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竖石为碑，最古之碑无文字。秦汉以后刻石纪功德，立于墓圹宫庙等处谓碑志。
西夏碑刻传世者少见，但并非西夏少碑石。银川贺兰山西夏王陵帝陵与陪葬墓的几十座碑亭遗址上已发掘出土的西夏文、汉文残碑碎块多达三四千块就是明证。
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1847—1917）所著《语石》中记载西夏碑刻凡两种，文中称：“闻宁夏贺兰山为夏国陵寝所在，峰峦窈曲，峄如旷如，享堂原庙，遗迹尚存。其中当更有贞珉可访，将伯助予，日望之矣。”流露了有朝一日叶氏想去贺兰山夏国陵寝访碑的愿望。
考西夏时期碑刻，碑石已亡，碑文尚存者有见于《嘉靖宁夏新志》的《大夏国葬舍利碣铭》与《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碑》两种。前者立于夏景宗大庆三年亦即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后者立于毅宗天垂圣元年（1050）。两碑内容都是用佛传故事宣扬佛法威力，及记载当时佛事活动的。此外，迄今在宁夏地区还极少发现西夏重要碑刻。
传世最重要的西夏碑刻名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现珍藏于甘肃武威市博物馆石刻陈列室。1961年3月4日被******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保护文物。碑石立于西夏天民安五年（1095），碑高2.5米，宽0.90米，厚0.30米。两面镌文，正面西夏文篆书题名，2行8字，意为“敕感应塔之碑文”。碑文西夏文楷书，计28行，行65字。背面汉文小篆题名，3行12字，上部泐残存“重修寺感碑铭”3行6字，全称应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碑文汉文楷书，26行，行70字。题名两侧各有一身线刻伎乐菩萨，作翩翩起舞状。碑端云头宝盖，四周饰以线刻卷草纹。
碑文内容记古凉州护国寺之感应塔，自周至晋历千余年间兴废莫记。前凉张轨于塔址上置寺建塔屡现灵瑞。至西夏惠宗在位，某次羌兵来犯，是夜雷电大作，塔现神灯，骇退羌兵。崇宗天民安三年（1093），凉州地震，佛塔倾斜，崇宗下令修缮，还未动工，塔又自行复原。为此，夏国皇太后、皇帝下诏对佛塔重新装饰，于天民安五年正月十五日峻工，特立此碑以纪功德。
感应塔碑已见于多种著录，较早见于清代学者陆耀所著《金石续编》。其后为罗振玉著《西陲石刻录》等。释文者有载于《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三号《西夏文专号》之罗福成《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释文》等。外国人较早注意此碑的是法国人德微理亚，他在1898年所著的《西夏文字》一书中也对此碑续有考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馆藏有感应塔碑的拓本。1976年夏秋我和史金波赴河西走廊考察西夏文物，在武威期间，我们专门对感应塔碑进行了察访与校勘。
感应塔碑当时已迁入坐落在武威城东南隅的的文庙内。该碑是由清代武威学者张澍（1776—1874）发现的。张澍字百瀹，号介侯，嘉庆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他曾在贵州、四川、江西等地做县官，一生留心关陇文献，搜辑刊刻。有西夏著述多种，如《西夏姓氏录》、《西夏纪年》等，还有《夏书》一书等多未刊。有关此碑的发现经过，张澍在《书西夏天民安碑后》一文中记道：“此碑在吾武威城内北隅清应寺中。有碑亭，前后砖砌，封闭已久。耆老亦不知为何碑，但言不可启，启则必有风雹之灾。余于嘉庆甲子年自贵州玉屏引疾归家。暇与友人游览，嘱和尚拆其封，不可；强之，亦不可。乃言：若有祸祟，我辈当之，与主持无预。乃允。遂呼佣人数辈启前甓瓿而碑见，高一丈许。尘土积寸许，帚之。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字体方整与今楷书无异。颜篆书：“天佑民安之碑”六字。余曰：碑后必有释文，仍令折其后面，拂拭之，乃释文也。”文末张澍写道：“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自豪与欣喜的心情充分表露出来。过后他作诗四首以记其事。其一云：
昔我曾编夏国书，未成而废感焚如。
摩碑今日排尘土，译字何人辨鲁鱼？
野利仁荣为作者，曩霄兀卒亦参诸。
艺林从此添新录，却笑兰泉箧未储。
张澍曾撰有《夏书》一部，书稿五捆置于书架之上，被家人当作废纸收去一火焚之，成为终生恨事。这时因发现西夏感应塔碑，给予他莫大的安慰。
我和史金波据民族所图书馆收藏该碑的早期拓本分工校碑，半日而就。我有《凉州校夏碑有感》记其事：
凉州夏碑铭感应，羌犯震仄助有神。
寺颓塔毁碑三迁，独留一石载奇文。
敬神还被龙王欺，崇佛何曾佛有情。
摩挲太息千年事，天祐民安靠苍生。
张澍所记感应塔碑出土于清应寺，寺在武威城北隅，其东紧邻大云寺。大云寺，始建于前凉名宏藏寺，唐改为大云寺，酉夏称护国寺。我曾不明大云寺之碑为何或何时迁往清应寺封藏？后得读陈万里著《西行日记》，见1925年4月19日陈先生于武威所记：“往清应寺，寻西夏天祐民安碑不得，询之居民谓在大云寺，始知嘉庆间张澍所记在武威城内北隅清应寺者误也。其所以误大云为清应者，以清应紧邻大云，且均有13层之古塔一，易致错误耳。遂至大云寺，于大殿后院得见碑屋二，在左者，西夏碑赫然在焉。”1927年武威大地震，清应、大云二寺塔倾颓成瓦砾场，感应塔碑与其他碑刻均移至文庙。据说六七十年代武威曾发洪水，殃及文庙，庙中收藏的碑石俱遭灭顶，幸赖都能保存下来，所以我1976年之记事诗中有“碑三迁”、“龙王欺”之句，前者是不确的。1985年夏编撰《西夏文物》时又去过武威文庙拍摄感应塔碑，其时见碑石虽经加固保护，但似在碑石上涂了一层黑色，又用白色勾字，像满脸皱纹的老妇涂了脂粉，失去古朴。因保护而弄巧成拙也！
《语石》所记的第二通西夏碑在张掖。1976年9月初我离开武威来到张掖。张掖所藏的西夏碑名《黑河建桥敕碑》，也叫《西夏黑水桥碑》。最早著录见于清康熙时黎士宏著《仁恕堂笔记》：“龙王庙有元夏一碑犹存。”但只录汉文碑，未提碑阴还有文字。乾隆三十年（1765）甘泉书院山长庄学和所撰《甘州府志》卷五记载：“黑河桥，城西十里，郡人冯君洗捐建，今圯。又西夏李仁孝尝建桥黑水上，有敕黑河龙神文碑，今在下龙王庙。碑阴用其国书，与高昌书相类。”“碑阴用其国书”一句，导致后人之误识。叶昌炽后来在《语石》一书中记载他亲去访碑的经过：“感应塔碑出土未久，西夏未见第二刻。余按部至甘州，阅郡志，见有黑河建桥敕，在下龙神庙，旋访得于弱水东岸，距城十里一小刹中。即郡僚迎宾之地也。碑两面刻，其阴亦番字，惜无良匠，拓本模糊不可辨。惟正面尚完善，闻有剥蚀之处。以郡志补释十余字……从此箧中又增西夏碑一种。奉使西来第一快事。”
考叶昌炽在《语石》记西夏“第一刻”武威感应塔碑时称“土人谓之番字碑，以其一面为西夏文也”。至“第二刻”称“碑阴亦番文”，可见叶氏不识西夏文，把藏文也误认为西夏文。这是由于史书上曾称西夏文为“番字”、“番书”等，近代以来也多把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如藏文等习称“番文”、“西番字”等，如不亲见识辨便往往混同一起以误传误。1914年罗振玉著《西陲石刻录》据叶氏录文，名《西夏告黑水河诸神敕》，于跋尾还说：“闻碑阴有西夏文，未见拓本”。直到1942至1944年向达先生河西考古之后著《西征小记》中说：“张掖又有西夏时黑河建桥碑，旧在城南四十里之龙王庙，三十二年（1943）春为驻军辇致城内民众教育馆，其夏东归，无暇往视。碑一面为汉字，背阴旧传为西夏文，实西番字，西夏文云云传闻之讹也。”但以后我常看到的一些有关著作和文章中还一再因袭旧误，如1990年3月由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7册《金·西夏》卷中，所载《黑水河建桥碑》汉文拓本，其附文云：“阴西夏文，此本失拓”。
我们到张掖后得知《黑河建桥敕碑》藏于县文化馆，想即向达来时之原“民众教育馆”，据说为山西会馆旧址。我们征得馆方同意拓片。碑置于图书馆书库内书架一侧的过道，狭窄仅可容一人，且光线甚暗。我和史金波点上蜡烛，蜷伏屈伸地终于完成了碑两面的拓片。条件与工具所限，质量不敢讲究，尚觉可用。此为张掖之行的一大收获。
黑河建桥敕碑，碑高115厘米，宽70厘米，无碑额。碑阳汉文、楷书，包括题名、年月日共13行，行13字，共293字。碑阴藏文，正楷，21列，已漫漶过半。碑石上雕飞天及佛像线刻4帧，周边莲花牵枝图案。碑座为两层仰覆莲式。碑文内容记西夏皇帝敕建黑水河桥祈望诸神助水患永息，桥道久长，邦家安宁。立于西夏仁宗乾七年（1176）九月二十五日。碑文对西夏历史与藏文的研究都弥足珍贵。我们回到北京后，就碑阴藏文请教中央民族学院藏学家王尧教授，他发表了《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一文，对该西夏时期汉藏合璧碑的内容与价值作了充分的诠释。
1996年秋我们到张掖再见到它时，已移置大佛寺内的张掖市博物馆历史文物厅展出。
坐落在酒泉县城十字街中心鼓楼四门上的砖雕题额是“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坐祁连，北通沙漠”。置身于此，极目四望，不禁令人胸襟开阔。1976年夏末初秋的一个早晨，霞光初照，鼓楼的雄姿显得格外壮丽。古楼下西北一侧的县邮电局篮球场边，我和史金波正准备在一长条截断的石碑上拓墨，一时吸引了街上行人，纷纷围拢来，像看耍把戏似的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们。当我在铺在条石上半干的宣纸上轻轻拓墨时，一行行清晰的字迹显露出来，首行字是：“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看似无字的沙石条上竟能显出字来，顿使围观群众活跃起来，纷纷帮我们端水磨墨。
那个时候我们到西夏的肃州酒泉访古，似不合时宜。县文化馆主管文物的同志向我们倾诉“****”中因保护国家文物而受到的种种迫害，如强迫穿上古服冠帽、敲锣游街……但他仍不知改悔，仍然热情地给我们介绍当地出土的珍贵文物，领我们去看还摆在鼓楼下篮球场边坐以观球的两条石碑。
据文化馆同志介绍，此碑的一面是蒙古文字，我们不识蒙古文，拿拓片去请教当时正在酒泉招生的一位中央民院蒙古族老师，他也不敢断定。后来回到北京请教中央民族学院耿世民教授，他说是回鹘文。他是回鹘文专家自无疑义。原来现代的蒙古文字是13世纪初蒙古族人采用回鹘文字经过若干变化而形成的。据说较早的蒙古文与回鹘文，非专家难以辨识。
此碑称《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现存碑无碑额。已被一分为二剖作两长方体石柱状。碑身高2.36米，宽0.91米。碑阳汉文24行，左面13行，右面11行，行字数不等。碑阴回鹘文共32行。据考碑立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距元朝灭亡仅7年。碑文内容是记载西夏灭亡至元朝末年130多年间，西夏遗民唐兀氏一个家族历经6世（13人）的世袭官职及其活动。此碑对研究西夏灭亡后党项人的下落，元代党项人在河西地区的活动以及有元一代的民族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碑石原立于何处，至今未考。考酒泉城初建于东晋永乐二年（347），为前凉张重华所筑，至明洪武二十八年（1396）改元肃州路，置肃州卫时展筑旧城。城向东扩建，原东门成为全城中心，改建鼓楼。现存的三层木结构塔形鼓楼是清光绪年间新建的。明代新建东门，就不知从什么地方移此元代碑碣剖石作柱砌入城墙洞壁内。故此碑明、清金石家都未能著录。至民国，甘肃学者张维著《陇右金石录》记：“酒泉东门有方石柱，高七八尺，广二尺有奇，刻有蒙古文多行，左右各一，或为筑城纪事之石，抑或以他地碣石移作门柱，石文漫漶，不可摩拓，傥使习蒙文者就石辨证，必可得其究竟也。”其后，向达《西征小记》又云：“酒泉东门门洞内两侧墙上各嵌石柱一枚，高约二公尺半，阔约半公尺，上俱镌回鹘字。三十二年夏东归，始克细览。疑此原是元代碑揭，一面汉文，一面回鹘字，修酒泉城时，解碑为二，用支门洞，另一面汉文嵌于墙内，遂不可见。”向觉民先生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当时碑阳汉文还嵌于墙内，无从知道其内容与价值。碑石嵌入城门经过了500余年之久，直到1962年酒泉建市，扩建市区时拆除东城才从城中拆出。我们回到北京后写成《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一文，发表在1979年第一期《民族研究》上。我的同事陈炳应先生于1985年所著《西夏文物研究》一书中透露：1965年，甘肃酒泉县文化馆刘兴义同志已将其辨识、抄录的碑文借他抄录，知该碑出土后已引起学者注意了。
1975年夏末秋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属下的民族研究所全体人员刚从北京印染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回到机关。听说上面又要我们开展科研工作了。9月中旬得知历史研究室的刘凤翥、于宝林二人要去保定搜集契丹文碑文资料。据他们说保定某村的一座庙宇墙壁上发现了西夏文字云云。我便借此机会随他俩同去一看。
我们一行三人于9月17日早乘火车到达保定市，住在车站附近的新华旅社。下午在河北省文管处见到李处长和凤翥北大同学老金，听他们介绍，不知保定附近村子的寺庙中发现西夏文字的事。文管处仅收藏西夏铜钱四枚。又说，文管处曾从保定附近挖出经幢石刻运回，现存放在市内莲花池公园假山石下，幢上刻有不识之文字，可去看一下。于是我们来到莲花池公园。在湖边假山石前找到一座八棱经幢，横卧在地上。另一座尚埋在一堆石中。我近前仔细一看，立刻惊得目瞪口呆：确凿无疑的西夏文石刻，而且上面还镌刻有汉文题款：“大明弘治十五年十月×日住持吒失领占建立。镇阳毕景昌、毕恭镌。”
从9月18日至25****每日到莲花池去拓碑。没有工具便买了鞋刷、处理绸布、墨汁等代用。为便于工作，由车站旅社搬到莲花池附近之裕华旅社。请公园内古建施工处的三位老工人帮助清理出假山石下掩盖的另一座经幢。19日于宝林因事返京，留下来继续他们工作的凤翥有空也来帮我拓碑。9月20日是中秋节，我购来月饼、梨、枣和葡萄酒在旅社中同凤翥共度佳节。我每日在公园拓碑，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免不了回答询问，讲讲碑中文字的价值，顺便介绍西夏的历史兴亡，一日市文化局某领导闻讯来看，我作过介绍后，他感慨地说，想不到我们保定还藏有如此重要的文物。我在保定工作了9天，共拓制两座经幢的拓片2副，共32幅。抽空又拓制了园中“六幢亭”中的辽代“寿昌元年”汉文碑和八思巴文经幢。
鉴于明代保定西夏文经幢的重要价值和我们尚不明它的来历，我返京后决定同史金波重返保定进行调查。1975年岁末隆冬，我们来到已积雪的河北大平原上，由于某一位当事人不知何种心理的误导，使我和史金波冒着凛冽的寒风整日奔走在保定市郊的村庄田野上，走村串乡，访查经幢出土地点。我们走遍了李庄、城宛、韩庄三个大队（乡），一位接待我们的村党支部书记说，就是拳头大的一块石头都难从我村里拿走，何况这是上千斤重的两个大石磙呢！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在保定市北郊，距市区两公里的韩庄村找到它的出土地点。原来韩庄西口路南曾有一座明代寺院，俗称“大寺”或“西寺”，清末废寺遗址尚存。庙内有喇嘛教宝瓶式白塔一座，俗称“塔寺”。出土的两座石幢原立于“大寺”内。抗日战争时期寺院遗址亦遭破坏，两幢倾倒，埋入寺院北面的路沟中。五六十年代，经暴雨冲刷，幢身外露。1962年9月，河北省文物工作队根据省民委提供的线索，派人前往出土地点进行了调查发掘。在寺址北垣台地中发掘出两座石幢和顶盖、基座。据说经幢是用马车运走的。
回到北京，我和史金波结合故宫珍藏的明代西夏文佛经写成《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一文，连同经幢拓本投寄《考古学报》。学报一负责人安志敏先生说，他好像见过关于此幢的稿件与拓片。经查，早在两年前已收到河北省文物工作队郑绍宗寄来的稿件，拓片一直存在王静如先生手中。为此，《考古学报》决定郑、王二先生的文章和我们的文章一同发表于1977年第一期《考古学报》。
明代保定西夏文经幢的形制与学术价值已见于文章，其重要的意义就是它的发现把西夏灭亡后西夏人的活动及西夏文字的使用下限比过去至少推迟了一百五十多年。这一发现引起了中外西夏学者的极大关注。1990年春、1995年和1996年秋我又三次去看过它，两座经幢已竖立在莲花池公园碑廊一侧的木栅小园中，向中外游人展示它的风采。我三次去保定注意到了碑廊内的另一通元代碑揭，碑名为《大元敕赐故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欧阳玄奉敕撰文，苏天爵奉敕书丹，张起岩篆额，立于元至正十年（1350）。碑高3.54米，方形四面镌文。碑额雕龙。此碑为元惠宗时集贤侍读学士纳怀为其曾祖父老索立的神道碑。老索，本西夏唐兀氏，西夏末因劝国王投降成吉思汗有功于蒙元。碑文记载了老索家族从太祖成吉思汗到顺帝时，四代人一百多年的主要经历。其中对老索的事迹记载颇详。元顺天路即今河北保定市，据说该碑出土于谢庄。元代唐兀氏碑碣与明代西夏文经幢结合研究，对弄清西夏后裔在保定地区的活动是十分有价值的。可借此碑石质较差，在“****”中有好心人为保护碑文而涂上了一层水泥，致使碑文脱泐严重，有的字迹已很难辨认了。
除西夏访碑外，我尚觉有可记载者，附记于此。
我从事边疆及少数民族历史调查与研究有年，也接触过不少有关的碑刻、资料，深感其学术价值。曾发愿以毕生之力独走天涯海角访古寻碑。这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如独身进入边荒野岭，难免有偷越国境的嫌疑。“****”中我被上司派回家乡太行山区搞阶级斗争调查，而被诬为“上山打游击”，“搞反革命叛乱”，关押审查达10年之久的教训是够深刻的。改革开放以后，机会越来越多了，钱越来越少了，一切宏愿都成为美好的回忆。值得一记的是，1960年夏天，我同柳祺先生在西藏曾沿雅鲁藏布江流域走访山南地区，在琼结宗的藏王墓前描绘过石狮，拓录过碑文；在乃东的昌珠寺门顶上，抄录过钟上的铭文。这些不知都还存在否？后者如果还在已成绝本。据说昌珠寺在“****”中被毁了。1991年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在“女书”的家乡湖南省江永县召开“全国女书学术考察研讨会”期间，我和史金波去县民委主任杨仁里家乡兰溪瑶族乡考察。其时，杨仁里正向国家民委申报江永县为瑶族自治县，需要有关历史资料。我们在兰溪乡的几个村寨中，都发现房屋路边基石、修桥铺路用石多是明代碑刻，记载明朝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统治。在村口的一座石桥上，我清洗一块给杨仁里看，他吃惊不已。我对他说你这里可以建成一座碑林或碑石博物馆了。1982年4至5月，我借到南京图书馆校勘明人所著《宋西事案》的机会，到江南各地考察，曾在苏州、杭州、扬州访得不少清代清真寺寺碑刻和阿拉伯文的墓碑，如杭州凤凰寺和扬州仙鹤寺的清真寺碑、阿拉伯文墓碑有三四十通，还有苏州和常熟的清乾隆时御制平定准噶尔、平定回部碑，苏州文庙珍藏的南宋《地理图》石刻等。这里不妨记述一下我在苏州发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上谕碑的经过。
来到和“天堂”媲美的苏州，去逛园林，置身于楼台亭阁、湖光水色中便忘记了旅途疲劳。在那曲径通幽的回廊飞檐下花了许多时间去读那文人骚客留下的感叹呻吟，也觉无聊。积习难改，于是我便背了书包走街串巷，寻找“猎物”。一日，在离我住处不远的苏州人民路上大铁局弄内，见一处大门上挂有“穆光小学”的牌子。我疑与******有关，便信步进入校院，到处走看，见一排教室的檐前水道上有用带阿拉伯文饰的沙石修筑的过路石，果然这里是一座回民礼拜寺址。我在校内又走了一圈，别无新的发现，便准备去一趟厕所后离开学校。厕所里黑洞洞的，狭窄而令人窒息。当我站在小便池台上的刹那间，瞥见便池墙上隐约有字，顿觉眼前一亮。我顾不得臊臭扑鼻，躬下身来，摸着尿碱仔细辨认。不错，是清朝皇帝给“****礼拜寺”的上谕碑。计算行程，我明日该离开苏州了，但此碑怎能放过！我想请本校一位回民教师代我抄录，听说这位老师曾被打成过“****”，心有余悸，此事难免为人招惹是非；何况请老师蹲在厕所抄碑，也太不雅。于是我决定再留一日亲自动手。次日，我利用星期日学生不到校的时机，拿了手电，蹲在小便池上用半日时间抄完并复校了修在便池墙上的两通碑文。抄完后才知道应该还有一通，我在校院内到处寻找，终于在一个教室前的空地上找到那块碑文朝地的石碑。我从校外请来几位正在练习武术的青年，帮我把石碑翻过身来。我去买来鞋刷、宣纸、墨汁等，在阴气沉沉的气候条件下勉强拓制了拓片。此事引起了校方领导的出面干预，幸而我事先同苏州市文管部门打了招呼，又出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介绍信，校方才很不情愿地让我完成了应该完成的工作。过后我向市文管部门作了汇报，提出保护碑石的建议，市文管部门很重视我的建议，还同我写信联系，寄赠其他碑刻资料。
回到北京后，我写了《苏州清真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上谕碑考》，发表于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民族史论丛》第一辑。关于碑刻的价值我在文末写道：“苏州清真寺的三通碑刻，集盛清康、雍、乾三朝上谕勒于丰碑，在一般清真寺中比较少见。碑刻详于史籍，或补史籍之阙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它对研究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回民问题，乾隆文字狱等，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