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场浴血鏖战，打了一个上午，光复军舍生取义，越战越勇，清军人数虽多，渐呈不支。肉搏到中午一点多钟，清军死伤四百余人，光复军方面，也有二百多名伤亡，一片沃野，遗尸累累，清军由于伤亡过重，只好下令后退。官兵们亟于抢登船只，渡河而南，趁着这一阵大乱，光复军直逼渡口，于是清军坠河翻船，浪沉溺毙，又造成一次惨重的牺牲。
经过这一次败绩，清军便始终扼守南岸，不敢再越雷池一步。而晋南豫北的清军指挥权，也落于北洋第三镇协统卢永祥之手，卢永祥和吴佩孚注视时局，默察大势，都认为清帝退位，革命成功，几乎已成既定之局。因此，由卢永祥派出信使，邀约山西光复军副都督温寿泉，到营地举行会议，谈判“和平”。当时，卢永祥的部队除了远戍晋南豫北，他的大队步兵还在扼守自太原到平阳（临汾）的一线，实力和占地之多，都远胜于开府河东的副都督府（山西光复南军）。
卢永祥跟单刀赴会的温寿泉约定，晋南以黄河为界，他希望光复军不要再侵入河南，这一点，温寿泉答应了。与此同时，温寿泉也提出相对要求，在北路，光复军与清军第三镇，同意以曲沃、绛州为中立地区，两军各守防地，互不侵犯。
欣然首肯，卢永祥乃绕道先回平阳。
革命军武昌首义后，各省纷起响应，清廷一夕数惊。袁世凯当了内阁总理，他先解决滦州、山西的变生肘腋，心腹之患，使北京有个暂时安定的局面，然后便站在革命军与清廷之间，左右逢源，坐收渔利，他玩起手段来，威吓利诱，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清廷的主宰，是一对孤儿寡妇，亦即七岁的小皇帝溥仪和光绪皇帝的遗孀隆裕太后。袁世凯晓得孤儿寡妇好欺侮，他便迭施阴谋诡计。头一步，扬言抑平革命党的气焰，他请宣统皇帝溥仪下“罪己诏”，诏中口口声声都是摄政王载沣的错，先打他的政敌两巴掌，报了载沣逼他退隐的仇。然后，更进一步矫太后旨，历数载沣的罪状，赏他五万大洋的干俸，请他下台一鞠躬。摄政王载沣被罢黜的那一天，袁世凯欣然得意地告诉他的部下说：
“想当年摄政王当国，先就罢斥我。他说我：‘步履维艰，难膺重任’，嗨嗨，这小子他想不到会有今天吧！”
第二步，他唆使资政院公议：王公亲贵不宜人阁。把满清皇室，元老大臣一概屏于政治圈外，连一再提拔、栽培、搭救、扶掖他的庆亲王都不例外。
第三步，他想尽方法来吓唬隆裕太后母子——那一对置身摇摇欲坠皇位上的孤儿寡妇。
隆裕皇太后已经惶惶不可终日了，她每次召见袁世凯，都会涕泪交流地说：
“咱们两母子的性命，今儿个是悬在你手上啦！”
袁世凯便报之以“演戏”，他总是指天誓日，矢言尽忠王事——“事不继，则以死事之！”然而，暗底下，他却在宫中密室，和隆裕最信任的太监小德张约定，由小德张负责买通内侍和宫女。叫他们日以继夜的宣传革命军的强盛，以及他们将如何“不利”于皇室，直吓得隆裕心惊胆战，六神无主。袁世凯许给小德张20万现大洋的贿赂，一旦清室退位，立刻付现。
另一方面。他派唐绍仪为代表，和革命军湖北都督黎元洪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展开和议，他所提出的惟一主张，便是中华民国应以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等到他自以为进行得差不多了，他便霹雳一声，密令正在前方的北洋第二军统段祺瑞领衔，联合统兵大员42人，电请清廷早日退位，宣布共和。这么一来，隆裕和溥仪，只好哭哭啼啼地但求保全性命。袁世凯乃命令唐绍仪，向伍廷芳提出优待清室八条件，民国元年（1912年）壬子，二月十二日，隆裕太后下诏，率宣统皇帝退位，结束了满清入主中原268年的侵占之局。
二
早在民国元年元旦，根据《临时约法》，由十七省军民代表组织的临时参议院，选举国父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在南京就职，宣布中国定名为中华民国，五族共和，改用阳历。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二月十三日便以国家早日获得统一为前提，以大革命家的襟怀，为民主政治树立良好的楷模，他向参议院提出辞职，推举袁世凯继任，当时，各省都督和临时内阁极力反对，经国父再三劝解，方始承认。
临时参议院对袁世凯只有一个条件——国都既然定在南京，袁世凯必须南下宣誓就职。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早就预料会有这一着，他不愿意南下，进入南方的“势力范围圈”。民国元年元月，他有条不紊地暗中加以部署。首先调曹锟的第三镇，拱卫京畿，设第三镇司令处于南苑。
曹锟为了便于执行卫戍警戒事宜，他按照战时的兵力配备，将炮兵团，工程营、辎重营分开来配属到各步兵标（团）。因此，吴佩孚的炮三标被分散到六个步兵标，每标辖有一个炮队。吴佩孚自己则在曹锟的司令处里办公。
袁世凯晓得临时参议院坚持要他南下就职，否则的话南京临时总统府即将照旧行使职权，二月十四日他就打电报到南京，一方面申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一方面却以“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饰词推托，婉拒南行。
于是，二月十八日，孙中山派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宋教仁、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曾昭文、黄恺元、王正廷、汪兆铭为欢迎员，由唐绍仪陪同，齐同北上，迎接袁世凯南来就职。
专使团抵达北京，袁世凯竭力笼络，供张极盛，他并且当面答应：
“等北方局面平静，我马上就到南京。”
然而，专使团到达北京的第三天，民国元年2月29日（阴历正月十二，元宵佳节的前三日），上午。袁世凯在他的家里召集智囊团会议。商讨如何应付专使团频请南下的对策。座中，他的首席智囊杨度（皙子），早已猜中他的心意，当时便说：
“大总统何不叫近畿的部队放把火，开几枪，闹这么一闹？”
袁世凯听了，拊掌大笑道：
“皙子，你真是可人儿！”
于是，他立刻命人打电话到南苑，把他的心腹大将，第三镇统制官曹锟喊来。
他跟曹锟密语长久，当时，曹锟是垂手肃立，脚跟并拢，一迭声地应：“是！”
这天傍晚六点多钟的时候，吴佩孚的部下，配属给步兵第九标的炮队，首先溃变。他们驻扎在朝阳门（也叫齐化门）外的东岳庙，六点多钟，他们穿着灰棉军装，提着步枪一拥而出，沿途大呼小叫，枪口朝天放。朝阳门外多的是饭馆子和水果摊，由于变起仓促，门都来不及关，一转眼间，连货带钱，便给乱兵抢了个精光。
炮队一开，东城附近第三镇的队伍，如禄米仓的辎重队，帅府园、煤炸胡同、东城土地庙驻扎的部队，不约而同，纷起响应。守城门的部队不属第三镇，他们一看情形不对，当机立断，先把朝阳门给关上了。
九标炮队一见城门紧闭，又急又光火，拉出过山炮，便向城墙轰。北京的城墙高大坚固，就像铜墙铁壁，连轰了若干炮，仅只射穿了两个小洞，人钻不进去。这时候，禄米仓的辎重队赶来接应，驱退了守城门的队伍，大开朝阳门，把炮队的“弟兄”接进城来，然后炮辎合一，一路向西。
路上见一家抢一家，见什么抢什么。而且沿途朝天开枪，分头放抢，一面抢劫，一面还在相互叫应，吴佩孚这支训练多年的队伍，即使是在溃乱掳掠，仍还显得井然有序。
第三镇的乱兵放抢，不杀人，不奸淫，不动官家的财物，不找洋人的麻烦。他们最注意的目标是当铺、金店、银号、钱铺、蜡铺、粮店，因为那里面有的是现钱。再其次，便是布匹、绸缎、洋杂百货店，其中所有的货物都很值钱。再不然，就是满清时代遗留下来的王公大臣、达官贵人，民国的官员，却是沾也不沾。
逊清的太子太保世续，住在东城灯草胡同，可谓首当其冲，乱兵如蚁附膻，围在府邸门外，却是并不即刻下手。他们推派一位排长，登门求见，世续不敢出门，排长便向管门的说：
“咱们都知道中堂大人仁慈宽厚，咱们并不是有意冒犯，实在是万不得已，只求中堂赏点路费，咱敢保证弟兄们马上撤走。”
管门的进去一报告，世续立刻命人取出五千两银子，送给乱兵。乱兵们得了钱，居然一齐拉开喉咙大喊：
“谢中堂大人赏！”
朝阳门内竹杆巷住了一位度支部的司员，他家里一下子涌人15名乱兵，这位司员请他们坐，叫厨房里预备酒菜款待。乱兵们忸忸怩怩，怪不好意思的，为首的那一个诚诚恳恳地说了真心话：
“俺们这回子捣乱，实在是人家逼出来的。你老要是有富余的钱，借给俺们做些子盘缠，俺在山东曹州府住，过些日子你老到俺那小地界去了，俺必定加倍的奉还。这回可实在是对不起的紧呢！”
那位司员听见放抢的丘八（早先老百姓对于军阀部队的专称，因为丘八相加，是个兵字。又称二尺五——军装上衣，多为二尺五寸长。又称七斤半，指旧式步枪的重量。当了面，凡此称呼没人敢提，于是尊之为总爷、老总，免得眼前吃亏），说得这么诚恳坦白，不觉也笑了起来，他回答说：
“我是个穷京官，尤其平生不作守财奴，所以我真的毫无积蓄。不过今儿凑巧，刚刚领到薪水，连封口都没拆哩，列位既然枉驾，商量借贷，我这就拿出来，区区小数，何足言借，算我奉送给各位，可好？”
于是，他取出一百两银子，几十块大洋，外带几大包袱衣裳。乱兵们再三称谢，带走了。过不多久，他们又回来了，拿了另外一个小包袱，送给这位司员的门房，说是：
“这是俺们弟兄的一点儿小意思，请府上留着用吧。”
司员打开包袱一看。里面是几十双袜子。这点儿丘八的小意思，原来是抢自附近袜子店的。
四条胡同的义丰钱铺，大门很结实，乱兵们撞不开，他们用叠罗汉的方法，想要翻墙而入，掌柜的一看，情知逃不了，干脆打开大门，接他们进来抢。不一会儿，乱兵捧出大把的银元制钱，叮铃当啷，洒了一地，恰巧有一辆人力车经过。便拉了车夫的差，叫他专拉银元。车夫顺手捞了两把，塞向自己的肚兜。乱兵们看了也不过问。这时候殿后的一名军官也走了出来，北京店铺里掌柜的伙计最讲究礼貌，被劫一空的义丰钱铺掌柜，居然跟在军官身后相送，一面连声地说：
“劳驾，劳驾！”
殿后的军官礼尚往来，嘴里也频频地道：
“借光，借光！”（叨扰，叨扰的意思）。
乱兵打开了利源增布店，将店里的绮罗绸缎抢了个够，他们背着抱着匹头才出门，来了一群胆大而能起哄的中年妇女，一涌而上地说：
“老总，老总，分点儿给咱们！”
乱兵不肯答应，娘子军伸手便抢，认真动起手来，丘八还不如娘子军。悖进悖出，刚抢到的匹头，转眼间便夺去了大半。
第三镇的乱兵究竟有多狠？他们曾有几十个人围攻一家当铺，欲破门而人，正相持间，当铺里的伙计和雇工奇兵突出，一人端一脸盆凉水，排队站在屋顶上，朝大门外的乱兵猛浇。便这么十几盆凉水浇下去，乱兵成了落汤鸡，哆哆嗦嗦地，抱头鼠窜而逃。
乱兵们四处劫掠，土匪地痞乘机而起，他们比乱兵更乱、更狠、更凶，有的给乱兵们当向导，指使他们搜劫富户；有的干脆自己动手抢；更有的甚至趁乱兵人少，势孤力单，黑吃黑，劫夺他们抢来的赃物。土匪地痞越来越多，有“秩序”的放抢就变本加厉，东安市场最先着火，灯市口以北，金鱼胡同以南，受创至为惨重，东四牌楼十二条胡同洗劫一空。乱兵沿途朝天开枪，冲到了鼓楼东，碰见了奉命前来弹压的军警，老远他们便挥舞手臂，大声地嚷嚷说：
“大家都是吃粮拿饷的，何苦拿咱们邀功？反正咱们不抢衙门就是了！”
军警见他们人多势大，自己也是骇怕，于是掉过脸去，装着不曾看见。
土匪地痞跟乱兵合了流，漏子便扩得更大，大队人马冲到了皮条营、石头胡同、胭脂胡同、陕西巷一带，亦即北京的青楼渊薮，闻名全国的八大胡同风化区。土匪地痞要进去抢，乱兵却拦着不让，他们大声叱喝：
“人家那两钱是容易得来的呀？咱们怎忍心去抢她们的哩！”
经过一家报馆，里面还有灯火，土匪地痞又要进去，给乱兵拖了回来，狠狠地骂：
“报馆里有革命党呀，你们疯啦！咱们惹得起他们吗？”
北京最大的金店兼银号，清末民初，素有“四恒”之称，这一夜除了“恒和”早已关歇，可以说悉数遭殃，损失惨重。恒利为“四恒”之首，半月前他们刚刚将存在珠宝市的金银提回本号，二月二十九日之夜便给抢了白银四十万两，黄金三千两，全部店屋也给烧得精光。隔不多久，乱兵闹到天津，“恒利”的天津分号又损失四十余万两。“恒源”也被乱兵放火烧掉，抢走了三十多万两银子。惟有“恒兴”的掌柜有急智，他敞开大门，厅上灯火辉煌，取几千块银元，装两大布袋，乱兵一来，他立刻躬身出迎，满面笑容地说道：
“列位老总光临，无非是为少了点盘缠，小号敢不从命，让列位光火生气。这儿已经准备了些，数目不大，还请老总们哂纳。”
他这么一说，乱兵们反而感到忸怩，但是他立命伙计取出布袋，把银元往地上一倒。乱兵们不好意思要，他们便殷勤地硬塞硬送，结果总是闹得乱兵脸孔通红地离去。如此接二连三，送了一批又一批，送到天亮乱平，他家不过损失几万块钱而已。乱起时，枪声劈啪，喊声不绝，全北京城都见到火光烛天，当时气氛之紧张，堪称空前。蔡元培等迎袁南下就职专使，起先住在煤渣胡同逊清贵胄学堂原址，正当乱兵进城放抢地要冲，乱事起时，幸亏他们走得快，人逃出去了，衣服行李损失殆尽。第二天袁世凯招待他们搬到六国饭店，由于这一次恐怖紧张的亲身经历，使他们相信“袁世凯一离开北京，北方即将大乱”的说法；再加上“北京兵变”连日腾喧报章，轰动国内外，惊动了洋人，出动了洋兵，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只好接受北上专使的建议，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一出猴儿戏耍到这儿，原该“家”大欢喜，“袁”满结束。可是玩火的人终将自焚，兵变的头一夜，商民损失数百万，人命戕害十三四条，全北京城里的人，饱受了一场虚惊，乱子充的倒不算太大。然而第二天亦即阳历三月初一，乱兵们发了小财，食髓知味，当天凌晨他们满携赃物，纷纷自广渠门，西直门或永定门逃走，上丰台想搭火车去天津或保定。由于车站上军警盘查得紧，多数没有走成。一到夜晚，便又潜回北京，煽动其他的队伍，扩大暴乱范围，遍城明火执仗，焚烧劫掠，乱事扩大。在北京闹了两天，三月初二，居然有两千多名兵与匪，堂而皇之地乘火车到天津，一下火车便开枪、便放抢，这一回他们进退有序，还带有号兵吹号指挥行动。他们在天津抢了一整天，官商损失无算，祸害要比北京更烈。当晚，巡警捕获兵匪四百余名。初三在东马路同时处斩。又酿成一次大流血的惨案。
这帮子乱兵，抢了北京、天津，流风所及，又抢保定、丰台，闹得华北天下大乱，一夕数惊。就拿北京来说，一直到三月二十一日，方始解除戒严，恢复市面。以最保守的估计，城里被劫的四千余家，城外六百余户，商民财产损失，约有数千万元之巨。
头一次兵变，固然使袁世凯捻髯微笑，暗中得意，第二次兵变却就使他大出意表，手足无措，甚至于连他的二儿子袁克文，差点儿陷在城外。袁克文听到兵变消息，飞骑驰回，半路上正好跟乱兵劈面相逢，吓得这位大总统的二公子，在霞公府一带，进退失据，十分狼狈，幸而遇见一个英国人，把他带到英国使馆借宿一宵。可是，他老子袁世凯却也是着了一夜的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