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西汉全盛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是“黄老思想”，就是黄帝、老子的道家哲学思想，道教称它作“黄老道”。道教是东汉时张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的，最早称为“五斗米道”。张陵把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作了注解（《想尔注》），把《道德经》注成了宗教的经典，把老子这位哲学家供奉为教主，是道教最尊贵的神“太上老君”。道士们对于西方传来的佛教，与儒家有不同的看法。两汉以至于魏晋，道家思想、黄老哲学以及老庄哲学，在社会上具有不可抗衡的势力和影响力。佛教传入中国，思想、做法上与中国人格格不入，遭到的排斥力量很大，于是极力向道教靠拢。当时中国社会上就流传着这样的议论：认为佛教也不过是一种附属于道教的东西；它的教义理论，很多都是老子说过的；佛陀释迦牟尼讲的都是老子的理论，应该可以当它是道教里的一个分支。于是有人给它起了名字，叫做“浮屠（佛陀）道”，把佛教轻而易举地包容了进来。这种一厢情愿的看法，不仅是在道教里面，一般社会上也大多持这种看法。一种对佛陀个人颇为流行的说法是，“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佛陀）。浮屠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顾盼之。其守一（守一是道教修炼中的一种方法）如此，乃能成道。’”对佛教的一般流行看法是，“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子西出关，过西域，至天竺教胡，及浮屠弟子合二十有九”。宣布吐蕃三个却喀纳入元朝统治，可见当时对佛教的态度是包容的，并没有严肃对待；对佛教的教义，碍于语言，也是一知半解，大而化之。
佛教初始传入中国，要想在中国发扬光大，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象的。经过了很久融合，佛教不但把儒家的忠孝节义等思想掺和进去，甚至把道家的养生医术、图谶运命、阴阳五行、拳艺功法等都加以吸收。在理论上把空宗（即佛教中观派）和玄学中类似的观点，尽量发挥。将一个印度的佛教，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崭新的、不太和中国人基本思想抵触的“中国佛教”。同时强调“三世因果”、“天堂地狱”，把看重实证的儒家“不谈鬼神”的态度、道家“现世现报”思想的不够周延的地方，突现了出来。佛教的“转世轮回”给了人们无边际的浪漫和想象力；“布施赎罪”、“诵经超度”给了人们贿赂天神地祇的取巧机缘；“念诵阿弥陀佛的佛号，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允诺给了人们最简单方便的高升门路。利用了“浮屠道”的掩护，佛教避开了许多不必要的排外打击，于是才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乃至到了晋代，遂造成了喧宾夺主之势，这就是佛史里所谓“汉魏法微，晋代始盛”的发展过程。就在晋惠帝时期，激出了王浮道士的一部《老子化胡经》来。虽然《老子化胡经》的内容不过是再次陈述传统中国人对佛教的看法，但由此也说明了，那时佛教已非当年的“吴下阿蒙”，势力已经大到不再忍受那种对佛教不敬的诬谤言论了。
不过这个“老子化胡论”的真正来源，很令人怀疑。说老子出关以后，骑着一条青牛，居然翻过喜马拉雅山，到了印度。恐怕以他偌大年纪，单人匹牛，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再者所谓“化胡”，由他本人亲自去印度，用印度语言开班讲课，就更匪夷所思了。因此所谓“化胡”的意思，就是老子转化成了胡人的释迦牟尼，说白了，也就是老子的灵魂投胎转世。据说，释迦牟尼出生的当时，就马上会说话，会走路。他从母腹出来，走了八步路，并且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口中说道：“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如此了不起的人物诞生，必须有一个了不起的灵魂来投胎才行，一些差一点层次的鬼魂，马马虎虎怎么能转世成为这么了不起的伟人？这轮回转世的说法，是世界人类四大发源地中，唯印度才有的“特产”。中国的儒家原本很排斥这种缥缈无稽的怪力乱神鬼话，道家也不热衷，老子《道德经》中绝对没有转世之说。印度的佛教“三世因果论”是其基本理论，没有投胎转世的理论，也根本就不可能有佛教。到现在，西藏佛教领导人的转世的“金瓶掣答”还是铁定的制度。而老子转世成了释迦牟尼，这种神话只有印度人才能说得出口。由此得知，“老子化胡论”是佛教人士在中国的杰作。中国人，特别是道教人士，糊里糊涂吞下了这个包着糖衣的毒药，中了人家偷梁换柱之计。还自以为得意，把“化胡论”拿来当做与佛教斗争的主要武器，难怪“（王）浮屡曲”。
1257年（元宪宗七年）秋天，蒙哥南下，那摩国师与蒙哥一起来到六盘山，为蒙哥出师祈祷。再次提到了道教首领李志常和张真人等欺辱佛教的情况，并说他们还在到处散布《老子化胡经》，根本就没有执行蒙哥大汗的旨意。蒙哥十分气愤，当即决定，由那摩国师通知天下佛教首领，由燕京行省通知李志常及天下道士，于次年初，由忽必烈主持，在开平府的大安阁举行佛道大辩论。佛教方面以那摩国师为首，另有萨迦派教主八思巴、西蕃国师、白教教主二世活佛噶玛拔稀、河西国师、外五路僧（畏兀儿僧）、大理国师、少林寺长老、五台山长老、圆福寺长老等三百余人；道教方面参加的有全真派掌门人张真人（当时李志常已经去世）、王先生、道录樊志应、通判魏志阳、讲师周志立等二百余人。忽必烈手下谋士姚枢、窦默、廉希宪、王盘等二百余人被聘为裁判及公证人。子聪和尚因已皈依佛门，只以旁听身份参与了这次佛道大辩论。规定双方各有十七人参加辩论，如果道教胜利，十七名佛教徒要蓄发为道；相反，如果佛教胜利，十七名道士则要剃发为僧。辩论的中心问题是《老子化胡经》的真伪。
佛道两教在这次辩论大会之前，已经发生过几次大的争论。佛教教义所提出的“众生平等，大慈大悲”，被道教攻击为“无父无君，不讲忠孝”。三教之间的这些争论很多，总结起来有几争：一曰夷夏论之争，二曰白黑论之争，三曰神灭论之争，四曰报应论之争，五曰三破论之争。
“夷夏论”之争所反映的是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即中国人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夷夏论的主要论点是：佛、道原理相同，不必学佛；夷夏异俗，法教必异，则不宜学佛；道教适于华域，佛教适于夷邦，不能“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
“白黑论”之争是一场关于佛教本体论的讨论。即“物为空，空物为一”，“佛经所谓本无者，非谓众缘和合者皆空也，性本无矣，故谓之无谛”。
“神灭论”之争是讨论灵魂不死的问题。佛教主张“无我”，但又宣扬轮回和报应，认为灵魂不死，“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但这是形神不同步，神妙形粗。
“报应论”之争是讨论人的善恶行为是否会引起相应后果的问题。指出“或恶深而莫诛，或积善而祸臻，或履仁义而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只因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
“三破论”之争是讨论佛教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问题。认为佛教是“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导致“国空民穷”。也有“释氏之训，备有六睦之美”。
佛道大辩论
佛、道之间的较量，在此次辩论之前可谓各有输赢、难分胜负。但如今藏传佛教的传人八思巴是忽必烈的上师，由于忽必烈蓄意偏袒佛教，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全真道教参加这场辩论会，真可谓前程未卜、凶多吉少了。
蒙古初兴时，中国道教的“全真派”很得势，因为道士邱处机很受成吉思汗的尊敬，后来在大都特别为邱道士建造了一所修养的大宅子，就是现在北京的“白云观”。全真道盛时，凭他一个教派的力量，就编辑了一部《道藏》，不仅内含《老子化胡经》，还增加绘制了《老子八十一化胡图》。这使佛教气愤到了极点，居然提出口号，与道教拼了，以死相拼，激烈到要“斩头相谢”。时逢元廷后代子孙转而媚佛，在宪宗时，朝廷已经被佛教密宗所把持，喇嘛教大兴。
其实道教逐渐不受宠的真正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识时务”，在佛教和儒士争相卖身投靠蒙古的大背景下，唯独道教不肯在侵略者面前卑躬屈膝。“全真派”虽然不公开反对蒙古，但也不愿当汉奸，而是在民族的信仰问题上，对蒙古侵略者进行看不见硝烟的顽强抵抗！
辩论开始了，道士当时或“无答”，或“不曾闻得”，或“不敢持论”。最后，他们被逼得没有办法，便像与刘三姐对歌的秀才一样，左拿一本书，右摸一本经出来，不停地引经据典。也是忙中出错，全真教三代弟子赵志敬最后一次举起来的书本，居然是《史记》。八思巴抓住机会，欲置赵志敬于死地，他问道：“汝《史记》有化胡之说否？”
赵志敬只得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没有。”
八思巴又问道：“你们那位李耳先生所写的经书是叫什么？”
赵志敬又老老实实地回答：“《道德经》。”
八思巴追问道：“除了《道德经》之外，李耳先生还写了什么别的经书没有呢？”
赵志敬不敢乱说，只好再次回答：“没有。”
八思巴紧接着追问：“《道德经》中，老子有提到过半点有关自己化胡的事情吗？”
赵志敬如实地答道：“没有。”
八思巴打出了他的最后一记重拳，继续锲而不舍地追问道：“最有权威的历史书籍《史记》中，没有说过化胡这么一回事；你们太上老君自己写的书里面，也是连个影子都没有提——其为伪妄明矣！”
辩论到了这里，“道者辞屈”。总裁判尚书姚枢迫不及待站起身来，当众宣布：“道者负矣！”在场的道士们脸色惨然，僧人啦啦队则是一片欢呼。
但事情还没有完，忽必烈在旁边幸灾乐祸地高兴了半天后，觉得还不过瘾。便一摆手，说了声“且慢”，然后回头向道士们问道：“你们平时常常当众夸口，说只要你们持咒，就可以‘入火不烧，或白日上升，或摄人返魂，或驱妖断鬼，或服气不老，或固精久视’。今天天气好，大伙儿都在。正好作个见证，我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当众表演一下。如果真的可以做得到，没有问题，我照样判你们赢，如何？”
也许只有忽必烈会想出这样的主意，他命令道：“给我烧一堆火。多添几块木柴，烧旺一点，让我们一起，欣赏道长们表演‘入火不烧’！”
类似的故事在唐朝时候曾经上演过，当时唐太宗喜欢道教，就把佛教领袖法琳和尚关起来，唐太宗对法琳和尚道：“你们和尚不是吹嘘说，只要一念‘观音菩萨’，刀枪碰到你们的光头都会折断么？这么办吧，我关你小子七天，让你念个痛快。七天之后，我再用刀砍你的秃头，看你们的观音菩萨会不会来救你！”
七天之后，唐太宗冷笑着把法琳提了出来，刀搁在脖子上，问道：“你的观音菩萨为什么不来救你呀？是不是你没有念够呢？”哪知道法琳神色不动地说：“我一句观音菩萨都没有念，我念的是陛下您的名号。”
唐太宗诧异地道：“念我有什么用？我又听不到。”
法琳从容地回答道：“从陛下的丰功伟绩来看，已经具备了观音的品德和才能。陛下就是观音，观音就是陛下。”不用说，唐太宗听了嘴都乐得合不拢。法琳和尚利用他脑袋的一小部分——嘴巴，挽救了整个脑袋。
道教里也有不少口才好的人，例如大名鼎鼎的张继先天师，他回答宋徽宗的话，就堪称口才的经典之作。张继先幼年时，人就称其为真仙，九岁嗣位为天师，应诏来到京师时，年仅十三岁。徽宗见其面，便问道：“你住在龙虎山，曾见过龙虎否？”张继先答道：“住在山中，老虎是常见到的；龙呢，今天才见到龙颜。”徽宗大喜，让他画上符来。徽宗一边看符，一边问道：“它的灵验从哪儿来？”张继先回答道：“神气寄寓在上面，灵验也就跟着来了。”宋徽宗又问他可知修炼金丹的方术，张继先回答道：“这是山野之人的事业，陛下只要清静无为，功德同于尧舜，便已足够。”宋徽宗听后很是高兴，赐宴而出。
道家鼻祖之一的庄子，口才更是空前绝后。他与惠子的“鱼乐之辩”，可谓千古佳话：
庄子与好友惠施同游于濠梁之上，庄子道：“鱼儿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真是快活呀！”
惠施听了之后，故意跟庄子抬杠，道：“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儿很快活呢？”
庄子一听不妙，眼珠转了转道：“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很快活。”
惠施又反问：“我不是你，当然不知道你了，由此推断，你也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儿很快活。”
庄子觉得这种“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逻辑问题继续循环下去，即使几天几夜也不会有结果，于是哈哈一笑道：“让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上，你刚才所说的‘你怎么知道鱼儿很快活呢’的话，就是已经知道了我知道鱼儿的快乐而问我，而我则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鱼儿快乐的。”庄子的意思说，你既然知道我，我怎么不可以知道鱼呢？
然而可惜的是，这些人才一个都没有出现在元朝的白云观里。参加辩论的道士们，看着面前这堆熊熊烈火，一个个都傻了眼！
被逼无奈的道士们只得老老实实地承认：“不会。不敢跳进去。跳进去要烧死。道书上说的都是假的。”道士们这么老实，倒出乎忽必烈的意料之外。本来他是想借机发发脾气，砍掉几颗牛鼻子老道的人头，看来是不可能的了。忽必烈多少有些扫兴，他宣布，将全真道的十七个主辩道士，押送龙光寺，落发出家为僧；将他们的道冠、道服挂在长竿之上，让远近民众知晓；《老君八十一化图》等伪经及雕板，统统烧毁；相关碑刻和塑像，予以清除；天下佛寺为道教所占二百三十七区，命归佛教所有。
道士们为了保全民族宗教（道教）的继续存在，不得已只能选择了暂时的忍受屈辱，“谁无虎落平阳日，待我风云再起时”。这便为我们后文书中的张三丰“孤胆闯少林，柳条戏群僧”埋下了伏笔！
由于“全真派”的辩论失利，后来《老子化胡经》这本书，便在世间绝迹了几百年。人们再次发现它的时候，是在敦煌的一个洞窟里。至于《化胡经》衍生出来的《八十一化图》，却好好地保留了下来。
佛道两教之争，只限于辩论和打笔墨官司，最后还是言归于好。所谓“佛道一家”，这是非常文明的作风，也是中国式的。不像欧、美和世界其他国家宗教间的争执，酿成战祸，杀人流血，极为残酷，最终变成千年不解的深仇大恨。
改变世界命运的一炮
1258年（宋宝佑六年）春，蒙哥大汗精心制定的伐宋战争计划再次付诸执行。按照战略布属，三路攻宋军队，西路军由蒙哥大汗亲自率领，由陕西进攻四川；东路军由东道诸王塔察儿率领，从河南进攻两淮荆襄；南路军由兀良合台率领，由云南出广西沿湖南北上，进攻潭州（今长沙），意在与东路军会师于鄂州（今武汉）。蒙哥汗的西路军是三路大军的主力，由大将纽邻任先锋，汗长子阿速台、亲王莫哥、万户孛里叉、大将哈剌不花、乞台不花、浑都海，汉军万户刘太平、史天泽、刘黑马，汪古部大将汪德臣其弟汪良臣、其子汪唯正等随军参战，加上已经驻守在川陕前沿地区的蒙军，总数约十万人左右。
蒙哥亲率西路军四万分三道入蜀，加上在蜀中的蒙军及从各地征调来的部队，蒙军总数远远超过四万之数。蒙军相继占据剑门苦竹隘、长宁山城、蓬州运山城、阆州大获城、广安大良城等，迫近合州。蒙哥汗遣汉奸晋国宝至钓鱼城招降（余玠已将合州治所移于钓鱼城），南宋合州守将王坚将晋国宝斩首。
1259年（宋开庆元年）2月2日，蒙哥汗率诸军从鸡爪滩渡过渠江，进至石子山扎营。3日，蒙哥亲督诸军杀到钓鱼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