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源从交谈中得知，杨光远于1949年秋天随大军进疆，相继在师、军联络部和民运科任职。1957年人西安政治学院学习，后遇学院裁撤整编，教职员和学员大部分转业，他主动向上级申请转业到甘肃工作获得批准。到甘肃后杨光远被分配到省上某部任副处长。反右派后期，机关干部响应组织号召“上山下乡”参加劳动锻炼，他也报了名，授命赴安西组建由省级机关干部为主的国营农场，白手起家，艰难创业，一言难尽。后来该场又与五花农场合并，派他担任了分管财务、基建和劳动工资的副场长。正场长是位老红军，体弱多病，长期住院，他实际上是常务副场长，行政方面的事啥都管。
杨光远不无感叹地说：“办好国营农场不容易，基本建设欠账多，基础设施差，渠道标准低，渗漏严重。一方面是缺水，一方面是大量浪费水，产量上不去，效益从哪里来？”他喝了一口茶接着说：“干事情怨天尤人不行，既然把我放在这个岗位上，总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打算花二至三年时间，向银行贷一笔款把排灌系统搞上去，从节约用水人手提高投资敦益，不然像现在这个样子继续干下去，大水漫灌，恶性循环，别说给农村公社起示范作用，恐怕连自己的肚皮也吃不饱。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出一点名堂来。”他把手中的烟蒂使劲捻灭，似乎已经铁了心。
两人正说着话，从门里进来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女人，中等身材，皮肤白皙，面目清秀，肢体匀称，头戴一只白色的“护士帽”农场中青年女职工下地干活常以此护发。她左臂腕上挎着一件浅灰色外套，右手提着一把铁锨，显然是刚从工地上回来。
杨光远将妻子和曾源相互做了介绍。
“这位客人叫曾源。”他对妻子说，“他就是我给你说过的那位年轻的朋友我们可算是世交了。”
1943年“甘南民变”失败后，杨光远潜来他家避祸以及19的年与汪继丰等送杨离乡进疆的情景一幕幕在曾源脑子里闪过。
杨妻主动上前与曾源热情握手，说：“欢迎你来我们家作客，这叫有缘千里来相会。”
“她叫石敏杨光远向曾源介绍说，“我们是1954年结婚的，她就是1953年从山东到新疆的那一批支边青年中的一员。”
“支边青年？说得轻巧！”石敏对曾源笑了笑，转面来瞥了丈夫一眼，不无娇嗔地说，“你们的王司令员跑到山东来找俺省委书记求亲，集体娶俺们到新疆给你们做媳妇，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
“这可是真正的有缘千里来相会嘛！”杨光远拿起一把笤帚给妻子扫落身上的灰尘。
杨光远问妻子家里恐怕也没啥东西拿出来招待客人，也不知道大食堂今晚吃啥？”
“这事儿你莫急，上午我让人去玉门镇捎来两斤韭菜，咱们吃饺子。我这就去择菜、和面，待会儿你到鸡窝里看看，我估计掏两三个蛋不成问题。”石敏去厨房收拾着做饭去了，杨光远继续同曾源抽烟、喝茶、聊天，追忆往事，共话农垦诸事。
石敏手脚麻利，烹调在行，只用了个把钟头，没让别人搭手，拌馅、擀皮，由她一个人经手，还搜索家底，弄了几个下酒菜：香肠、花生豆、凉拌黄瓜。杨光远从顶柜上取下半斤装的一瓶汾酒，不无自嘲地说：“这酒，连同除黄瓜之外的下酒菜都是今年过春节期间大公司那边给几个场领导送来的，咱们给人家提供副食有限，人家过年过节还慰问咱，惭愧啊！”
饭、菜上齐，主人请客人动箸，曾源问：“家里吃饭再没人了？”
石敏笑着说你是说进门这么长时间，没看到我们的孩子？这几年吃不饱肚子，两个孩子都送回山东老家交给俺娘抚养，那边靠海，找点吃头容易些。”
“从前山东人没办法了下关东，如今我们为求食把孩子送到山东，都是由西往东。我们打算秋后情况好些就把孩子接回来。”杨光远公开了他家的打算。
客主尽兴而散。
第二天上午，杨光远找来两位相关业务人员，向曾源介绍了交接情况：财物移交清楚，职工思想平稳，交接比较顺利，出现的一些损公肥私，本位主义倾向，及时得到了纠分。
曾源完成在五花农场了解情况的任务返回分局，一道紧急命令正在执行之中：中共中央决定在河西走廊组建一个农建师，领导机关由省农垦局、河西分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派员组成，其中河西分局的职工基本上“连锅端”到农建师。
师部驻地暂时租用位于嘉峪关市的“酒泉钢铁公司”办公大楼。当时由于“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和诸多现实困难，“酒钢”处于“下马”状态。
师部筹建机构甫定，正值“三夏”大忙季节，近两年由于粮食紧张，以至哄抢麦场时有发生。师部筹建处抽调干部组成几个工作组分赴几个大的农场，促夏收，保卫麦收安全。
曾源被分到西湖农场工作组。这个场拥有3万多亩土地，其中泛碱面积不少，每年灌水压碱数量有限，土地挑着种，地里缺苗断拔，东一块，西一块，像瘌痢头似的。这个场的场长姓李，戴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据说他原来是军区司令部作战处的一名中校副处长，可能是“反右倾”运动中有什么问题被下放的。职工共有五六百人，多数是分来的河南支边青年（实际是城镇失业者〕，多数不安心，要求返回原籍。农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次工作组去帮助场长制定了超额奖励的制度，要求食堂保证让职工吃饱饭再干活，虽是权宜之计，但也立竿见影，按预定的时间完成了收割任务，割、运、打碾入库，只花了半个月时间，作为督战性质的工作组，也就相继撤回。
曾源等回到嘉峪关酒钢大楼师部筹建处，只说是农建师师部成立指日可待，没想到由于原定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调的干部尚未准备就绪，中央决定“农建师”暂缓成立。令行禁止，省农垦局和河西分局的干部只好打道回府，在“暂缓”中等待。
对曾源等一般职工来说，这是一段较为清闲的日子，分局里没有下达什么具体任务，成天“坐”机关，一张“参考”看半天，无所事事，心里急得发慌。不过每天早上都安排了一个钟头的政治学习，讨论国内外大事：国际方面仍是中苏关系问题，国内方面主要是农村形势问题。
有一天传达了一份红头文件，其内容是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等地在农村进行‘四清’运动的经验。”
所谓“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反映了三年困难时期一部分干部利用职权损公肥私和管钱、管物的实权人物多吃多占，造成干群矛盾突出，关系紧张，势所必然。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些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各地都在探索之中。浙江等地用“四清运动”的办法找到了一条比较好的路子解决这一问题。中央要求各地、各条战线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分期分批逐步推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省委派农村工作部一位姓姚的副部长带领工作队到五花农场进行“四清运动”试点。
试点工作队的成员主要由省农垦局和河西分局的机关干部组成，另有少量应届大学毕业生作为“受锻炼者”随队进场。曾源分到工作队队部搞材料，数月间二进五花农场，实属始料不及。
“四清运动”作为一个完整的教育过程和解决矛盾过程，大体分为五个步骤：一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二是发动群众揭矛盾，摆问题；三是领导干部“下楼”，“洗澡”；四是一般职工进行自我教育；五是边整边改，促进生产和工作。
对“四不清干部”分别就其性质和情节做出不同的组织处理。运动的重点是解决“四不清问题”，办法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倡洗温水澡，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气氛比较温和。
工作队秘书组的负责人是曾源老同学汪继丰的叔父汪启民，他在省委农村工作部任副处长，这次他随姚副部长下来试点，是参于决策的主要助手。
秘书组的工作在运动前期不算多，除了填表登记、管理文件等文秘工作外，主要是收集情况，掌握动态。具体由曾源和场党委的一名组织干事共同负责。
经过半个多月的汇集、整理，群众对场级和科室领导干部反映和揭发的问题主要是多吃多占、假公济私、用人不当、小团体主义和态度粗暴等问题。秘书组将这些问题“对号人座”，分别列在有关人员名下。
群众意见最大的当属汽车队长曹某。那个年代，不少汽车司机都是其所在单位的特权人物，“手中有了方向盘，又有油水又有钱”：给本单位职工个人拉煤、运货赚外快；给关系好的人捎脚，带东西送顺水人情，反正是靠“大锅饭”为个人捞取好处。在场里除了主管场长，谁也把他惹不起。你想出外看病、办事，想搭一次便车好话说尽，烟、酒送足，让谁上，不让谁上，都得听任他的摆布，管你是谁？都是曹某说了算。有一次，干部们去市里听报告，有一位副场长年老体弱，欲坐驾驶室，他制造种种借口，执意不让。这位副场长只好扒到车厢里坐，正在扒车之际，立足来稳，曹某猛一启动车将这位副场长甩下车，急性骨折，他还埋怨副场长动作迟钝，自讨苦吃。曹某的霸道行径，在场里民愤很大。曹某在场里只怕一个人，那就是分管财务和车辆运输的副场长杨光远，其原因有二：一是杨场长水平高，见识广，批评起来义正辞严，让你无话可说；二是杨是直接管他的顶头上司，不听他的话吃罪不起，说不定啥时候找个理由会剥夺他手里的方向盘。在杨光远看来，曹某是头“犟驴”，你得顺毛儿摸，汽车队长就得找个硬梆些的人当，能够独当一面，不给你误事，这无异于是一种迁就，使曹某有恃无恐。这次汇集、整理群众意见，群众反映最强烈，列在杨光远名下的第一条就是说他纵容、包庇，使曹某成为五花农场的一霸，应做深刻检査。只可惜这次“四清运动试点”开始前，省上有关部门派他去北京执行一项财经任务，不在本场，失去了一次受教育的机会，在群众中“欠了账”。
为了便于及时推广试点经验，试点工作第二步召开“三干会”，场领导干部做检查前夕，省上做出决定：河西地区各农（牧）场各派一名副场级干部来试点工作队报到，参与试点，带着任务旁听，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学习和贯彻执行中央文件精神，等于办了一期“四清运动”学习班。
正当“四清运动”试点工作接近收尾之际，传来了农建师在肃城正式成立的消息。数月后，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来派往五花农场的新班子和场部机关一些部门的干部相继到任。随之将国营五花农场更名为农建师第一团。
“四清运动”试点工作宣传结束，工作队成员返回自己的单位，听候新体制的重新安排。曾源被分配到农建师政治部任干事。冬去春来之际，再有一周就要过大年了。忽一日妻子许如蕙肚子疼加剧，一副临产状。当时的城里没有三轮车，单位上没有汽车，曾源只好从单位食堂借来一辆架子车，铺上一床被子，匆匆送妻子到市医院产科。时交三九寒天，又值春节前夕，产房没有生炉子，现生炉子现接生，在满屋子浓烟弥搜中孩子安全降生，又是一个男孩。生前两个孩子曾源未能尽到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这一次则是破题儿第一回，紧张得有点手忙脚乱，好在有母亲从旁指点，确保母子平安。妻子坐月子诸事都还顺利。大儿子还不足两岁，自有奶奶照顾，免去分心。次子取名“昌”，仍按“日”字偏旁循例。
过了春节，曾源即去肃城师政治部宣传科报到，因师直小学尚未筹办起来，妻子的工作暂时无处安排。曾源以母病，孩子小，妻子照顾不过来为由，向组织申请重回原分局留守处一一行将改为农建师派出机构——农建师乐德管理处工作，得到组织批准。
曾源回到管理处工作。时隔不久，农建师师长来管理处视察工作，做出决定：鉴于河西的国营农场规模不大，数量不多，距离师部又近，没有必要像新疆那样设管理处。
今后对外暂挂管理处的牌子，对内实际上只是一个招待所，留下少量职工负责往来干部的接待工作，其余大多数职工一律就近到东寺农场重新分配工作。曾源名列其中，这一趟下农场，一干就是14年，耗去了一生中最旺盛的青春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