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女儿每天回家就不停地做功课，你说什么也没用，她有3小时就做3小时，有4小时就做4小时，乃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在比较极端的时候，她可以两点半回家，吃几口东西，3点就急急忙忙地到楼上自己的屋里做功课。我们6点半把她叫下来吃晚饭，她匆匆往嘴里塞几口东西，又冲回自己的房间。我们晚饭后如果忙着其他事情忘了关照她，到10点钟上去一看，她还在做功课，这至少花了5个小时。而她不过是个11岁的孩子，好说歹说，她算睡了。但是，10点半睡的孩子，你不能第二天6点半就叫她起来，她需要9个小时的睡眠。事实上，她从小就睡眠偏少，我担心她休息不够，从来没有叫醒过她，这就是她上学迟到的原因。
将此事和学校沟通后，学校表示，功课过重是不对的，学校一直有控制。老师留的作业，一般孩子一个小时以内就应该完成，如果一个半小时无法完成，家长要马上通知学校。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和女儿讨论作业的问题：“根据学校的说法，普通的孩子一小时就应该能完成家庭作业，你是班上顶尖的学生之一，怎么三小时还完不成？是不是太拖拉？”
慢慢地，我们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学校的有些功课确实很有意思，女儿做起来就上瘾，乃至没完没了。五年级她刚转学过来，第一篇作文只要求写一页，描写自己的一个重要决定怎样改变了人生经验。她一口气写了八页，几易其稿，并和父母反复讨论叙述策略，做了整整一周，仿佛是个专业作家。上初中后练习写人物介绍，也是要求写一页，大家抽签选择人物，她抽到了克娄巴特拉，当时也仅知道这是个好莱坞影片中的埃及艳后。但女儿拿到题目后马上展开了历史研究，从清理克娄巴特拉和恺撒、安东尼的关系，一直深入到罗马和埃及的关系，甚至追踪到克娄巴特拉的王朝和当年亚历山大大帝身后帝国分裂的政治格局之间的关系。我这个以历史为职业的父亲，也跟着添油加醋，从经济史的角度提醒她埃及是罗马的粮仓，甚至有人说克娄巴特拉是当时世界的头号富人；埃及的纸草，对古希腊罗马文明是如何重要，乃至纸草歉收会使高度依赖文献的罗马帝国行政体系陷入恐慌，并讲到后来穆斯林征服埃及后断绝了对欧洲纸草的供应是如何导致了欧洲的“黑暗时期”等等。她试图把所有这些融会贯通，几周全天的努力也未必够，每天做三四个小时的作业，自然不足为奇了。
孩子能够如此投入，证明了我一贯坚持的教育哲学的效应：家长的责任是帮助孩子立志，只有给孩子充分的自由来建立自己的理想和动机，她才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向前奋进。不过，在此之后，还有许多事情要操心，孩子要学会更有效地组织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更重要的是，孩子要发展出敢于我行我素的品格，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评价自己。为此，我和女儿又进行了一番谈话：
“你做功课能这么投入，很好，只有投入才能学到东西。但是，时间总是有限的，你需要学会有效地分配时间和精力，否则就处于什么也完不成的状态。难道你不能分出轻重缓急吗？难道所有的功课都是那么有意思乃至让你欲罢不能吗？”
“也不是，数学作业就不是那么有意思。”
“为什么？”
“总是些机械重复，而且太简单，大部分内容我在俄罗斯数学班里早就学过了，而俄罗斯数学老师就有意思得多。”
我曾经提到过，我们意识到美国学校的数学水平实在太差，决定给她开小灶。在波士顿地区，“俄罗斯数学”是个非常有名的补习学校，任教的俄罗斯教师，如同俄罗斯的钢琴教师一样有声誉，课程很具有挑战性，而且教学方法注重创造力。女儿曾经报告说，俄罗斯老师总是自我怀疑，他课上对某道题提出一种解法，底下的孩子说错了，他马上说：“也许，让我们认真讨论一下。”结果还经常发现自己错了。这一方面说明那里的学生厉害，一方面也说明他那种讨论式、启发式的教学风格。中学里的数学老师则相当机械，她讲给学生听，而且从来不会承认自己可能会出错，留的作业也都是很死板的习题。
于是我问女儿：“你做这些习题，能学到东西吗？”
“其实真是学不到太多。”
“那你能否不做，把时间节省下来干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我要不完成作业，是要扣分的。”
“你在乎分数干什么？你明明知道自己学不到太多东西，还要在这上面花时间，这不是浪费自己的生命吗？”
“可是，那些作业很容易，顺手做也就做了，我并不在意。”女儿显然不舍得自己的分数。
“你做的时候当然觉得很容易，但是，这毕竟消耗了精力，也许做完后再干别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开始疲劳了。更不用说，你上的俄罗斯数学是水平高得多的课，你并不需要这些呀。”
……
女儿最终还是没有听我的，我也尊重她的选择，不过，我已经陈述了鼓励女儿拿C的理由，这当然和我们这代人的生活经验有关。在20世纪70年代末准备高考时，大家不得不反复地背诵政治题，有时刚刚背会，上面的政策就变了，标准答案也跟着变了。我当时作了个决定：在高考20天前不看政治，考前集中突击，就当自己在监狱里被关了20天。结果，我虽然总成绩在北京名列文科前茅，但政治考得最差，我对这种为了成绩浪费青春的经验深恶痛绝，不希望女儿重复同样的生活。当然，女儿的数学作业和我当年的政治复习材料还是有本质的不同的，那些作业毕竟并非毫无用处，只不过是些效率很低的练习而已。即使如此，我也希望女儿能根据自己内心的需求，而非别人的评价作出最优的选择。
其实这才是教育中最难的地方。至今许多家长仍然信奉那位耶鲁法学院教授蔡美儿所阐述的哲学：孩子必须是全A，不能有B，不接受B就是不接受失败。比如，蔡美儿的一个女儿在一次数学竞赛中被一个韩国女孩儿击败而屈居第二，她马上找来2000道题，当晚就开始演练，直到女儿重新确立优势为止。这和蔡美儿本人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她有一次在历史竞赛中屈居第二，父亲劈头就是一句：“以后你再也不要这么羞辱我！”在这里，孩子的生活中没有“自我”，她们是为了家长而活（不要让父亲再丢脸），是为各种比赛的裁判而活（要向他们证明自己是第一），到学校则是为老师而活（让老师给自己一个A）。我则反复问女儿：“你的数学老师并不那么聪明，而且你也觉得她评价同学不太公平，说白了，你自己心里都不是很尊重她。那么，她说你是A或B有那么重要吗？”
女儿毕竟才11岁，已经习惯了当好学生，很在乎大人对自己的看法。在她的身体和心理尚未发育成熟以前，我当然不会过分对她施加压力、逼着她硬着头皮“我行我素”。但是，家长有责任提醒孩子：别人的评价并不一定那么重要，关键是你自己怎么看待自己，怎么获得知识和人生的满足。督促孩子拿A则是反其道而行之，被逼着拿A的乖孩子会按部就班地把大人吩咐的事情全办好，但长大后一旦碰到新的挑战，就可能手足无措，缺乏作出基本决策的能力。
也正是如此，过了几天后我又和女儿进行了一次长谈：
“你把自己的时间全花在做功课上，你想过做功课的目的是什么吗？”
女儿略想了一下，有些迟疑地说：“是要演练我们未来所需要的技能？”
“这些技能都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都是大人已经知道的技能？”
“对呀！”
“你说你想创造一些人们过去不知道的、能够有长久影响的东西。那么，你仅仅靠着学会过去的人知道的技能，能创造出过去的人不知道的东西吗？”
“不能。”女儿恍然有悟。
“看看，如果你把时间全用来学习大人们所掌握、能够教给你的技能，你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吗？”
女儿赶紧摇摇头。
“如果比尔·盖茨像你这么大时把时间全用在做功课上，他能有今天的成就吗？”
女儿继续摇头。
“学校是什么？学校就好像一个教育工厂，功课就好像是里面的一道加工工序，最后生产出来的是标准化的产品。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标准化产品，是否很有价值呢？”
“应该都很便宜呀。”
“对！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标准产品，没有什么自己的特点，数量又多，当然价值很低了。学校是为所有人服务的，比如你们班上功课最差的学生，也会和你做一样的功课，你单单完成了学校对所有人的统一要求，能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女儿笑起来：“我当然不希望和别人一样，我是我呀。”
“你如果是你，就不能老盯着学校对你的要求，不能老要从学校那里拿个A。你要想想你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那样你才会成为你自己。”
……
女儿大概还是不会拿C回来，她仍然会争取好成绩，我也不相信她会抗拒学校的功课，但是作为父亲，我至少给她指出了人生的另外一套标准，告诉她如何成为自己。要知道，成为自己的路是漫长的、艰难的，在11岁时应该起步了。
怎么培养孩子“不听话”
蔡美儿式的“虎母”，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新鲜，早在2010年夏，《南方周末》就报道了豆瓣网上一个叫“父母皆祸害”的网络讨论小组。该小组的成员主要是80后，他们在一起批评50后的父母，甚至发泄自己的愤怒。他们的父母多为小学老师，最爱看CCTV、春晚，在子女眼中则是一群“僵化的国家教育机器的最末端执行者”。他们“逃得掉沉闷无趣的小学，却永远也别想从父母那儿毕业”，“家是世界上最没法谅解的地方”。但另一方面，这代人的父母为了他们的成长作出了罕见的牺牲，甚至他们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安家买房，首付也大多是父母掏的钱。评论家杨支柱先生用个人的经验和观察作证：“中小学教师的孩子是高考成功率最高的群体，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初那样剧烈的竞争环境下考上重点大学的也很多。”如果把蔡美儿放在这批父母之中，你几乎看不出她有什么特异之处。唯一不同的，就是她顶着个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的头衔，以自己的成功作为兜售其教育哲学的工具。大概也正是因为中国人对她这一套见多了，她的书出版后，主流的评价是“不靠谱”。事实上，“父母皆祸害”小组的出现，就是接受了蔡美儿式教育的一代人的集体反叛，这种反叛在蔡美儿13岁的小女儿身上昭然若揭。美国有些评论家说，也许我们要等等，要等到蔡美儿的孩子长大后写书来评价这样的“虎母教育”，在中国则不用等。因为很多这样的受害者已经长大了，有了“父母皆祸害”小组，不管我们怎样评论这个小组的言行，有一点至少可以肯定：他们的父母作为家长是失败的。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避免这样的失败。
这个问题，“父母皆祸害”讨论小组也已经开始提出来了。比如，《你是否在重复父母的错误》就是其中一个热帖。老实说，我自己也是在反抗父母权威的过程中长大的，如今是已经当了十几年父亲的人，有责任提供自己的一点经验作为参照。
在讲自己以前，不妨先复述一下在《华尔街日报》读到的盖茨家的一个故事：
盖茨十一二岁时，变得越来越不听话。一次，他在饭桌上和母亲争吵得实在不像话，从来不参与母子争论的老盖茨顺手抄起一杯冰水猛浇到儿子头上。小小的盖茨把被浇透了的头转向一座山一样的父亲：“谢谢你的淋浴！”
老盖茨夫妇因为和儿子的关系危机，跑去找心理医生咨询。医生说：“这孩子正在对你们进行一场‘独立战争’，而且最后肯定是他赢，你们要撤退！”夫妇俩听信了此话，家里算是太平了，其实不仅是家里太平，他们的退却也成就了今天的盖茨。
盖茨的成功，在于他开拓了一个前人几乎没有涉足的领域，这种开拓性人才，未必一定要从小听话。一个孩子可以在日常起居方面非常听话，但满脑子仍然充满着挑战性的观念。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开拓新领域对全身心投入的要求过高，开拓性人才身上往往有一种“反叛基因”，小时候就是经常不听话的孩子。达尔文也许是另一个例子，他性情温顺，从不顶嘴，但是，比起盖茨来，他可能令家长更头疼。他不顶嘴不是顺从，而是任凭父母怎么说，自己只管点头，然后回过头去还是我行我素。事实上，他从10岁左右就开始了对自然的秘密追求，父母根本就看不懂他的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