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夕阳
穆晨锺第一次走进我的生活时，我正坐在1993年博雅医学院图书馆二楼资料室西侧临窗的一张书桌前，浏览学校新印制的《英语医学系（89级）硕士研究生专业暨导师名单》。按照学校规定，我们七年制英语医学系学生应该在第四学年结束前为自己选定一个导师，以便在未来三年的学业上有一个追随的目标。
那是5月初的一天，时间接近傍晚。我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走，因为季节和时光搭配得过于美妙，也因为一时无事，我突然改变了前进的方向，决定到图书馆去坐上一坐。同时，等待食堂开饭。
偶然和随意使我没有认真阅读任何一篇论文的愿望。我沿着阅览架上一路走过，最后停在屋子尽头一个架子面前，拿起我刚才提到的那本小册子，走去坐到我前面坐着的那个位置。
我依然心不在焉。
对于读研，我已经有了打算。之前，尚尧说要收我做研究生，我答应了他的。尚尧是博雅病理解剖学教研室主任，中科院院士，学校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研究生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博雅最有名的教授。尚尧出生在南洋一个望族，父亲尚逸臣是著名华侨领袖，抗日战争时与陈嘉庚一道花重金招募了一支志愿军，回国投入滇缅公路运输线，为国家做了很多事。尚尧在美国接受教育，是哈佛的博士。
在博雅，做尚尧的研究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
我和尚尧相识在附属医院的尸体房里。大二第一学期，我们上病理解剖学。病理教研室有一项常规工作是替临床科室做尸检。我跟主课老师孙朝晖关系好，常央求他带我去看尸检。看的次数多了，一些不重要的步骤我也被准许操刀。一次，我给一位死者剥脸皮。这是我特别爱做的活儿，但是那次我犯了一个错误。死者生前罹患癌症，长期营养匮乏使他体内的水分和脂肪消耗殆尽。他的脸皮被从前额发际的地方割开掀起，却阻挡在眉弓怎么也过不去。我双手拽住死者的脸皮，一直使着力，但它就是纹丝未动。
我和死者僵持在那里。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以为他活了过来，正聚集力量要把我拉到他怀中。这个念头把我惊出一身冷汗。我想松开手，手臂却像灌了铅，跟死者紧紧焊在一块儿，怎么也分不开。大约过了一分钟，——也许没那么久吧，我突然就崩溃了，失声尖叫起来。
周围人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只有尚尧发现了我的恐惧。尚尧原先站在隔着我两个人的地方，双手插在白大衣口袋里，冷静而不无挑剔地看着我操作；他这时拨开孙朝晖和另一名助手，一步上前拿起解剖台上的手术刀，替我在关键的地方“刷刷”补了两下。
“嗞啦”一声，那人的脸皮被我猛地掀起，倒扣着兜到他的下巴上。
这股力量如此巨大，以致我像射出了子弹的弹壳反弹出去，踉跄着向后跌倒。又是尚尧眼疾手快，在旁人本能地向外躲闪的同时，退步到我身边，一个海底捞月将我稳稳揽在他的怀中。
尚尧这样做之前，还能够从容地放下手里的手术刀，不致让它伤害到我。
“Are you ok？”尚尧低头注视着他怀里魂飞魄散的女学生，万般温存。
我一页一页翻动着册子，不时举起贴在鼻子上轻轻嗅上一下。新鲜油墨散发出的醇厚香味让我愉快，我于是抬眼向窗外，欣赏着5月的天光和夕阳。
我喜欢5月，以及夕阳。
5月的天气是一年中最舒适的，它不仅远离了残冬的萧瑟和冷酷，连春天里万物复苏带来的忙乱和嘈杂也没有了。5月的每一片叶子都是持久的，你可以一直期盼它们坚持到秋天，甚至从中结出果实。我喜欢5月，因为这个月里有我的生日。我的生日在这个月的16日，5月16日。小时候，我常被母亲斥为“五一六分子”，因为我惯于破坏和制造混乱。母亲这样说时我总抗辩，说要是那样，陈子东才是真正的“五一六分子”呢。陈子东是我家楼下的邻居，比我大8岁，恰巧在1966年5月16日这天出生。陈子东是一个孤儿，他妈生他时难产死了，他爸是空军司令员，“文革”一开始也自杀死了。
陈子东后来被我家楼下的李婶收养。李婶是一个独居的女人，她以前做过妓女，后来被一个相好的国民党军官赎了身。北平解放时，李婶的丈夫把大老婆和孩子送去台湾，自己随傅作义起义投了诚。20世纪50年代，李婶的丈夫在一次运动中被枪毙，签署命令的恰是陈子东的父亲陈克。李婶在危难之时收养杀夫仇人的遗孤，这件事令大院里的人对她多少生出些敬佩。
而之前，他们对这个阴郁妖娆的女人一向是不齿的。
我说的这个大院在北京的西城。类似的院子附近还有几个，都是部队的机关单位。我父亲何盛章是司令部机要参谋，空军最优秀的飞行机械安全专家。母亲舒立在大院机关医院工作，是一名药剂师。因为父亲，我家住在北院临街一排双层洋房二楼的一套四居室里。那房子原先是修给苏联专家的，有着极高的净空和镶嵌仔细的橡木地板，房顶贴着石膏雕花纹饰，门楣厚重、窗棂阔大，每一扇门窗上面都压着半个发条橙子的拱圆，十分漂亮。
我的房间是最西北的一个小间，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我还有一个哥哥何雨。他比我大4岁，我是他的妹妹。
4岁那年，一天何雨神秘地来告诉我，说我们的身体里有好几种血统。何雨说：“闹闹你知道吗，我们的祖父是汉族人，我们的祖母是维吾尔族人，我们的外公是满族人，我们的外婆是朝鲜族人。”
闹闹是我的小名。因为我从小比较爱哭，很闹人。“这样算下来，”何雨总结说，“我们的身体里就有1/4汉族血统、1/4满族血统、1/4维吾尔族血统，和1/4朝鲜族血统。”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血统”这个词。我因为错误地把它跟当时广播剧中频繁出现的“军统”“中统”相混淆，而浑身不自在。我进而又联想到“水桶”——这你得原谅我，我那时才4岁，还不怎么认字，不知道这个“桶”和那个“统”不是一个字，而何雨说的几分之一几分之一什么的，更让我有理由把它们放到一个桶里。家里有一只大木桶，是父亲洗衣服和夏天存水用的，由一片一片弯曲的厚木板组成，被两个铁圈上下箍在一起。我因此就想，我和何雨身体里这些乱七八糟的血统，又是靠什么拢在一起的呢？——我担心的是，它们会不会哪天突然散开，或者“吧嗒”缺掉一块坏了呢？
我家的水桶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父亲用生铁片和钉子勉强修补好，但之后总漏水，无法再严丝合缝。
我愁容满面，问何雨哪里得来的这消息。何雨翻了翻眼睛，说：“这是秘密，我不能告诉你，但是千真万确。”
何雨像一个克格勃，整天热衷于收集家庭的秘密。何雨聪颖、敏感，生性多疑，且坚信自己的判断。何雨13岁就进了清华，他现在人在美国。我则不同。我心思缓慢，生活中的许多事要被我装在脑子里很久才可以想明白。
原本，我的生日不在5月。我的生日应该在7月1日这天，但是我早产了。我出生那天晚上，空军一个负责调查“林彪反党集团”的专案组突然闯进我家带走了父亲。母亲受到惊吓，提前45天把我生了下来。深夜，陈子东摸黑绊倒在我妈身上时，母亲已经昏死过去很久。她的肚子底下，压着一双崭新的43码男式军用胶鞋。父亲被人粗暴地带走后，母亲想起他还穿着拖鞋。母亲希望父亲有一双新鞋子，就别着她的大肚子，费力地从茶几下的储物柜里翻出一双新胶鞋追了出去。
我前面提过，陈子东的生日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而他的生日又是他妈妈的忌日。每年这天，李婶都带陈子东到南院小树林里给他妈烧纸。这种行为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他们总是趁黑偷偷摸摸地来去。在陈子东的帮助下，李婶把我妈拖到她家中。李婶折腾了很久，最后用旧时代秘密流传在她们那个行业里的一包什么东西给我妈灌下，母亲才把我生了下来。
我出生时没有呼吸，脐带在脖子上绕了两圈半，并鬼斧神工地打了一个结实的猪蹄扣。
早产和难产影响了我的发育。我的前庭神经系统不好，走路很容易跌跤；感觉系统也不好，过于敏感、怕疼。我牙釉质发育不全，牙齿像最差劲的豆腐渣工程，很爱长虫子。我有异食癖，喜欢抠食潮湿的墙皮和泥土，喜欢苯环类制品和来苏水的气味，喜欢啃手指甲。此外，我还患有数盲症、思维奔逸症和严重的词语释义分裂症，——14岁时，我又得了美尼尔氏综合征。这些毛病在后来的日子里，给我带来无尽的麻烦。
五岁半那年，父亲把我送到山西太行山北麓一个叫旺宁的村子。父亲早年认识旺宁一个叫秦怀玉的民办教师，我得以入了旺宁村小。半年后，我转学回城，成功绕开了当时还十分严格的七岁入学制度，插班进入空军蓝天小学。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父亲很以此为得意。
父亲觉得，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他为我开了一个好头。
不过，除了之后纠正我顽固的左撇子，父亲不再对我的学习寄予厚望。从小到大，我永远不能让自己在上课的时候看上去像是坐在一张上面没有图钉的椅子上。我控制不了不和同学交头接耳、不接话把儿、不传字条，不把前面女同学的辫子绑在什么东西上，让她起立回答问题时发出惊叫。为此，我没少被老师惩罚，我爸妈也没少被学校传唤过去训诫，他们然后又让我再接受惩罚。如果究其原因，现在众多仁慈的育儿专家们会将问题的症结指向我的早产和难产经历，以及我后面将要讲到的我母亲以42岁高龄强行生下我的事实。然而在当时，除了我自己，没有人替我分担责任。
不过，你看，我并没有一败涂地，还是考上了博雅医学院。博雅是中国最著名的医学院，我所在的英语医学系更是这所学校的“金字招牌”。英语系每届只招收不到20人，学制七年，双语教学，毕业直接获硕士学位。走在海淀大学城，只要你说自己是博雅英语系的，没有人不高看你一眼。我中学以后，学校引进西方机考模式，都是选择题。这对我十分有利。很多时候，我并不确切知道问题的答案，只凭直觉，结果却出人意料的好，连X型题都难不倒我。
有时，我怀疑我对事物是有预感的。
我最早发现自己的这种能力，是在唐山大地震那晚。凭借在空气中闻到的一股特别气味，我预先知道了大祸将要来临。但我无法恰当表达我的预感，所以当楼下有人喊“地震啦，快逃命”时，我和家人还是显得异常狼狈。
之后，类似的事情又陆续发生过几次。我逐渐发现，我的预感只是预感而已，我不能阻止任何事情的发生——如果我不让它更加麻烦的话。我预感的唯一作用只是让我比别人更清楚地目睹生活中一切躲避不过的宿命一一兑现。
明白了这一点，我很伤心。有时，我感到孤独，仿佛站在荒漠上，只有自己和半个将落的夕阳。我心里充满了旷世的决绝和快感，如同一块被遗弃了的玉。
啊，终于说到夕阳了。说到夕阳，离穆晨锺就不远了。
如果说我喜欢5月，多少还有些自恋的成分在里面，那我对夕阳的迷恋就难以启齿了。倘若晴空万里下的那种夕阳或许还算一个交代。那种情形下，天空一半碧蓝如洗一半彤云灿烂，仿佛盛宴的天堂，让人心驰神往。但我最喜欢的，是无风的傍晚，混沌沌灰色的天空里，如同一枚陈旧的鸡蛋黄粘在枝丫上的那种夕阳。那种陈旧的、暗淡的、带着忧伤和苍茫之感的夕阳。
那个5月的傍晚，我在那本散发着新鲜油墨香气的小册子上看到穆晨锺的名字时，心里什么地方被碰触了一下，发出一阵震颤。我停下，让自己的目光抬起，透过图书馆不洁的窗户投向远方。这时，恰巧有一枚橘色的夕阳悬挂在因为逆光而暗淡的树梢上。我不由得打了一个激灵，浑身传过一阵难抑的瑟瑟。
那夕阳有着完美迷人的轮廓，平静中略显暧昧的色彩变化，映在天空里，显得孤独而诗意。这时的夕阳完全没有了早晨的蓬勃和正午的恣肆，它不再强势，对世界指手画脚，它只仿佛一个过客，不事张扬，不躁动不安，带着优雅的高贵和一些依依不舍，即将离去。
不久后我见到穆晨锺，又想起这一天的夕阳和我看到它时周身不止的战栗。
穆晨锺有一头和他年龄十分不符的花白头发，这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大上十岁。乍一看，穆晨锺跟微软新闻发布会上的比尔·盖茨很有些像，他们都戴着宽大的褐色眼镜，明显驼着背，头发花白，神情专注，笑容坦诚。后来，我在《NATURE》杂志上看到英国物理学家霍金的照片，也觉得他和穆晨锺像。霍金坐在轮椅上别别扭扭的笑容，天真、纯洁、竭尽全力，像浩渺宇宙中一缕清洁的尘埃。
但是，穆晨锺身上另外有一种气质，是盖茨和霍金都没有的。那就是忧郁，很深的忧郁。正是这种忧郁，使我见到穆晨锺的第一眼，不由得想起我的父亲。
早年，父亲留学苏联，在莫斯科大学学习飞机制造，差一点儿就拿到副博士学位，却在最后时刻被组织召回。原来，父亲在湖南乡下的父亲在土改中被划成地主自杀身亡，组织上怕父亲知道后会叛逃掉。按说，像父亲这样的人是该被清除出部队的。但父亲没有。父亲的脑袋里装满了飞行机械数据，实在难得，组织上只好把他留下，内部说好“控制使用”。可实际上，谁都想用父亲，所有梦想拥兵自重的人都想用这个人。就这样，许多年里父亲被一些看不见的手从这个部门抢到那个部门，都是要害部门。然而，身怀绝技并没能保证父亲生活的安稳和平静。父亲像一个被魔鬼诅咒的人，每次运动都在劫难逃。每次他都要动用全部的智慧和意志力，才能死里逃生、勉强不致被吞噬和消灭。
关于父亲的这些往事，我多是从何雨那里听来的一鳞半爪，父亲自己从来不说。我那时还小，不懂事。有时就想，也许是父亲不好，哪里做得不对，不然，世界这么大，人家干吗总跟他过不去呢？
说实话，我并不喜欢我的父亲。父亲性格古怪、不与人为善，常常将别人的心思揣度得险恶。记得我刚上大学不久，一次学校组织学生献血放了半天假。我回家在饭桌上提起这件事，父亲立即紧张，问我有没有献（血）。原本我因为年龄不满18岁没有被要求，但看到父亲急火火的样子，我忽然就不想告诉他实情，而是背了一段宣传口号，告诉父亲献血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父亲不以为然，说：“凡是舆论拼命让人做的事都不是好事，都千万不要做！”
我横了父亲一眼，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果然，父亲又第N+1次地讲起“反右”、“大跃进”、“文革”什么的陈年往事，总之，就是说总有一些阴险的家伙，总是先欺骗鼓动老百姓干这干那，然后再把屎盆子扣到他们头上，叫他们承担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