是一种政治婚姻。她与丈夫生有一女，孩子很小的时候便夭折了。阿苏拉没能再有孩子。但她宁愿离婚也不愿让丈夫讨小老婆。她一个人独居，所以便前来找她的堂妹。我母亲热情地留下了她，她于是便成了我们的管家，与我们一起生活，一起举丧，直至跟着我们一起下地狱。
另一个是阿利玛·阿布迪，法蒂玛的小妹妹，阿代拉蒂夫的保姆。阿利玛被我家的遭遇吓坏了，已经离开了我们家，被德利米将军家雇去了。阿利玛与我同岁，也是18岁半，后来来我家吊唁，在我家待了4个月。当她得知我们得离去时，非常舍不得小阿代拉蒂夫。我弟弟当时只有两岁半，她与他的感情深极了。
“我要跟你们一起……”她对我妈妈说着，央求着。
英国女管家安妮·布朗和我的女友乌丽亚也想跟我们一起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我在王宫生活了那么多年，深知被放逐的日子是什么样。可是，事实却比我所想象的更加不可思议。
圣诞节前夕，我们上路了。3个女人和6个孩子在荷枪实弹的警察们的押送下离开了。玛丽亚和苏卡伊娜吓得蜷缩在我怀中瑟缩着。拉乌夫紧攥着拳头。阿代拉蒂夫在吮吸着大拇指。
我最后一次扭过头去看了看我们的住所，我在与它诀别。我在无声地啜泣，免得吓着弟弟妹妹们。我已不是在哭我父亲，而已经是哭自己那被人抢夺走了的生命。
诚然，放逐对大家是撕心裂肺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则更加厉害得多。我是唯一预感到前路险恶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