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拾柴火焰高。排戏这件事顺民意，得人心，受到各方面的支持。学校校长梁益民专门安排一间最好的教室供排戏用，下午放了学，即将教室打扫干净，煤炉生上火。晚饭后排戏的人来了，烟净火红，屋子里暖融融的。排戏中缺了彩绸、彩缎，角儿们和观众们向他们的媳妇们、姐妹们好说歹说借来，不行就“偷来”送到剧团来，无论如何不能让排戏的停工待料。唱戏的“角儿”更是全力以赴，不辞劳苦，背台词，加班加点，练唱腔，竭尽全力。嗓子唱哑了，买块冰糖煮上一只冬果梨，润润嗓子再练。浓厚的兴趣给他们带来无尽的内在动力，不惜为它付出艰辛的努力。
这里发生了一个看似荒唐却很认真的故事：为排戏和打狗问题在总支委员会上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官司。
排戏的主力多是机耕队的拖拉机手，他们白天干活，晚上排戏，确是够辛苦的。每晚排完戏离开学校回宿舍差不多要到零点以后，途经畜牧队羊圈总要引起一阵狗吠声，这都习以为常了。没想到这天晚上情况异常，不知什么原因，羊圈上拴着的那条恶狗，脱了链条带着几条“寓狗”，直往人身上扑，同行的三四人都遭到狗群的突然袭击，其中大块头的戏班子的主力、饰演包公的马登云被三条狗扑倒，将他身上那件新做的羊羔皮袄扯得粉碎，腿上、臂上好几处被狗咬伤。这还了得！“狗咬包公”，岂能善罢干休。一伙拖拉机手，手执连接杆等钢铁家什冲人狗群，将三条恶犬打了个半死一一人道狗命长，不易丧命，果然过了十天半月，伤狗们相继康复了。
机耕队和畜牧队的指导员都是总支委员，打官司的会上，互相攻击、问罪。机耕队一方指责畜牧队一方“没有管好狗，咬伤了人应负全部责任”；畜牧队一方抗议说机耕队领导纵容下属寻衅闹事，严重打伤护羊的狗群，侵害了国家财产，应负全部责任。”双方互不相让，吵得不可开交。后来经书记、场长们从中调解，给马登云补助了几张羊皮，其余程度不同皆有补偿。办好事出了麻烦，只有和稀泥，抹光墙，息事宁人。
梁益民全家对排戏投人极大的热情，真正是以身作则。《辕门斩子》里的八贤王是个少不了的角色，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梁益民自告奋勇，登台亮相，扮相、唱腔、道白都很地道’就是动作做不来；他只好少做多唱，把角色顶下来。
排戏正在节骨眼儿上，忽然有一天，敲边鼓的石师傅跑肚拉稀，干不成了。这敲边鼓可非比寻常，它是乐队的总指挥，一出戏里叫板起唱，节奏变换，锣鼓管弦起落，都来听它调度。这个角色一般人拿不下来，可救场如救火，没有槌皮〔敲边鼓）的，一台戏可就拉不开拴了。这般紧要关头’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上前请命：“我来试试。”他绑电绑档敲了几下，开初有点紧张，越敲越顺，一台戏立时“活”了起来。这少年不是别人，正是梁益民的长子梁爽，小名叫爽娃。排完戏，梁益民惊奇而又喜不自禁，他说：“没发现这龟孙还真行哩！”曾源笑着说：“打虎要看亲兄弟，上阵还需父子兵，这叫后生可畏！”梁益民也笑了：“我说这些日子他在家里常拿一双筷子敲盆子敲碗的，原来是私下里练的，场面上演的，这龟孙！”他骂而不怒，舐犊之情溢于言表。
六分场的业余秦剧团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开场小戏，有包括曾源小妹红红在内的五名在总场上五六年级寒假回来的女生小合唱《洪湖水浪打浪》《红色娘子军军歌》等节奏明快、旋律优美、也是当时最为流行的歌曲。曾源还以闹春耕”为主题写了一个农户小戏，然后是《辕门斩子》和《秦香莲》两本大戏隔日轮番演出。剧团演遍了红星农场所属各分场，场里来看戏的络绎不绝，热闹得很。古人云：唱戏是“高台教化黎民”。《辕门斩子》的严整军纪，顾全大局。《秦香莲》中的申张正义，除暴安良，颂扬了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念，又活跃了三年困难条件下的群众文化，颇得人心。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这次大会对统一全党认识’加强党的团结，坚决贯彻执行“调整、巩固、落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七千人大会”前后，由上而下为最近几年来主要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
关心群众生活问题，愈来愈受到各级领导的关注并付诸行动。农垦系统规定，农场职工在完成大田耕种任务之外，职工（包括与职工一起生活的直系亲属〕每人分配三分地种植粮食、蔬菜，以补充计划供应之不足，同时，每户可饲养猪、羊各一只和鸡鸭等小家禽若干，耕地归农场所有，种子和子畜由个人自费购买。这样以来，给人们带来希望，也灵活多了，职工种“自留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秋后大获丰收，绝大多数家庭不仅能吃饱肚子，而且程度不同大多有了余粮。今曾源家按四口人分得一亩二分地，种了一亩地的麦子，二分地的土豆，又养了一头猪，一只羊。播种希望，饲养未来。全家人辛勤劳动，喜在心头。种植业方面统一由场里机耕、机播，分户管理、浇水、锄草等田间管理方面，曾源功劳最大。养殖业方面曾源妈出力最多，打猪草、喂绵羊，忙得团团转。地里长的，圈里养的，都在发生变化。劳动给人们带来希望，带来欢乐：地里的麦苗在一天天长高，圈里的猪羊在一天天长大，与主人的感情也日益亲密。许如蕙给小猪娃起了个名字叫闹闹，给小羊羔起了个名字叫绵绵。主人呼唤它们的名字，小猪、小羊都要竖耳、张目，抬头仰望主人，有时双双拱开门，哼哼、咩咩向主人讨食，煞是热闹，真有不少“农家乐”的味道。
春华秋实终有报，“自留地”的回报是丰厚的：共收获小麦二百多公斤，土豆和胡萝卜等约一百公斤。全家的口粮增加了，育肥猪出肉四十多公斤。与此同时，家中添人进口，这年秋天许如蕙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这年生的孩子属虎，奶奶给他取了个小名叫“虎子”，曾源为其取名一个“明”字。
随着“八字方针”的深人贯彻执行，不可逆转地触及六分场的存续去留问题。到了秋天五谷丰登之际，上级一道命令：六分场退出“红星农场”不是退归原来的县属国营马家坪农场，而是还其“本来面目”，重为当地某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这大概也是对于1958年以来“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的一种否定。两种所有制搅和在一起多年’干部的去留，财产的分割，债权债务的清理以及某些情感上的恩恩怨怨的了结，都得有一个过程。
全分场处于停滞和重组的非常时期，地里无活干，家里事不多。当地干部、工人及其家属们不离故土，仍操旧业’只是改变一下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没有更多的想头，从总场分配来的各级各类干部，各自去向如何？人们在等待、观望之中，其处境和心态，无异于当年在部队的整编。
干部陆续调出，大部分是回总场另行分配工作。
1963年春节过后，一纸调令，曾源被调往河西农垦分局分配工作。
下乡五年，举家进城，使曾源做梦也没有想到。命运之船又一次起锚，驶向又一个未来。
曾源被调人的农垦局河西分局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乐德市。分局为省农垦局的派出机构，局领导一正二副，下设生产、机务、财务及办公室，全员不足三十人，曾源被分配到生产科。局里分了两间砖木结构的平房给曾源家居住，一间作曾源夫妇的卧室，另一间盘了一个大炕归曾源妈住，兼做厨房，桌凳、床板皆由公家提供，比在农场时居住条件好多了。
早春季节，乍暖还寒，城市正在历经三年磨难之后的复苏之中。街市上依旧冷冷清清，郊区则喜见地里的秧苗整齐、茁壮，欣欣向荣。食品依然短缺、昂贵，好在曾源家有去年在农场的“自留地”的收成垫底，存有两口袋面粉，两只火腿腊肉，两瓶精炼猪油，这在当时一般城镇居民中早已越过了温饱线。
初到乐德市的这些日子，电影院正在上映一部抗美援朝题材的新影片《英雄儿女》，场场爆满。久违了！人们希望满足物质需要，也渴望着一种精神的满足。
与往年相比’今年大大加强了干部政治学习的力度，又是在城市里的机关单位，学习比较正规。当时的学习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学习以“九评”为主体的中苏大论战文章，简称“批修”文件；二是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三是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当时雷锋同志的先进事迹同步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宣传，是在树立“革命人永远是年青”的一种新的时代精神。
这种学习应该说是充实而认真的。
人夏后，学习告一段落。分局干部纷纷下基层，深入各农场，检查、了解生产建设和职工思想情况。
今年，河西走廊上庄稼普遍长势良好，三年困难时期终于走出了头，前景看好。
5月中旬，曾源奉命前往位于玉门镇的五花农场了解该场回归农垦系统后的情况（也是“八字方针”下的产物）。这个场是2世纪5年代初期由省上兴办的一个大型国营农场。三年前，一度划归核工业部某部门作为其副食品基地，实际上由于生产落后，经营不善，该场所能提供的副食品有限，但因其背靠大树好乘凉，反而得到的各种“补助”不少。不过是从“大锅”里舀到“二锅”里罢了，今年上级决定该农场重归农垦系统。曾源这次的使命是了解交接情况，有无遗留问题，以便逐级上报求得解决，以利于生产和建设的发展。
让曾源喜出望外的是在这里遇到了一位多年来难得一见的故人杨光远。
曾源那天到达五花农场时已是下午4时左右，农场办公室门口，有场部职工十余人正在持锨引水，浇灌一片白杨树林，渠水涌流，自由漫灌，一片汪洋’几乎无处下脚。曾源问一巡渠者场领导何在？那人朝东一指那一个，看到了吗？穿白衬衣蓝裤子，扛铁锨的就是我们的杨场长。”
曾源走近目标，迎上去向他打招呼：“杨场长’您好！我有事找您。”杨场长扭过头来一看，来人并不认识，但都带着熟悉的陇佑乡音，遂问：“请问，你是？”“我是从河西分局来，向场里了解有关情况的。”曾源随之递上分局的介绍信。曾源看到许多树窝子里往外冒泡泡，称赞道这一水浇了个酒足饭饱，这片树林今年有个长劲哩！”“去年干旱缺水没浇成，今年水比较富裕，就让它们喝个够。”杨场长四十出头，国字脸，额角上已现浅浅的鱼尾纹，个头略高，听口音似乎是渭东县一带人，其面目身姿好像在哪里见过。
“听口音你好像是南安县人，请问您贵姓？我在南安县还有熟人哩。”杨光远打量曾源似乎发现了什么。
“我姓曾，叫曾源。”
“你家住在南安县的什么地方？”
“文庙街，怎么？”曾源似乎也在对方身上察觉到什么了。
“这么说来你是曾祥福的后人？”
“你是杨光远叔叔？”
两人同时认出了对方，喜不自禁。
“工作上的事，咱们明天上午谈。走，到我家去，咱们好好叙叙旧。”杨光远领着曾源来到他家。这是两间土木结构的平房：一间作宿舍，另一间作厨房兼贮藏室，门前垒了一个鸡窝——这大概是农场职工家家皆有的附属物。
室内比较零乱，但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标志着当时财富水平的“三大件”齐备，只不过上面落了不少灰尘，有些日子未擦拭了，足见主人家是个忙于公务的人家。
两人临窗而坐，面前放了一张方凳作“茶几”，一面喝茶、吸烟，一面谈话。
曾源谈了自己从参军到转业的一段经历，向杨光远介绍了家乡和亲朋故旧的有关情况。杨光远频频颔首，一起又回到那些难忘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