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28页）“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出自《论语 颜渊》：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论语》中记载的并非完全是孔子的话，这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就是出自其弟子有若之口。《左传》记载：鲁哀公十二年，鲁国发生蝗害，又加之连年用兵，国库空虚。鲁哀公于是向有若求政。有若反问：“为什么不实行每亩抽取十分之一的‘彻’税法呢？”鲁哀公回答：“现在国家每亩抽十分之二尚且不够用，怎么能实行只抽取十分之一的‘彻’法呢？”有若说：“百姓富足了，国君怎么会不足？百姓不富足，国君又怎么会富足呢？”有若这番言论，很显然体现了儒家倡导“政在使民富”的思想。儒家认为，“苛政猛于虎”，他们反对滥征苛捐杂税，主张藏富于民，如此，“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朱熹语）。
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决定在制定“三五”计划时，改变过去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大力发展农业，着力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并将其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的《第三个五年（1966—1970）计划的初步设想》即贯彻了这一思路。人们形象地把这个计划称为“吃穿用计划”。
然而，这个计划很快就被当时复杂的军事形势打乱了。上世纪60年代初期，国民党政权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反攻大陆的口号甚嚣尘上；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很可能演化成军事冲突；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亡社会主义之心不死；邻国印度也于1962年10月悍然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在严峻的军事形势下，毛泽东认为，经济建设在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先导的方针下，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6月6日，中央工作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认为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应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就集中体现了这个思路。
1966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各省发展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中，用七个字对“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作了高度概括：“备荒、备战、为人民。”毛泽东认为，发展农业机械化应与这三者联系起来，并详细阐释了具体的做法：“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只有这样，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农业机械化计划而奋斗。接着，毛泽东列举了苏联农业政策失策的原因，也指出了我国农业政策过去存在的问题。最后，他摘用“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句古语，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在实际工作中要特别认真处理好“为人民”与“备战、备荒”之间的关系，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今天，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但关于他农业机械化思想和“三五”计划方针问题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千秋功过，我们暂不评说，仅就他“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思想来看，这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相通的。直至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这种主张藏富于民的思想仍有着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