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孚频年忍默坐视豺狼残噬，狐鼠纵横，隐忍未尝与较，梁氏辱权卖国，远有神宇沦胥之痛（指袁世凯称帝前夕，日本人逼迫袁世凯签订的卖国条约二十一约，后来国人定签约之五月九日为国耻纪念日），近有桑梓庐墓之悲（指梁士诒夤缘获任国务总理以后，第一件外交事件，即为根据二十一条的首四号，将德国人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直接与日本联络，借日本的钱，赎中国的路，然后再交由日本经营，实在是荒乎其唐，滑天下之大稽，宜乎举国舆论哗然，群起而攻之。本案由于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故曰‘桑梓庐墓之悲’，可谓贴切之至，无懈可击。）勉一诘问，同恶相济，张脉债兴，遂至于此。（表示吴佩孚的一股悲天悯人，无可奈何之情况。）
“犹忆公言：‘胡匪（指张作霖）当政，即国人置而不问，余（指卢永祥自称）亦遁迹海外，不与回国。’（吴佩孚够厉害之一着，复述这几句话，卢永祥便不能将这封电报公开，或则送呈‘三角同盟’的任何一方了），佩孚闻之拳拳不忘，体以力行，以迄今日。
“田督（指山东督军田中玉），合肥（指安徽合肥籍的段祺瑞）面谕：不准助奉，谅公当亦有关（这是吴佩孚举一铁的事实，隐示安福系不至于和奉张、交通系梁士诒组成联合阵线。因为田中玉也是北洋旧人，对段祺瑞相当敬服）。故佩早于兹有疑而继之以请也。（疑皖段与奉张之矛盾何以如此之深，而曾请教于皖系中坚的卢永祥本人也。）
“一视同仁，固征博爱（讽刺卢永祥个性懦弱，遇事不能当机立断，泾渭分明，于友于敌，总归一视同仁，不分彼此，谓博爱者，无异滥好人，这是卢永祥无法否认的基本性格），然大节所关，令名所系（接下来便以名节勖勉激励），佩孚顾数十年所钦戴之恩帅（指的是他自己和卢永祥的老上司，清军第三镇统制官曹锟），自爱尤厚也（说他洁身自好，较诸老上司‘恩帅’曹锟，亦且并无逊色。以此语和老实忠厚的卢永祥共勉之）。
“救国以法（自此句提出他的主张），行法以人（为法治人治之争作一论断），胡逆不去，何以为国？（这胡隐指那胡，胡匪张作霖也。）
“至会议如何公开？制度如何确定（这是吴佩孚的民主法治精神）？付诸耆年硕德，政治名流（接下来便又表白他的长老政治观念），乃佩孚夙夜与公同其祷祝也，耿耿血诚，犹是昔年，（昔年吴佩孚是卢永祥的部下，他在此顺提一笔，也有动之以情的意思。）知我罪我，惟公教之！吴佩孚敬（民国十一年元月二十四日）。”
可是梁士诒在张作霖力保之下，组阁已成定局，民国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徐大总统明令特任梁士诒为北政府第十八任国务总理。梁士诒上台的时候发表政见，他说他此次之出任国务总理，抱定三大宗旨：
一、树立外交政策。
二、活动金融经济。
三、消弭内战。
事实上这完全是欺人之谈，他当国务总理以后所从事的积极工作，乃在于扬奉抑直，千方百计为直奉之战作准备。他就职六日后便下令赦免安福系要角通缉犯段芝贵、张树元、曲同丰、陈文运、刘询、魏宗瀚等，内幕则为安福、奉天、交通三系通力合作推翻直系。第二着狠棋是他扣发洛吴的军饷，意在使吴佩孚的十万大军无粮无饷，不久必定溃败，用以制吴佩孚的死命，第三着则为结好日本，取得对奉张的军事财政支援，以便发动大战。第四着则借口财政困难，发行不宣布用途的“九六公债”。当时全国有识之士，都在注目华盛顿和会中，中日代表所“磋商”的山东问题，一次大战中日同为胜利之一方，日本人却要接收战败德国在山东的种种权利，这种无理侵略宁非岂有此理？所以各地学生民众纷纷游行示威，请愿抗议，而在华盛顿交涉的最要紧关头，梁士诒却为了取得奉系的利益，指令中国代表让步，答应借日本人的钱向日本人赎回胶济铁路，尤且应允胶济铁路仍归日人经营，这变成了路没赎成，反而多添了几千万元的国债，与中国堂堂正正地收回胶济路要求，相去何啻千里？于是舆论大哗，都骂梁士诒卖国媚外，山东老乡吴子玉更是气愤填膺，悲痛万分，他发表通电痛责梁士诒，“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梁士诒乃悍然为之。”而且他更从此开始便猛烈抨击梁士诒，一电、二电、三电乃至四电、五电、六电，请梁士诒“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公应迅速下野，以明心地坦白”，与此同时各地反对梁阁声浪，如怒潮澎湃，梁士诒则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于是到十一年元月十九日，吴佩孚便联合江苏、江西、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六省督军和省长，电请徐大总统俯从全国民意，将梁士诒免职。否则的话，这六省将与梁阁脱离关系。
在此以前，徐世昌采战国魏文侯待乐羊，直到乐羊立功而返，方始示以“谤书一箧”之义，所有反对梁士诒的电，一律束之高阁。唯独这一回问题严重，他乃批了“交院”二字，派人送给梁士诒看，梁士诒一看便晓得徐世昌示意他好炒鱿鱼、卷铺盖了，他带着电报上大总统府，聊以解嘲地说：
“士诒不敏，累大总统操心，今日之局，个人进退毫无问题，我所以迟疑徘徊者，是希望大总统持政不阿，稍稍压抑武人跋扈之风，能够这样，方始可以免了国脉断丧殆尽！”
徐世昌是三朝元老（清、袁、民国），标准的老官僚，遇上这个尴尬的场面。他便效法老僧之入定，嘿然不答。梁士诒拿他没有办法。就只好说：
“士诒是来辞行的。”
言罢辞出，从此不入府院办公，吴佩孚驱梁倒阁。算是获得了初步的胜利。
梁士诒元月十九日向徐世昌辞了行，却是不走也不上辞呈，他等到二十三日，才开始“告假”，同时朝发夕至去了天津。二十五日徐世昌下令梁士诒“请假照准”，特任外交总长颜惠庆“暂兼代国务总理”。
后台老板张作霖得了消息，不胜恼怒，因为这件阁潮的发生，正足以表示张大帅栽在吴佩孚的手里，梁士诒、叶恭绰趁此机会兴风作浪，力说张作霖以“三角同盟”为后盾，赶紧向直系用兵。张作霖先设法使梁士诒回任，曹锟和吴佩孚便极力反对，多方阻止，自元月底到二月中，谈判破裂，交涉不成，张作霖便抹下脸来，扬言决定武力解决。
二月初，奉张和洛吴一再通电，相互攻讦，一般而言之，则张作霖骂吴佩孚时怒眉横目，咄咄逼人，吴佩孚则略施讽劝，多少有点委曲求全，甚至他还曾向各报馆发通电表明他对于奉直双方的态度，认为外间谣传，直奉将以兵戎相见，其实都是谣言。他更打个比方说：“譬人之身，奉直元气也，内阁股肱也，股肱有疾，方欲进药石以救之，讵有自丧之理？”又道：“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阁实无畛域之见。”
只是，他越是婉转陈词，顾全大体，越使张作霖以为他兵力薄弱，怯于一战，一方忍让，一方面步步进逼。从二月份起，张作霖兵车辚辚，调集大军，使得榆关内外，战云弥漫，遂有大战一触即发之概。这时候，夹在两大派系之间的徐世昌和只求维持现状的曹仲珊，全都手忙脚乱，大起恐慌，因此各方所挽所派的调人，也就仆仆风尘于京奉道上。
二
奔走调停，主张讲和最力者，在直方为直隶省长曹锐、第二十六师师长曹镆，曹四爷和曹七爷的看法，张作霖是亲家，吴佩孚是他家三哥曹锟的部属，三哥庸碌无能，凡事都听吴佩孚的支使，这便是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反正是做傀儡，任人拨弄，又何不跟兵多势大，拥有东北地盘，日本后台的亲家张作霖沆瀣一气，朋比为奸？当权奸有当权奸的好处，搜刮财富、作威作福，跟张作霖当然要气味相投，“同心同德”多了，像吴佩孚，开口国家民族，闭口统一御侮，得了钱就练兵，练了兵还不肯占地盘，让他领着大家获得成功，让他领着大家讲四维八德，讲清心寡欲，那么，“做人上之人还有什么意思呢”？因此，曹四曹七是打定了主意宁贴奉张，不靠洛吴。
直方另一位热心讲和的，则为仆仆于后奉（天）保（定）道上，前后历三次之多的王承斌，王承斌是辽宁省奉天府兴城人，毕业于陆军大学，在直系将领中，他不仅学历最高，程度顶好，而且精通韬略，足智多谋，他的学识能力与战功，可说与吴佩孚不相上下，但自曹、吴形同一体，迹不可分，他充其量不过被吴玉帅依畀最深的一员战将而已。吴玉帅气焰越高他越受不了，自吴佩孚开府洛阳，望重天下以后，他渐渐地和保府接近（保府系指曹锟的大本营，因为曹锟该算是开府保定的），保府不满洛吴的人很多，自曹锐、曹镆以下都很拉拢王承斌，挑拨离间吴王之词听多了时，王承斌也在那儿想，要耍曹锟这个傀儡容易得很，彼吴未必不可取而代之，如果奉张咄咄逼人只是为了倒吴，他又何尝不乐于厥观其成？
奉方公然倡和的则为张景惠，字叙五，跟张作霖、张作相、孙烈臣、汤玉麟等一般的是“胡匪”出身，又都是拜把子弟兄，几兄弟一道为匪，一道接受招安，一道吃粮拿饷，一道发财升官，所以他有资格在奉张跟前说讲和的话。多年来传说张作霖是顶了张景惠的名字接受赵尔巽、张锡銮和新民知府旗人增韫招安的，因此张作霖本名张景惠，张景惠则为张作霖。这种说法其实不然，当时接受招安的时候，张景惠的力量比张作霖大，部属比张作霖多，说他是张作霖的头儿也未尝不可。但是张景惠不相信官家，怕被谁骗了去砍脑袋瓜，于是乃由张作霖挺身而出，洽商条件，从此以后张作霖便一直爬在张景惠的头上，张景惠无可奈何唯有服他的管。眉目清秀，个子矮小的张作霖拼命地想向上窜，对待他的大恩人、老上司和旧日同门弟兄难免排挤欺压，张景惠没念过书，很容易听人家的挑唆，曹锟便看准张景惠是张作霖左右有机可乘之一人，在直奉一家亲时期便对他多方接纳，两人换过兰谱，拜了把子，往后在直奉一次大战中果然发生极重大的作用。
二月八日，张作霖召开奉天会议，决定和战大计，曹锟便派王承斌出关调和，正好张景惠也要回奉天开会，他便受了徐世昌和曹锟双方面的请托，力劝张作霖切莫挑起战火。十日王承斌回保定复命，张作霖态度非常强硬，因此他此行全然不得要领。十一日曹锟便又劳烦他再跑一趟奉天，跟他同去的有徐世昌所挽张作霖老上司、“义父”赵尔巽，洛阳方面，曹锟也逼着吴佩孚派了一名代表车庆云，去跟张大帅说明，吴佩孚绝对不想跟张大帅打仗。结果是这三位代表全部碰壁回来，尤有甚者，张作霖悍然表示要撤回原驻关内的奉军，表示决裂，准备开火，这一下徐世昌、曹锟更慌，徐派孟恩远、曹派王承斌，三度出关谋和——孟恩远到了奉天，张作霖根本不许他开口讲话，王承斌只要求张大帅您就别撤回奉军吧，张大帅断然地答道：
“不行！”
徐世昌走投无路，急切中给他想出了一条妙计，梁士诒内阁的陆军总长鲍贵卿，奉天海城人，北洋老将，宣统三年就当了第二镇第四协协统，民国六年投在张作霖的麾下，和张大帅成了儿女亲家。张作霖派他当过吉林和黑龙江的督军，此次官排总长，可谓张作霖派在梁内阁的代表。鲍贵卿跟曹、吴都是北洋一系，交情相当的好。因此徐世昌便在二月二十五日，拍一个通电，表示将免去梁士诒内阁总理一职，而请鲍贵卿组阁。同时他更掇促鲍贵卿跟张景惠同去一趟奉天，面恳张作霖能饶人处且饶人，就照这个方案，缓冲危机。鲍贵卿兴冲冲地由张景惠陪着，到了奉天，满以为亲家翁一点头，自己就可以稳坐内阁总理的宝座，哪儿想到张作霖执意要打这一仗，彻底消灭奉系，于是亲家鲍贵卿兜头被他泼一盆冷水，张景惠这个老把弟也再碰了一次钉子，两人怏怏而回。
张作霖说是要调回关内奉军，其实则奉军正源源出关，直军迫不得已，不免也要调兵遣将，应付万一，京津一带，于是战云密布，人心惶惶，一夕数惊，已有风声鹤唳之概。全国各地，纷纷通电直奉双方，请求弭兵息事，以免“民不聊生，国亡无日”！电文中率皆痛切陈词，年来天灾人祸，何堪再经战争？北京方面，军政各界，不分朝野，都在为调停、谋和而努力，经过许多热心人士的奔走，最后又抬出了六位极够分量的调解人，其中包括袁世凯的一条龙，在北洋系军中地位之高，不作第二人想的王士珍，三大帅之一下台不久的王占元，老陆军总长张绍曾，前清时代拔张作霖于后草莽之中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和奉天、河北、山西督军、东三省营务总办张锡銮，吉林将军孟恩远。这六位调解人应该有排难解纷，一言九鼎的力量。以直系而言，王士珍和张绍曾只要肯于大力干预，一定可以压得下曹锟、吴佩孚的任何行动，张作霖对赵尔巽、张锡銮至少在面子上是感恩戴德，衷心敬服，因为他忘不了这两位老长官对他的知遇提拔之恩，即使张作霖贵为东北王，声威震天下，他对赵、张依然尊称“老帅”，每到北京必去请安，谒见时还垂手肃立，连声喏喏，有人说这便是张作霖的妩媚处，老帅一有吩咐，张作霖从来不敢不遵。因此，当六个人的联名通电公开发表，笼罩于战祸恐怖之下的北方百姓，全都松了一口气，以为这一场迫在眉睫的战祸多半可以避免。尤其联名通电中除了恳切陈词，再四晓谕，又提出了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赵尔巽等六位调解人请张作霖和曹锟二位——
“……约日同莅天津，一堂叙晤，消除隔阂，披剖公诚。一面联电各省，进行统一，弟等虽衰朽残年，亦当不惮驰驱，赴津相候，本其一得之见，藉为贡献之资。……并请双方将前线军队，先行约退，其后方续进之兵，务祈中止前进，以安人心，而维市面。至于电报传论，暂请一概不闻不问，专务远大，是所切祷！”
当时，直系实力远不及奉张，曹锟的左右，主持和议的人相当多。方才说过，河北省长，曹锟的四弟曹锐，便是主张最力的一个，王承斌三度铩羽而归，曹锐便自告奋勇，专程赴奉天一行。他以河北省长的地位，公然向张作霖表示：欢迎奉军入关，保卫京津治安，曹四爷肯如此让步，这等牺牲，使张作霖大出意外，但是退而与梁士诒、叶恭绰他们俩商量，梁叶都说，曹四爷哪能当得了直系的家，直系队伍不是全在吴子玉的手上吗？曹四和吴佩孚，一向格格不入，他认为他家三哥，不该把大权捏在外人之手，一切听从吴佩孚的主张。因此他们指出，研究曹四的心理，与其“仰吴佩孚的鼻息”，还不如结援亲家，挽留奉军，反就曹家人的利益来说，决不会差到哪里去。
利用曹锐这种“酸葡萄”的心理，张作霖便开出了谈和的条件，他要求曹锟下列四点：
一、梁士诒复职。
二、吴佩孚黜免。
三、段芝贵当直隶督军。
四、京津地方，完全划归奉军驻防。
交通系恢复执政，吴佩孚自动下野，皖系借尸还魂，京津全人奉张掌握。这样的条件，等于是叫直系举手投降，宣告自动解散。倘若答应，那么直军势将无可领之饷，无可战之将，无可居之地，无可用之兵，即使是迫人订城下之盟，也不能来得如此之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