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拒绝我妈妈给我买一些家具，我总觉得她的品位太过“资产阶级化”。我不希望有任何太贵重的东西，免得我今后结识的新朋友们会发现我的出身。母亲给我留了点钱，我便去跳蚤市场选购了一些东西。我觉得我的新生活真的是放荡不羁到家了，或者我至少是这么想的：一个曾被惯坏了的女孩，在巴黎第十四区的一个三居室带厨房的大套间里，吃的是速冻食品……
巴黎属于我了，我哀求贝尔纳黛特不要告诉我父母，之后天天晚上都跑出去。我成了卡斯代尔和雷吉纳夜总会的常客，不过，即使是常常玩到拂晓时分才回来，我仍不忘好好学习，尽力地取得好的学习成绩。这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是自傲使然。
一天晚上，我在一个摩洛哥朋友那儿参加一个小型派对，贝尔纳黛特气急败坏地跑来叫我：
“玛丽卡，赶快回去，你父母不停地打电话找你，非常的急迫。”
当时已是凌晨一点了。朋友驾车把我送了回去。在塔尔玛街我的住所门前，我看到有不少的人围在那儿。我走近前去一看，全都是穿制服或穿便衣的警察。院子里，大厅里，树丛中，楼梯上，到处都是警察。
刚刚赶到的摩洛哥驻法国大使一脸的惊恐不安。他什么都没对我说，只是让我提起贝尔纳黛特为我收拾好的一只手提箱。我不是被请上车的，简直是被塞进车里去的。我在大使府邸过了一夜。他一进家门便告诉我说，有人怀疑卡扎菲上校想要绑架我。
他问我近几天遇到什么异常的事情没有。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是的，没错，曾经有两个身穿黑衣服的彪形大汉敲过我的门，这是两三天前的事，说是我们的房子要出售，他们想看一下房子。我与贝尔纳黛特从房门上的猫眼望出去，觉得这两人一脸的凶相，所以就没给他们开门，没让他们进屋。稍后不久，我到消防局街去购物，发现有人在跟踪我。是贝尔纳黛特首先发现的。
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的特工向我展示了一些照片，但我拒绝指认。我有自己的原则，我不喜欢揭发任何人……于是，我立即飞回了摩洛哥，在那儿待了几天，央求父母亲还是让我继续待在法国。不过，我得接受对我采取的加强保护的措施。在几个星期里，我总觉得到处都有警察在暗中跟着我。
高中毕业会考前的一个月，我遇到了一起严重的车祸，差点儿失去一只眼睛。当时，是我的一位朋友吕克开的车，他是安德烈·盖尔菲的儿子。他突然失踪，车子撞上了一根电线杆。我当时没有系安全带，人一下子从前窗给甩了出去。
我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我面颊撕裂，鼻子断成了三截，眉弓裂开，一只眼睛破损，喉管割裂，嘴也上下豁了开来。我的一只手腕骨折，大拇指断了，脑袋很疼痛，无疑是脑震荡了。我在急救大厅里，躺在担架上，耳朵里传来以为我已不省人事了的护士小姐们的谈论声：
“真是可惜啊！多么漂亮的一张脸啊，完全给毁了容了。真是太可怕了……”
医生为我受伤的那只眼睛做了两次手术。幸运的是，第二次手术十分成功。国王派了姆莱·阿伯达拉和几位大臣前来医院探望。我母亲一直守候在我的病榻前。我父亲不停地打电话来问长问短。他自己无法前来法国——他在本·巴尔卡案件中缺席审判被判了终身监禁。不过，据蓬皮杜总统身边的人说，总统正准备允许他入境。当我一能够给他打电话时，我便央求他待在摩洛哥，千万别来法国。
我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一出院，我立刻想要恢复我的正常生活。我浑身疼痛，非常痛苦，总戴着一副很大的墨镜，因为我的眼睛很怕光线的刺激。
出院后不久，我便去看为我做手术的眼科教授英拉先生。他向我表示了祝贺：
“乌夫基尔小姐，您真的是万幸啊。您的意志力为您保住了眼睛。”
几天之后，我的眼睛便恢复了一半的视力。今天，我的面部与车祸发生之前的几乎完全一样，只留下一丝疤痕。我未能回到巴黎去让人为我拆去最后的一些缝合线，也未能去做康复治疗。在监牢里，我的脸抽搐了很长时间。即使现在，只要一累或者一生气，面部神经便会不由自主地抽动起来。
父母亲让我回到摩洛哥来休养。我决定像因故无法参加6月份的高中毕业会考的学生一样，在笛卡儿中学参加10月份的补考。
后来的事件让我未能如愿。
1972年的政变
正在接见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的哈桑二世国王叫我一回到拉巴特就去见他。我的脸有点变形：脸肿得很厉害，眼圈发黑，有些妆痕在脸上鼓了起来。
“这没什么关系的，玛丽卡。”国王安慰我说，“人的一生中总要遇上一次车祸的：拉拉·玛丽卡、拉拉·拉米亚、我……下个月，我立刻让你去美国看顶级的医生，我向你保证，用不了多久，你的脸就完全恢复正常了，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的。”
当时正是7月初。妈妈要我与全家人一起在卡比拉度假，但是，我坚持要准备高中毕业会考的补考，没有同意。为了安心复习功课，妈妈同意我与父亲一起留在拉巴特。父亲在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家成了地地道道的总参谋部了。他没再出门。我看见军官们、各部部长们川流不息地来到我们家。那种气氛真的令人窒息。当他有空能见我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去见他的，或者是吃午饭的时候，或者是傍晚时分。
我妈妈在我们别墅的对面拥有一个小巧玲珑的房屋，内有一间客厅、一间与客厅相连的卧室和一座美丽的花园。为了静下心来，我搬到这座小屋来住了。我与一个正准备最后一年的法律考试的女友一起，拼命地复习功课。
我父亲决定带我去卡比拉度周末。我们租了一架“神秘20”，他每次外出租用的都是这架飞机。可我总是不很放心。我在不到一个月之前，刚刚发生了一起车祸，而他则在一起直升机事故中，差点儿丢了性命。还有一次，他逃过了一次官方仪式上的炸弹袭击，幸好他因故未能前去参加。我总在想，国王是想要铲除他，只是我一直没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
在国王与我父亲这两个男人之间，裂隙越来越深。在一次内阁大臣会议上，当有人刚一提出来要大大提高食油、白糖和面粉的价格的时候，我父亲便掏出了手枪来，威胁着要自杀。我认为他是想扶王储登上国王的宝座，以便建立一个君主立宪政体。权力的角逐已经开始了。
在卡比拉的这个周末是极不寻常的，一句话，简直是疯了。我父亲的行为极其怪异，他刚让我们在极其艰苦的状态下度过了一年，可是，现在，他却整天地跳舞、唱歌……
我从巴黎带回来最新发行的流行乐曲的唱片。每天上午10点不到，他就冲我喊叫道：
“玛丽卡，我要跳舞，把唱机开大声点。”
记得曾经不知有多少次，我总是听见他冲我喊，让我把声音调低些。
我发现我父亲与以前判若两人。这次他是一位真真切切的父亲。我早已忘记他曾经是多么的亲切可爱、和蔼可亲、快乐活泼、笑口常开。那时候，家里总是充满着节日的欢乐气氛。他就像是愉快生活的化身。每天早晨6点，他一睁开眼，就立即跑到海滩上去，躺在海水边，就这么独自一人躺着，而他通常是并不喜欢大海的人。他看着太阳冉冉升起，或者凝视着远方水天相接处。我的伤口尚未完全长好，本不该与他一起这么在太阳下暴晒，可是我不顾这些，我心里总是在说：“我恢复正常了。”我得跟随着他。他连游泳都不会，可是他竟然学起了滑水。为了保险起见，他套了一件连体衣，腰间还套了一只闪光的救生圈。他那副打扮真的是挺滑稽，因此我们就管他叫“莫比·狄克，大海之王”。
在卡比拉，生活很简单。我们经常款待很多人，但我妈妈总是坚持在卫队的防卫下亲自去市场买菜。她与厨师研究食谱。她从不打个响指让仆人来侍候。我父亲则整天穿着游泳裤；傍晚时分，他便套上一件长袍，就是蓝皮肤的人在南部地区所穿的那种。但是，权力的影响无处不在，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周围布满了警察和持枪的人。我们的饮食、我们的卫兵都是经过大臣们精心研究，认真检查了的。对于宾客们来说，最沾沾自喜的就是在与人交谈时，不经意地说上一句：
“我在乌夫基尔家吃过饭……”
度过了3天美好的、疯狂的日子之后，我们又坐飞机飞了回来。我又开始在那座小屋里准备我的高中毕业会考。一天下午，大约6点钟光景，我去看我父亲。他独自一人待着。我同他一起坐在客厅里，面对着花园。
我给他倒了一杯威士忌，然后我便坐到他的身旁，像往常一样地抚摩着他的手。
“你想跟我一起唱唱歌吗？”他突然问我道。
“好啊，你想唱什么？”
于是，他便哼唱起来：
“星期一早晨，国王、国后和小王子来到我这里，跟我握了握王……”
他时不时地朝我看上一眼。
“唱呀，同我一起唱！”他说道。
他从未跟我说过他为什么选择了这首歌。直至今日，我仍然在想，他的态度怎么那么怪？这个问题一直缠绕在我的脑海之中，怎么也挥之不去。
有一天早上，我正在复习功课，突然听见他在花园里喊我。他是个很谨慎的人，凡事总是要先打个电话，不会直接喊我的。
我打开门，一见他的目光，吓得我直往后退。他站在我的面前，目光死死地盯着我，他眼中流露出的那股对我的强烈的父爱令我惊讶，甚至让我惴惴不安。我心中在想，他是不是看到了我脸上的疤痕，是不是怪我毁了容，所以才这么死死地盯着我看。
这时，他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温柔体贴地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妈妈在卡萨布兰卡拥有一幢房子，我决定住到那儿去，好离我的朋友莱亚奇一家近一些。
“我在那边要好过得多。”我对父亲说道，“姐妹们会帮我复习复习功课。再说，你放心好了，我晚上不会出门的，我要准备高中毕业会考。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通过考试的。”
“那好。你知道我是相信你的。”
“这我知道，爸爸，我知道你信任我。你放心地走吧。”
我父亲一向是忙得不可开交，并没有多少余暇，所以他已经决定要走了，这是来向我告别的，只是眼下有点舍不得我而已……
我同他一起走下楼去。他抬起头来，用目光扫视了一遍客厅，又久久地看着我：
“我亲爱的女儿，记住，我是爱你的。”
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他。
他说完之后，便转身出去了。我怔怔地站在那儿，没有丝毫的反应。屋门又被推开来了。还是他。他朝我走了过来，紧紧地把我搂在了怀里。最后，他像是非常遗憾似的，走了出去。
他走后不久，我便乘车前去卡萨布兰卡了。
当时是1972年8月16日，下午4点钟光景，我正同我的朋友们坐在卡萨布兰卡我家客厅里，我们在快快活活活地神吹瞎聊着。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好像有什么预感似的，不由自主地把电视打开了。主播正在宣布摩洛哥发生政变，皇家空军轰炸了泰杜安，政变的组织者尚不清楚。
我立刻冲到收音机那儿，打开法国电台的评述节目。我在等待着证实此次政变的策划者是我父亲。我周围的朋友们都在说肯定是我父亲，他们坚信这一点。但是，电台的评论含糊得很，没人知道政变的详情，大家是猜测可能事关乌夫基尔将军，并认为此次政变已经获得成功。局势仍很动荡，一直没有平静下来。
我的女朋友乌达·莱亚奇的姐姐一听到消息，便立刻央求她妹妹同她一起走。她担心军队会包围我们这座房子，士兵们会杀了我和她们姐妹俩。她歇斯底里地用指头指着我。
除了乌达以外，所有的人都走了。我无法联系上家中的任何人，电话线路忙极了，老占线，要不就是无人接听。我简直要疯了，不知该如何办是好，简直就像是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晚上7点钟光景，电话铃响了。是我父亲打来的。
他声音低沉，有气无力，像是个决定自杀、留下最后的遗言的男人的那种无精打采的声音。我听到后害怕得不得了，我只觉得电话的那一头是个幽灵在跟我说话。
他声音不连贯地告诉我说，他爱我，他为我感到骄傲。然后，他补充说道：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求你保持冷静。在卫兵们前来找你之前，你千万别离开你的住处。”
我立刻号叫起来：
“爸爸，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去年的事情不会重演……”
“好女儿，听我说，我要你保持冷静，你知道我是信赖你的。”
他又反复地对我说了一些话，但都是我所不想听的。我心里只想听到他向我保证，说他不是这次谋杀的组织者。但是，自他给我打电话开始，我已经明白了这事牵涉到他。他肯定逃不过这一劫了。
我无法接受他的失败。我只是一味地抽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没再多跟我说什么，便把电话挂断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我父亲的声音。
我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脑海中总萦绕着父亲最后的那番话语和他那怪异的态度。肯定是出了大事了。我不敢拿起电话来打，生怕别人证实情况更加的糟糕。
将近凌晨3点钟时，我接到我外祖父的电话：
“玛丽卡，赶快乘车回拉巴特。”
“不行，我只听从我父亲的命令。他现在在哪儿？”
外祖父一再地劝我，但我始终不为之所动。将近清晨5点钟时，电话铃又响了。我一直睡不着。忧虑、焦急吞噬着我。我脑子里浮现的全都是最坏的假设。
妈妈的电话来了，她二话没说，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我最害怕听到的消息。
“你爸死了。收拾好东西，回拉巴特来。”
她说完就挂断了电话，都没等我回应一句。
乌达听见了电话铃响。她走进我的房间，一脸的愁容。
“怎么样？”
“我父亲死了。”
乌达大号一声，大哭起来，扑到我的怀里，大声地向我吐露她的悲伤。我像个石头人似的就那么待着。那句“我父亲死了”我脱口而出，也不知自己说的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我需要的是确实的情况。
卫队来了，警察们全都泪流满面地向我表示了哀悼。我机械地接受着他们的安慰。我感到自己像个幽灵，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心里不停地在念叨：“这不可能，一个人不会就这么死了的，他不会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