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
——《给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72页）“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出自《后汉书 黄琼传》：
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者易折，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北宋时，有人把晋朝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三十卷与之合刊，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书中载有东汉名臣黄琼的传记。汉顺帝时，大将军梁商把持朝政，为掩盖外戚专权的真相，朝廷有意征召一些“名士”入朝为官。黄琼也在被征召之列。但他不愿为官，故意拖延赴京时间。另一位耿直大臣李固素来仰慕黄琼，得知此事后，便写信给黄琼，劝言他尽快入朝为官。李固写道：有史以来，政局清明的时候少，世俗混乱的时候多，倘若要等待尧舜那样的圣君，那么，有志之士将永无做事的时机了！常言道：“高直的东西容易断裂，洁白的东西易被玷污。阳春之曲虽然高雅，但附和的人少。名声大的人，其实很难做到名实相符。”最后，他希望黄琼不要像近来一些被朝廷征召来的人那样不是“名声太盛”就是“纯盗虚名”，而是深谋远虑，大展宏图，以负众望。黄琼为李固一心报国的忠心感染，随即赴任，终成千古忠义之名。后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形容名声和实际情况有一定差距。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写给江青的这封信，一直是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很多专家对毛泽东写这封信的目的、表达意图甚至这封信的真伪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为了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摘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用意，笔者这里简单谈一下有关这封信的情况。
一、关于这封信的构思时间。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1页知，这封信的成文时间是在1966年7月8日。但毛泽东构思写这封信的时间，应该是在1966年6月17日至28日这段时间。众所周知，“五一六通知”的出台，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此时的毛泽东身在杭州。一直到6月15日，才离开杭州继续西进。次日到达长沙。稍事休整后，17日，毛泽东住进了韶山的滴水洞。在这个安静的地方，他整整关了自己11天。这其间，他每天都要看很多从北京送来的文件材料，沉思着应该如何应对这场来势如此迅猛的“造反”浪潮。给江青的这封信，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在此间构思的。7月8日定稿后，才委托周恩来转交江青。二、写信给江青的原因。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毛泽东受到了很多阻力。很多老干部对此不理解，就连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也持不同意见。在毛泽东看来，要想继续把这项运动开展下去，必须寻求坚定的支持者。而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江青，利用其职务之便，经常向毛泽东汇报文艺界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特别是在江青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让毛泽东找到了发动这场运动的突破口，江青也成为毛泽东最为信赖的支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人之一。因此，毛泽东写信给江青，主要是想告知自己关于这场运动的想法。三、关于这封信的主旨。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封信，除了告诉她“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运动结论外，还流露出了对林彪不满的言语。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18日，军委副主席林彪突然在会上发表了一篇骇人听闻的“政变经”。他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发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甚至还大肆宣扬：“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信中，毛泽东对林彪这一做法表示了反对，他说：“他（林彪）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接着，毛泽东对自己进行了深入的解剖。他说：“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随后，他摘用了“峣峣者易折，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句古语，并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八个字下打了着重号，明确指出这两句正是指自己。这里，毛泽东固然有谦辞在内，但更大程度上是反对林彪渲染对自己的政治崇拜。他不指名地批评林彪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林彪）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如果联系后来的“九一三事件”来看，我们的确应该钦佩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因为仅从这段话来分析，就能发现：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就已经觉察到林彪这番言论背后的真实用意不过是借自己的威望行不可告人之阴谋罢了。
历史是复杂的，“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是尤为复杂的。今天，抛开政治的因素，仅从文学角度来看，毛泽东摘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句古语，自谦之余，也是暗示江青要多想想自己的不足和缺点，不要被权力的欲望冲昏了头脑。一直到毛泽东的晚年，他都没有忘记这句话。在1974年11月24日给江青的信中再次劝她“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并特别指出：“就思想而论，这是一篇好文章。”借此提醒江青，她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不要过多地干涉别的事情。毛泽东此举无疑给欲壑难填的“第一夫人”再次浇了一盆冷水降了降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