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州的大户人家从不显山露水。即令位居闹市，也是一副“大隐隐于市”的模样。
跨过石栏小桥，从苏州城里随处可见的一条下塘小巷走进去，身边就是静静流淌的小河。一个宽不过数米的石码头，很不起眼，可一翻史料，三百多年前康熙、乾隆皇帝就是从这里上岸，“下榻”在织造署的行宫里。
大清苏州织造署的大门依稀还是老样子，但现在挂的牌子叫“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
二
这原是一座姓周人家的园子，和一个叫崇祯的末代皇帝有关。目光要追寻到1627年。
这一年，正是大明朝天启七年。八月廿四，朱由检接皇帝位，次年改年号为“崇祯”。《明季北略》里说，就是这一年的二月初三，朱由检还在做信王，正式迎娶了一位十六岁的苏州姑娘做王妃。这位姑娘姓周，虽是由“北漂”居住地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选送的，却生得肌肤如玉、小巧瘦弱，整个一位江南姑娘的样子。
明朝选后妃的规矩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定的，他吸取了历朝后宫乱政的教训，明确规定，帝后妃嫔，“慎选良家女为之”，送上门的一律“弗受”。所以，明朝的后宫“多采自民间”。
按规定：“宫中选大婚，一后以二贵人陪。”（《明史·庄烈帝愍周皇后》），但谁能成为最后的“一正二副”要经过“钦定”。《明史》详细记载了周姑娘从众多竞争者中“胜出”的经过：“以副代正”主持工作的万历刘昭妃和天启张皇后反复比较讨论，皇后担心“后弱”（周氏长得瘦弱），刘太后拍板道：“今虽弱，后必长大。”意思是说才十六岁，要与时俱进地看问题。
信王成了崇祯皇帝，信王妃自然晋升为周皇后。这位“性严慎”的苏州姑娘真的不负“后”望，给大明朝生了一堆孩子，其中就有搅出一片历史迷雾的太子慈。
家有女儿成了当朝皇后，周家开始显赫。崇祯三年（1630），原先在前门大街看相算命为生的周老爸周奎被封为嘉定伯，“赐第于苏州之葑门”（《明史·周奎》），《吴门表隐》里还留下了这座园子的具体位置。
周家以前虽为平民，但孩子的教育抓得蛮紧的，请的老师陈仁锡是个人才。苏州老乡陈仁锡，字明卿，谥文庄，《明史》有传，说他十九岁中举后“益究心经史之学，多所论著”。他的著作在《明史·
艺文志》里至少开列了十部以上。天启二年（1622），陈氏高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大概是老乡吧，周氏年少的时候，陈仁锡来周家走动时见过，对周奎说：“你的女儿天下贵人。”并有意识教小姑娘读《资治通鉴》。周皇后对陈老师的教导一直心存感激之情，有一天和崇祯闲翻“除目”，就是政府公报，看见干部提拔公示名单中有陈仁锡，忍不住说漏了嘴：“呵呵，这是伲家里的探花么。”崇祯一听，立刻翻脸：“这人是你家的，那就别想提拔做阁老！”原来明朝对外戚从政管得甚严，也是朱元璋吸取历朝教训弄出来的规矩。周氏没料到崇祯这么有“组织原则”，自己一句话竟断送了老师的前程，后悔不迭。《崇祯宫词》因此留下两句：“乍观除目心私喜，误赞吾家老探花。”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夜，李自成大军攻进京城。周皇后和皇帝诀别时发了一句牢骚：“我跟了你十八年，从来也不干预政事，唯一一次就是叫你南迁，你也没有听哪。”皇后当时建议皇帝南迁的这句原话居然记在《明史》里，有点要脑筋急转弯的：“吾南中尚有一家居。”
清康熙十三年（1674），周皇后说的这个“家居”改为苏州织造衙门。
三
十中校长柳袁照先生已在“织造衙门”头门口迎候。现在，他是这个大户人家的“法人代表”。
正是上课时间，校园里很安静。那就继续把这个园子的历史说下去。
这个头门和仪门重修于清同治十年（1871）。仪门门庭内侧的墙上新刻了一幅当年织造署的示意图，据说“当时广五十亩，规模壮观，体制宏敞，有殿堂、庙宇、吏舍、机房，共四百多间，并建有园池”。同治十一年（1872），时任织造（正三品）德寿撰文，四川学政、书法家何绍基手书《重修苏州织造署记》的石碑还完整保留着，把织造衙门园子的前身周奎故宅、官位“副部级”、康熙二十三年（1684）始作为行宫的事情都交待得清清楚楚。
江南织造水平引领全国不是一天两天了，清朝“仍明之旧”，就是还用明朝的那套管理办法。但因为是个肥差，督理这档子事情的一般都是皇帝亲信。康熙二十九年（1690），曹寅出任苏州织造，康熙三十一年（1692），李煦又走马上任。这两个人是亲戚，更因为他们的那些故事都被曹寅的孙子曹雪芹写进了《红楼梦》里，这个园子的“梦”也就不仅绵延到今天，而且还会长久地绵延下去……
李煦拍马功夫了得。一跑到苏州，就大兴土木，赶紧扩建皇上“驻跸”的织造署行宫。“加辟而增新之，敞以亭阁，延以廊庑，翠竹碧梧，交荫于亭，清风徐引，则飒然衣袂间。”这段话是李煦一位文人朋友张云章写的，幸亏他玩了一圈还干点赚稿费之类的勾当，才让今天的人们可以复原园子昔日的场面。康熙三十八年（1699）春，圣祖第三次南巡，果然又“下榻”织造署。一看新修的园子，“圣心怡悦”，题了一个匾额，上书“修竹清风”四字。
织造署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再次扩建行宫，到乾隆时，大概已经可以到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里去找感觉了。和康熙一样，乾隆也是六次南巡。但前四次都是“奉皇太后”来散散心。当得知皇帝可能又要自己跑来，官员们觉得再不“创新”就说不过去了。据《吴门表隐》卷一载，乾隆四十四年（1779），一块叫“瑞云峰”的太湖巨石从徐泰时建的园子（今留园）里搬到织造署来。
果然，四十五年（1780）刚过春节，已经七十岁的乾隆第五次起驾南下。这次给地方发的“红包”发大了：“免江南、浙江经过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三。免两江所属四十三年以前逋赋。”又“免江南、浙江省会附郭诸州县本年额赋”（《清史稿·高宗本纪五》）。当年减税免税不说，还把以前拖欠的也一笔勾销。苏州是江南省省会，这次得了“实惠”，却不知道能否抵消掉“接待费用”。《道光苏州府志》还把乾隆在虎丘喝茶赐礼的事情一并记录下来，看来玩得真是开心哪！
四
康熙、乾隆没有看到他们的子孙后来受苦受难的样子。但曹雪芹预见到了，“瑞云峰”也看到了。一部《红楼梦》和一块“瑞云峰”足以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这大约就是历史的沉重吧。
“瑞云峰”遮蔽在一片茂密的绿荫里。阳光从枝叶的缝隙中漫洒下来，和巨石的漏皱相重叠，让人想起什么叫“斑驳”的沧桑。
现在这个园子让我顿生敬畏的，并不是历史的沉重，而是满目绿茵中透出的书卷气。这当然和历史有关，但更与历史积淀起来的文化气息有关。
我还很努力地在正史野史笔记方志中寻找那个苏州姑娘周皇后的名字，甚至找到了皇后几乎所有兄弟，但居然没有找到这位女孩的名字。许是巧合，一百多年前，这个已荒芜的园子竟变成了一所叫振华女中的新式学校，就是今天十中的前身。我敬佩用这个园子来办一所女子学校的女前辈们，她们分明实证了一个新时代思想变迁的经典案例。
荒芜的园子重新有了青春的人声，寂寞的记忆也就有了延续的理由。当年在大户人家的废墟上建起来的大礼堂现今也变成了“文物”，但这是一座依然象征着生命活力的“文物”。学校每次重大的庆典仍然都在这个地方举行。走进去，心里就有点忐忑，终于没敢站到那个看似简陋的讲坛上去，因为那里曾晃动过一长串让人肃然起敬的身影：蔡元培、胡适、陶行知、费孝通……
这是一个读书人的大户人家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