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教员们正教孩子们唱《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日歌曲。孩子们缠着邓颖超讲些抗日游击队的战争故事，急想深入知道歌曲中所说的事实。听着听着，又有几个孩子抢着问：“敌人前方呢？光后方赶，能赶出敌人吗？”“‘两路夹攻’是哪两路？”正讲故事的邓颖超似乎顾不上回答，一些孩子便转过去问宋美龄。
宋美龄拿来粉笔，边在桌上画边给孩子们解释：“八路军是个简称，全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到日本鬼子后方去打的是八路军。除了八路军，其他各路军都在鬼子的‘前方’打日本鬼子。”宋美龄简要地标出长城、黄河、长江，告诉孩子们：日本侵略者从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这样一条战线往西侵略，这就是敌人的前方，除八路军之外的各路军就沿这条线顶住他们。八路军在敌人的后方，是我们的游击区。八路军和前方的各路军齐心协力前后夹攻就把鬼子赶出去了。在孩子们的央求下，宋美龄又给他们讲了正面战场的一些战斗故事。
水土沱保育院工作人员特别尊敬邓颖超，这引起了张乐怡的不安。事后，她曾埋怨宋美龄中途约上了邓颖超，使得旅游政治化大煞游兴。宋美龄则表示，全民抗日，团结至上，不管水土沱保育院的其他人是不是中共，只要他们把保育院办好就行。那些人尊敬邓颖超，是他们的自由，邓颖超去不去都一样。邓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和保育会的理事，约她同去视察有助于增进彼此信任。再说，让邓给孩子们讲敌后游击故事，而同时自己也向孩子们讲正面战场的故事，让孩子们完整了解抗日战场，这也是十分难得的机会。
宋美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同中共和民主党派人士合作，主持妇女指导委会和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抢救、保育了大批难童，是值得称道的。
三姐妹在香港饭店同桌用餐
抗战期间，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尽管国民党方面时常挑起摩擦、打击压制中共和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争取之下，一直坚持到了对日战争的胜利。宋氏家族内部也出现了少有的和睦，兄弟姐妹6人，特别是三姐妹的关系大为改善。
自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宋庆龄同宋氏家族一直联系不多，甚至到了断绝来往的程度，全面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又恢复了同已走上抗日之路的姐姐、妹妹之间的交往，通过对宋蔼龄和宋美龄的工作，对四大家族和国民政府团结抗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宋美龄在表面上与二姐宋庆龄之间有分歧，暗地里却一直保护着二姐。在十年内战最艰苦的年代里，宋庆龄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与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行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成为爱国、民主的旗帜，当然同时也成为国民党特务暗杀和迫害的目标。宋美龄不忘骨肉情意，坚决不允许军统、中统特务对二姐有任何过火的行动。
抗战兴起后，三姐妹为了同一个目标，渐渐地走到了一起。二姐妹见面是在1940年春，当时宋美龄患病治疗需要疗养，故离开重庆前往香港。在此之前，大姐宋蔼龄和二姐宋庆龄已先后到达香港。宋美龄抵港后，住在大姐家没多久，宋庆龄也搬来同住，三姐妹实现了少有的团聚。
在这些天内，姐妹三人完全抛开了原来的角色，快乐地渡过一段美好时光。多年以来，这是宋家姐妹首次能够捐弃政治立场的不同，真心地相处相爱。她们闲话家常，一起下厨，说着别人难以了解的老笑话，试穿彼此的衣服，共享姐妹亲情。
在香港的40余天里，三姐妹经常接受新闻界的采访、拍照，还常在宋蔼龄家里举行会议，共同讨论抗日事宜。
经过商议就当时的形势，三姐妹决定为宣传抗日一同回到重庆，因为此时正值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三姐妹一起到重庆，在陪都的大庭广众中露面，对艰苦抗战中的中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人们就不会再相信宋家分裂以及国民政府分裂的谣言了。
三姐妹动身前夕，她们在香港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三人一起出现在香港饭店并在那里用餐，这件事足以使香港及世界的人们吃惊。因为她们三姐妹中任何人都从未在这种地方露过面，况且十余年来人们从未见过她们在公众场合团聚在一起。
这一举动，在香港的影响非同凡响。平时，能见到她们之中一位都十分难得，现在三姐妹竟然同时出现在香港饭店，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况且，三姐妹十几年前因政治立场原因而分道扬镳，宋美龄直接代表当时中国的统治集团，而宋庆龄则更多地代表着在野的左派，有时甚至倡导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主张。虽未看见她们姐妹之间互相攻讦，但宋庆龄对妹夫蒋介石的揭露和怒斥却是司空见惯的。多少年来，宋家人的行动往往紧连着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每次重大事件。现在宋氏三姐妹突然出现在一起，那么这肯定是一个团结和好的征兆。
此次相聚不是三姐妹私人的宴会，更不是单纯来叙姐妹亲情，而是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的，是为着中国的抗战大业相聚到一起的。参加聚会的还有香港各爱国团体的一批人士，即使是在名流面前，宋家的三姐妹永远是世人瞩目的焦点。
首先站起来讲话的是宋美龄。宋美龄穿着黑绸绣花中式旗袍，旗袍两侧的开口一直到膝盖，仪容富贵、典雅的她敏捷地走上主席台，并不马上开口，而是先向会场扫视了一下，为的是让与会者更好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同时她也用这一瞬间向人们传递一种信心，她的讲话围绕着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展开。她以一种十分赞赏的口吻高度评价了二姐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称赞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即工合）为宣传中国抗战形势、联络海内外朋友、募集抗战物资、救助战争难民做出了巨大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这是保卫中国同盟自建立以来，第一次得到国民党高层的首肯。以往，国民党政府官员对保盟和工合都采取回避的态度。宋美龄不但对同盟评价甚高，还特别请求二姐宋庆龄，提出由保卫中国同盟对她刚刚宣告成立的“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的财务帐目进行审计，这是为了证明保卫中国同盟在处理捐赠款物时是公正、廉洁的。
紧接着讲话的是宋庆龄。宋庆龄依然是那么庄重、娴雅，落落大方。她呼吁人们支持宋美龄领导的伤兵之友运动，并建议刚刚成立的伤兵之友香港分社，应该由大姐宋蔼龄担任主席。宋庆龄说，大姐宋蔼龄早在民国初年担任孙中山秘书时，就显露了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近年虽没有担任公职，但她筹组实力，发展经济，运筹帷幄，常操胜算，因此担任这个职务，没有比她更合适的人选了。
此时的宋蔼龄虽已不像两个妹妹那样年轻美丽、光彩照人，但也有她富丽堂皇的大家风度，她手指上的钻戒闪闪发光，脑后的发髻上别有一颗硕大的珍珠，显得是那样的雍容华贵。和两个妹妹一样，她也穿着中式旗袍，这是为了表明一种坚守中国传统的姿态，表明一种与异族侵略者势不两立的心境。宋蔼龄在抗战初期参加了宋庆龄筹组的妇慰会，并为抗战捐出了不少钱财，博得了很好的名声。她在讲话中没有提自己所做的工作，只是大力称赞两个妹妹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并一再表示自己今后要多做工作。
这一次，是抗日战争期间人们看到的三姐妹在公开场合的第一次集体出现。很长时间以来，这在三姐妹中是很少见的。自从1927年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背叛孙中山倡导的新三民主义，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之后，宋庆龄便与妹夫和妹妹分道扬镳，在政治上划清界限，而且在私下里与妹妹也几乎断绝了往来。每当宋美龄提出姊妹团聚，宋庆龄都借故推辞，即便同意了，也要选择蒋介石不在官邸的时候前往，否则坚决不出席。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铁蹄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无数城市和乡村变为废墟，千百万人民惨遭杀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之灾。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由中共积极倡导，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展开了全民族抗战。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国民政府被迫迁到重庆。
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入，宋庆龄为表达其支持国共合作抗战的立场，终于在公开场合与宋美龄、宋蔼龄一起露面，一道合影，发表演讲，神圣的抗战事业终于使三姐妹又走到了一起。
三姐妹同时出现在重庆
1940年4月1日。香港启德机场。
没有记者，没有围观的人流，一架载着宋氏三姊妹的专机，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滑向跑道，逐渐加速，然后像离弦之箭腾空而起。飞机呼啸升空，从广西的崇山峻岭上空再进入云贵高原，然后折向重庆。
机身拉平后，向来以“活泼开朗”自称的宋美龄便嚷着打牌，她在两个姐姐面前永远是小时候那种任性顽皮的样子。两个姐姐不忍扫小妹的兴，都欣然同意，前舱里不时地爆出三姊妹的朗朗笑声。
正当三姐妹沉浸在亲情的欢娱之中时，突然，纸牌从折叠桌上滑落下来，撤的满地都是。“快系好安全带！”随着一声叫喊，机舱内已乱作一团。飞机已在倾斜下降，并且不断颠簸。
“出什么事啦？”宋美龄机警地把牌扔下，忙问身旁的侍卫官。侍卫官忙不迭地到前方驾驶舱问明情况后，回来报告：“夫人，前方发现雷电云层，飞机在绕行。”
“扫兴！一把好牌给搅了！”宋美龄话音未落，另一位侍卫官从驾驶舱里冲出来，口喘粗气地说：“夫人，不好！专机没能绕过，反而已撞进了雷电云层。有什么话要说？请用笔留下来，以防万一！”
这是航空常识。飞机如果在空中触电爆炸，必定机毁人亡。
众人不约而同地紧张起来，机舱内又是一阵慌乱，宋美龄总是在慌乱的时候能够保持异常的镇定。
“给我一支笔！”她向侍卫官索要了一支笔，准备留言，正在这时，驾驶舱又冲出来一位侍卫官，报告说：“专机已安全冲出雷电云层！”死里逃生。“上帝保佑！”宋美龄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架。
“我们还是接着玩吧。”在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后，宋蔼龄提议道。
将近正午时分，专机飞临重庆上空，机场发出无线电信号。专机在无线电引导下穿云破雾，自天而降。宋氏姊妹乘坐的专机在跑道上减速滑行，终于稳稳当当地停了下来。当三姊妹走出舱口，笑容可掬地出现在舷梯上的时候，只见镁光灯一闪，侍卫官抓紧时间摄下了三姊妹这一特殊环境下的珍贵历史合影照片。
这是宋霭龄和宋庆龄第一次到重庆。在重庆的第一天，蒋介石与宋美龄以主人的身份，举办了隆重的欢迎宴会。重庆所有显要的中外女士都应邀出席了这个宴会。
宋氏三姐妹一同到达重庆的消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她们受到了热烈的公开欢迎。外国人有这样的报道：“欢迎夫人们的到来成了如此狂热的社会活动，以致不得不为此订立了一条规矩：她们任何一人都不许接受私人的邀请，仅仅各个协会和委员们才特许招待她们。”到达重庆后，宋庆龄没住在两姊妹的任何一家，独自在新村的黄园安顿下来。宋庆龄觉得这样更加不受拘束，进步人士和共产党方面的人也便于找到她，要是住在警卫森严的别墅区或官邸，好多时候就不大方便。
不过，她们三姐妹经常联袂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三姐妹走遍了整个重庆市区，而且还走访了成都。她们一同访问工厂、农场、学校、医院和儿童保育院；一同出席各种集会，向各团体发表许多讲话。她们四处奔忙，时常感到操劳过度，但是，一种压倒一切的希望和活力使她们经受住了这场考验。人们忙忙碌碌显得坚定而又快活，到处是千奇百怪的、经过改进临时凑合的设施。三姐妹被同胞表现出的这种卓绝精神深深感动了。
她们每出现在一个地方，立刻成为人们观注的焦点。报纸是这样报道她们产生的轰动效应的：“在重庆的数月间，人们跟在她们身后，尽可能地靠近她们，向她们招手，同她们说几句话，或者只是投以微笑。”
三姐妹在香港相聚和重庆之行，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即“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她们把这一共同意念也传递给了观注她们的民众。在汪伪政权建立的时刻，人们不再相信宋家分裂和政府分裂的谣言了。
三姐妹同台对外广播
自从离开香港以后，三姐妹在四川的活动都被报纸争先恐后地报道。她们视察防空洞和看望孤儿的活动还被摄成了电影。在所有的活动中，影响最大的当是4月18日三姐妹同台对外广播了。
这次专题节目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听众，所以全部用英语播出。三姊妹的英语水平是无可挑剔的，而且三姊妹的号召力相对于其他国人来说更是无与伦比的。
这次最先讲话的是宋庆龄，她依旧那么沉稳、庄重：亲爱的美国听众，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们刚经历了又一次野蛮大轰炸，美丽的山城重庆已经变成了一所血腥的屠场。成千上万的和平居民丧失了他们最后的一点东西，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陷落的长江中、下游逃难到四川来的，最大的奢望仅仅是想生存下去，可是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连这点起码的权利也不想给予他们。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约有四万万人口的大国，但她又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连年的天灾、动乱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使我国在战争的最初几个年头内一直处于劣势，被动地抗击着上百万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的进攻。我们缺乏武器、燃料、钢材和食品，更缺乏全世界主持正义和公道的国家，包括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的道义上的支持。
因此，我们呼吁你们，亲爱的美国听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我们有力的援助。我们无意滥花你们提供的资财，我们把每一个硬币都用于神圣的抗战事业。我们呼吁你们，敦促美国政府抛弃所谓的“中立”政策，尽快与法西斯帝国宣战。因为，今天发生在中国的惨祸，明天或者后天就有可能降临到贵国人民的头上，这是法西斯帝国主义的本性所决定的。
宋庆龄的讲话，通过重庆电台回响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上空。最后，她激动地高呼：
必须制裁日本帝国主义！必须阻止他们犯下更多的滔天罪行！必须惩罚他们屠杀中国妇女、儿童和无辜人民的罪恶行为！否则，中国人民就不会相信，在这个病态的世界里，还有怜悯和良心可言；不会相信，在这个病态的世界里，还有公正和道义可言了。
演讲完毕，宋庆龄仍旧那么激动，很长时间都没有平静下来。宋美龄深谙姐姐那嫉恶如仇的性格，担心她在这样的场合，讲出一些刺激美国听众的言词来，所以一待她讲完，她就赶紧把姐姐扶到休息室去。
接下来的是宋蔼龄。很显然，她倒不像宋庆龄那样激动，口气要温和得多，更像是在和听众谈话。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