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俄邦二度
去圣彼得堡，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它的遥远与不可及犹如仰望高高蓝天上的星辰。然而我毕竟要去圣彼得堡了，是为黑城的遗书去的，那是在我离开黑城17年之后，一个秋高气爽、阳光灿烂的日子。
把黑城和圣彼得堡联结在一起的是俄国的探险家科兹洛夫。黑城发现的遗书第一次运抵圣彼得堡大约半年以后，1908年10月15日，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专门组织的座谈会上，听取俄国学者奥登堡、伊凤阁和柯特维奇三人对黑城文书的初步鉴定报告。报告指出黑城文书中的古代文献除汉文外，还有一种未知语言的文字文献，至少在当时是谁也不懂的一种古代文字。因此，地理学会副会长格利戈利耶夫在会后立即决定通知已离开黑城的科兹洛夫重返黑城进一步发掘。1909年夏，科兹洛夫又把新从黑城发掘到的40驼文物文书运回了圣彼得堡。
1909年秋，运抵圣彼得堡的黑城文物遗书等放在地理学会办公楼顶楼的空房里。1910年初，地理学会举办了一次黑城出土文物展，展品主要是佛教经典、佛画、宗教祭祀用品及各种世俗文献的刻本、写本、文书等。从那时起，黑城文书由俄国的汉学家伊凤阁、满蒙学家柯特维奇和佛学家奥登堡进行整理。鉴于还难以估量它们的价值，这年年底，科兹洛夫从莫斯科写信给奥登堡，建议把黑城所获收藏在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此后不久，黑城遗物分作两部分收藏，书籍和文字文献都收藏在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即现在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前身。而佛画、雕塑艺术品和物质文化遗物，起初交给了俄国博物馆民族学部，后来又收藏于俄国国家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即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
俄国学者最早从事黑城遗书中西夏文字文献研究的是著名的汉学家伊凤阁教授。伊凤阁从成堆混乱的西夏书籍中发现了一本西夏文汉文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是西夏仁宗时期党项族学者骨勒茂才编著，于乾二十一年（1190）刊印的，是西夏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的一部工具书。本书无疑是解读西夏文字之谜的一把钥匙。1926年12月8日，科兹洛夫在一次对公众的讲演中，十分兴奋地对听众说：“我还记得汉学家伊凤阁兴高采烈的样子，他一发现它就高声喊叫：‘彼得，库兹米奇！在您的图书馆里我有了发现，发现了一本字典，能帮助我们看懂700卷西夏文书籍。’”1909年，伊凤阁在《帝俄科学院院报》上撰文介绍这部字典。从1911年起，伊凤阁陆续确定和研究西夏文佛经和世俗著作，如著名的西夏文字典《音同》、《文海》和《杂字》等。1918年，伊凤阁编了一部3000字的《西夏汉俄词典》，提交给俄国科学院出版社准备出版。从1918年到1922年词典手稿一直放在科学院出版社，因处于国内战争年代未能面世。后来伊凤阁取回了盖着收稿和退稿印戳的字典手稿，一直保存在自己手中。伊凤阁在1937年夏季遭到逮捕，手稿丢失不知下落。
黑城遗书送到亚洲博物馆以后，最初是按书籍原装帧的外形和尺寸大小进行编目，加盖馆藏印章。从2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俄国有许多人参加整理和研究馆藏西夏文书。1963年，苏联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戈尔巴切娃、克恰诺夫编著的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已考订书目《西夏文写本和刊本》，收入已编目8000多个，包括8090件文书。其中世俗性著作60种，佛经370种。1984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孟列夫编著的《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收录黑城遗书汉文佛经与各类世俗著作文献488件。
中国学术界最早知道和接触黑城遗书大约在1912年。这一年中国学者罗振玉在日本会见时任俄国驻日外交官的彼得堡大学教授伊凤阁，得见西夏汉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一页，他深知该书的重大学术价值，次年即向伊凤阁借得其中9页，付诸影印。此尚不足全书的1/4。1922年，伊凤阁到天津，罗氏又借得全书照片，即命其子罗福成校理抄写，于1924年由贻安堂经籍铺作为《绝域方言集》第一种刊行于世。此后，中国学术界介绍和研究西夏文字文献成绩显著者首推罗振玉和罗福成、罗福苌父子。继罗家之后的就是王静如先生了。1929年秋，北京图书馆购得宁夏发现的西夏文佛经100余卷，出刊馆刊《西夏文专号》以资纪念。俄国学者龙果夫和聂历山都为专号撰文，并分别提供了俄藏黑城西夏文遗书目录41种，公诸于世。黑城遗书中所包含的西夏文字文献珍品首次为中国学术界所了解。
圣彼得堡拥有如此丰富和珍贵的西夏文物遗书，使当时俄国的西夏学蓬勃发展起来。苏联时期西夏学的发展是同聂历山的名字分不开的。聂历山生于1892年，幼年失孤，靠亲属扶养成人。1914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打下了深厚的日语和汉语基础。1915年至1929年他在日本从事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29年回国后到1938年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他对黑城西夏文字文书的整理和西夏语文、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有着卓越的贡献。可惜大约是1938年，聂历山被苏俄政权处决了，年仅46岁。凝聚了聂历山一生心血的西夏学著作两卷集《西夏语文学》（字典和论文）于1960年荣获列宁奖金。从60年代起，继聂历山之后从事西夏学研究成绩卓著者有克恰诺夫、索夫罗诺夫、克平、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孟列夫等，苏联的西夏学一时名噪世界学坛，大有“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苏联”之趋势。那时，举“反修”大旗的中国，已经中断了和苏联的一切学术交流，而早已沉寂了的中国西夏研究与圣彼得堡俄藏黑城西夏文书更是处于完全隔绝状态。
记得大约是70年代中期吧，我得悉苏联西夏学者克平教授等著的《文海》一书已于1969年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文海》是西夏崇宗至仁宗时期（12世纪中期）西夏人编著的以韵分类的西夏文详解字典。克平等人的著作分两卷本，当时国家统一分配进口图书，管理进口图书部门把《文海》上卷分配到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馆，而附了影印原件至关重要的下卷则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我到处查找此书，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终于在“科图”找到，如获至宝，但欲借出时馆方却不允。询之再三，乃搞清此书因译作《伟大的文学》，编入西方文学类。其时外国文学作品非帝即修，如何敢借出污染人民的灵魂呢！后来终于讲清楚了，蒙“科图”厚意，赠我所图书馆此书下卷，使成完璧。此诚一中国西夏学花絮也。
10年浩劫终于过去了，拨乱反正的中国大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迎来西夏学术的春天。80年代初，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苏联的汉学研究也出现了“对外开放”的迹象。到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始签订学术交流计划，当年元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和宁夏社会科学院李范文，以中苏交换访问的西夏学者之身份走访苏联，在圣彼得堡的东方学研究所首次亲自披阅藏在那里的黑城西夏遗书，历时三周。在圣彼得堡期间，他们还和东方学所副所长克恰诺夫教授探讨共同合作整理研究俄藏西夏文献等事宜。1987年和1988年，苏联东方学研究所所长贾丕才曾先后在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两批访苏学者时，表示了双方共同研究敦煌文献和西夏文献的愿望。1989年8月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部室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克恰诺夫教授以西夏学者的身份到中国访问，与民族所副所长和我讨论并签署了共同合作整理翻译出版俄藏黑城西夏遗书中的西夏文《新法》的意向书，谈定民族所于1990年派出二至三人赴苏进行工作访问。
90年代初，早已流失在圣彼得堡的敦煌和黑城出土的文物文献，已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层人士的重视。鉴于中国敦煌学和西夏学发展的需要，1990年底到1991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的历史所、民族所、语言所、文学所在院外事局、科研局的主持下，座谈开展收集和研究俄藏敦煌与黑城文献的意向和计划。同年3月，四个研究所向院方上报《建议与苏联合作研究苏藏敦煌黑城古文献的报告》，建议“尽快组团访苏，在院领导和外事局负责同志主持下，与苏方正式洽商双方合作研究列宁格勒东方学分所藏敦煌文献、西夏文献以及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中国古文物的可能性，并争取达成协议。访问团吸收有关所的学者参加。”此项报告业经院方批准，并已组团，我作为民族所的代表参加了访问团，在即将成行时，因苏联解体而未能实现。
90年代初，宁夏人民出版社也曾邀请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长彼得罗相教授和副所长克恰诺夫赴宁夏银川共商出版俄藏黑城文书之事。我受宁夏出版社徐庄之托，曾为其提供资料和参加在北京的接待工作。此项谈判协议因故未能实现。1992年春，克恰诺夫教授又向史金波写信，探讨中俄两所间合作的可能。史金波就此事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汇报，院领导委托史金波正式向二位所长发出邀请函，请他们就此两国合作事宜来华协商。其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了解情况后，正式参加了这项合作，承担俄藏黑城遗书的出版工作。
1993年3月26日至4月8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副所长克恰诺夫教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来华访问（所长彼得罗相因病住院未能来华）。中俄两国三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就中俄双方合作整理出版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中国黑城出土西夏文献事宜进行了会谈。中方参加的成员有史金波和我，院外事局孙瑜、杨建国，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李国章、副社长兼副总编李伟国。中俄双方一致认为，出版俄藏黑城文献对加强中俄学术交流，推动西夏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过几天谈判协商，中俄双方达成了协议：决定编辑出版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黑城出土全部西夏文、汉文及部分其他文字文献。出版物定名为《俄藏黑水城文献》。正式组成由两国三方参加的编委会，由俄方圣彼得堡东方学分所副所长克恰诺夫教授，中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史金波教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教授同任主编，并决定俄方于1993年内邀请中方人员六名，1994年邀请中方人员四名赴俄工作。从1993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将该项目立为院重点科研项目。
我们同俄国人的谈判是友好的、真诚的，也是困难的。特别是面对一位我们的同行、朋友与对事业执著追求的学者。在冠冕堂皇的“共同愿望”下，怀揣着不一样的打算。当时是苏联解体不久，列宁格勒又改变成圣彼得堡的面孔。叶利钦政府给科学家提高工资的许诺无法兑现。克恰诺夫所在的东方学所150个工作人员发不出工资，面临生存危机，已准备解雇一部分人员。我们同俄方的所谓“合作”，是要我方承担我们赴俄工作人员的全部费用：往返机票、食宿、工作费用，还要支付俄方拍片资料费“一拍一美元”，再交纳一笔可观的所谓保护文献费等。说白了，他们是等着米下锅，等着我们支付的费用暂且维持东方学所的生存。
祖先留下的遗产被人拿去了，我们还得求人花了钱去看，这等道理你想过吗？黑城文化遗存竟泽惠了千载以后的异域异族人。
事到如今，去圣彼得堡就不是可望而不可及，就不是梦想了。我们即刻要登程了，选择在一个秋高气爽、阳光灿烂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