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李国文老先生以七十五岁高龄捧出两本大著,一曰《中国文人的活法》,一曰《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可谓当下中国文人自我剖析之最痛快淋漓的文字了。
按照现代西哲“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人的活法其实决定死法,或者说死法是怎样活法的必然结果。
什么叫“文人”?概念相当模糊,儒耶?士耶?知识分子耶?不过是约定俗成而已,“翻译”成“文人语言”,大约就是自以为“岂惧三尺剑,吾有笔如刀”的那种“分子”罢。这类人喜欢怎么活法?看看祖师爷孔夫子和孟夫子的活法便知。
公元前521年,三十岁的孔老二满怀“入世”精神,按照自己的“而立”理论开始了周游生涯。但是,在“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没有人对孔子的“仁”政感兴趣。譬如,孔子一亮相就碰到了雄心勃勃的齐景公,景公虽赞同孔子“君臣父子”的见解,却只是“听听而已”。这一晃就是二十年,直到五十岁那年,孔子终于有了一次施展抱负的机会,他从治理一个叫“中都”的小地方起步,一直做到了鲁国的大司寇。但书生气十足的孔子自我感觉实在是太好了,面对鲁国实力强劲的三家族,一点也不讲政治谋略,妄想用一个“礼”字叫人家就范,人家用一句很江湖的话作答:“我可以答应你,但你得问问我手中的枪答应不答应。”结果,五年经营毁于一旦。从鲁国卷铺盖到六十八岁回到家乡,孔子捧着一颗“货与帝王家”的文人之心,带着门生,风餐露宿,不辞辛劳奔波于列国,最后怀着“士不遇”的慨叹弃世而去,用现在的话来说活得真是“不爽”!
晚孔子一百八十年出生的孟子的结局比师傅好不了多少,但他似乎比师傅要精明些,先举杏坛弄出了哈佛大学一样的名气,直到四十四岁才搞足排场出门求售,历于齐、宋、鲁、滕、魏等国,可惜“所遇多数不合”,在齐国时,虽位列三卿,还体面地举办了为他成才三次搬家的母亲的葬礼,但人家只是把他当作“花瓶”供在那里,并不想真正用他的什么“治国方略”。和师傅一样,孟子六十二岁回家乡时只好仰天长叹一声:“吾道孤矣!”连几个君王都搞不定,更不要说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了。
两位老夫子的活法,其实体现了中国文人的三大特点:
一曰自命不凡,自作聪明。孔子的口气最大,自比“泰山”、“梁柱”,你看他临终前老泪纵横对子贡说:“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泰山啊要崩塌了!梁柱啊要折断了!哲人啊要凋谢了!)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口气也了得,差不多已将文化武化集于一身,卖是卖了个好价钱,可惜帝王是个捧不起的刘阿斗,真是大抱负带来的大失落。文人的自作聪明是建立在自命不凡基础上的,正因为“才高八斗”,便以为无所不知。最典型的就是那个杨修,曹操一喝鸡肋汤,就自说自话理铺盖,不是送机会让人家来收拾你么?所以,文人再聪明也玩不过政客。
二曰不屈己意以求人容用。文人总认为天下的文章数我第一,天下的抱负数我最大,只有听了他的雄才大略,天下方可太平。没听说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教诲吗?什么叫“话语权”?你的“己意”算个屁!对帝王来说,完全可以不理会不合作的文人,因为想来“求售”的多了去了,但决不容忍不合作还要“叫板”的那种。譬如孔老二的后代孔融,让梨让得妇孺皆知,而政治上极不成熟,已经无地盘无实力,书生一个,徒有虚名,还“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不肯容用。连小儿都知道,总有一天,“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三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坚守”本是知识分子最为可贵的品格,孔子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污辱自身节操,可是,他只能长叹“知我者,天也!”文人完全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啊,但做不到,偏偏一门心思想“入世”,想捞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但面对出高价的买主(帝王),文人除了不断地上演“文谏死”的死法,还有什么可“为之”?倘若干脆连一个粉墨登场的舞台都不给你,还奢谈什么“为”和“不为”?最要命的是,文人也得吃喝拉撒,譬如大才子纪晓岚,据说有四大爱好:好书,四岁便埋首书堆;好烟,行卧不离;好肉,每日必食;好色,一日不御,“双目似炬,颊红如火”。按乾隆朝内阁大学士一百九十两的年俸,纪大才子可怎么活?按现在的说法,也是个“带病”干部。他和刘罗锅也就是和和捣捣糨糊、抬抬杠而已,只有编出一个《四库全书》,写出一本《阅微草堂笔记》流芳百世。
罢罢罢,“货与帝王家”从来就是中国文人的奋斗目标,十年寒窗,进京赶考,图个啥?不就是金榜题名,高官厚禄吗?倘孔老夫子和孟老夫子没有这点奔头,干吗要像丧家之犬那般四处奔波呢?能说出这层意思,李国文老先生算是“顿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