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源这次工作变动反差甚大：由农场重回城市机关面对的不再是狂热而虚幻的现实，而是严肃又郑重的历史。
《星火燎原》丛书的“红军时期”部分，由于工作量较小，已由总政有关部门的同志基本编纂完毕，剩下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两大块，面宽、量大，地区特色各异，因此拟按历史渊源和建军过程分别划归各大军区负责。本军区负责“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一二〇师，晋绥解放区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整个西北战场。
征文办公室共十二三人，其成员多为临时抽调或借调来的，工作很专一，分为“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两个小组，各自按编辑计划进行征稿一按事找人约稿，说具体点是向有关当事人采访并为其代笔撰写回忆录。
从红星农场借调来的四人中，曾源和谢志新分到“抗战组”其他二人分到“解放组”。
大军区毕竟是高级领导机关，对借调来人员的生活很关心，“征文办”负责同志得知曾源的妻子就在本市工作但没有家，难得有些团聚的机会，遂派专人与有关方面交涉，给了曾源一间约八平米的宿舍，虽然室内空间很小，一张半床板的床铺，一只煤炉，剩下的地方连转个身子都困难，但毕竟重新有了窝，有了一个小小的却是温馨的港湾。有此殊遇，曾源已经够满足的了。
省城距曾源的老家近在咫尺，乘火车只需4个小时左右即可到达，思亲之念每每浮在心头。然而他考虑到初到一个新单位，还没工作就请假去探亲，不好意思向领导开口，尤其是那年头，只讲大干、苦干、无私奉献，个人利益靠边站，更使曾源羞于启齿。他只好修书问安，向父母告知自己暂调军区工作之事，许诺一俟能抽出时间即告假回乡探亲。几日后，接到父亲的来信，父亲对儿子重回省城工作深感欣慰，并告知当地生产队已办起大食堂，各户社员全家老小都在食堂吃大锅饭。又说中学里常安排学生们下乡参加引洮工地劳动，“尽管你弟清娃还不满15岁，可咱家是军属，不能落在旁人后面，所以每一次都没拉下……”大概是父母考虑到儿子才从农场回到省城，为了不给儿子增加思想负担，信中只是报喜不报忧，穷困劳累，老人们自己撑着，曾源心中体谅得到，好几天心里总是酸酸的。
曾源的妻子许如蕙做梦也没有想到亲爱的丈夫会突然回到她的身边。尽管大跃进年代，早起晚睡，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从她任教的东岗小学到军区大院差不多有1公里，公交车晚上7时就收车了（大概因为司机在本单位小高炉那边还安排了任务学校里每天晚上开会差不多都是“插红旗，拨白旗”之类的高调文章，哪个人敢马虎？会议收场多在夜里1时以后。但是不管天多晚，许如蕙都是要回家的，有时候遇到好心人，在公路挡住一辆顺路车坐到盘旋路就省事多了，然而这种机会并不多，多时候要靠自己的两条腿走回家。一路上夜阑人静，灯昏月暗，寒风扑面，心中怵然。丈夫在公路的另一端焦急地等候妻子的到来，直到灯火阑珊处出现爱妻的倩影。回到家中，火炉上放着热的菜和烤得焦黄的馒头一一每天的夜餐曾源从机关食堂买来后都要放在火炉上保温，等候妻子到来两人一起吃，虽然不是亲手做的小锅饭，但能得到夫妻共餐，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况且军区食堂的饭食物美价廉，在省城里是数得着的。
也许是结婚以来，夫妻俩聚少离多，别时容易见时难，方觉得团聚弥足珍贵，鹊桥相会来之不易。久别胜新婚，少年夫妻，缱绻缠绵，甜在心头。唯有2岁的娇妻，出自母性的本能，时常思念尚在襁褓之中却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娇儿而黯然落泪，睡在她身旁的丈夫自愧无以为计，只能陪上几声叹息。何日能团聚，何处是归宿，依旧遥遥无期！
从农场借调到军区“征文办”的四人中，曾源是唯一的共产党员，虽然他尚未转正，其政治条件仍然是四人中的佼佼者，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也不亚于他人，只是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不善来事，加之人生地不熟，除了工作之外，未交下新的朋友。谢志新则正好相反：他在军区文工团呆过多年，对军区机关的情况，知之甚多，加之他深谙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之术，在新环境里善于与陌生人套近乎，又怀有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阴暗心理，来“征文办”不足一月光景，巳与周围的人厮混熟了，并得到“抗战组长”兼支部委员韩某的垂青，使曾源觉得似乎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孤立感。
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征文办”的工作人员集中学习了军史和分编范围内的重大战役、重大事件的有关资料。与此同时，抽出二三人由“征文办”领导同志亲自带领，有重点地向在本市军内外的有关当事人采访，撰写了“解放战争”中的两篇征文，几经集体讨论、修改，立为“标杆”。征稿人介绍了采访和撰写的经验，就算是为大家走出了一条路子。其中有一篇稿子是谢志新与另一位同志合作完成的，为此他有点儿自鸣得意，高人一等的味道，令别人侧目而视。曾源抱着只要你的经验对我有用，我就向你学习的态度，别的方面不计较。他不图虚名，扎实学习，把自己既有的党史、军史知识和编辑计划中的有关选题结合起来学习、思考，充实自己，决心保质保量完成领导上分配给自己的任务。
时隔不久，组织决定派遣曾源和一位原在宣传部新闻科工作的叫程继章的现役干部搭档前往北京组稿。与此同时还分别向南京和成都组派了征稿小组。事情明摆着，北京方面任务重，难度大。在新任务面前，曾源的态度是知难而进，立争上游。
曾源与妻子团聚不足一月，又一次在妻子的泪眼中离去。12月中旬的一天，曾、程二人结伴到达首都北京。此后的半年多时间内，曾源算是和现实拉开了距离，置身于往昔的战事之中。
在北京期间，曾源和程继章是以“非在编人员”而归属于总政《星火燎原》编辑部，住招待所，出介绍信，参加直属机关干部的政治学习，统一由编辑部安排照料，省去诸多麻烦。尤为难得的是沾了“总政属员”的光，有幸聆听许多将军作的“时事报告”，对当时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柏林墙”、“中印边界战争”等人们关注的敏感问题和我党我军的对策有了较深人的了解。后来还发门票让曾、程二人去农展馆参观展示1958年“大跃进”成果的展览。此外，还发过一些观看国内一流水平的文艺演出和球赛的门票。
农展会的调子很高：包括实物、照片、图表、模型等在内的“卫星”级展品，令人瞠目结舌，惊叹不已。给曾源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有两处：一处是进门迎面墙上贴的一幅巨型照片早已轰动全国的一个少女坐在亩产两万多公斤水稻的稻穗上。看到此情景，参观者谁还敢怀疑它的真实性？再看另一处是本省的“引洮工程”大规模立体模型：模型上山岭相连，沟壑纵横。燧道、渡槽、渠道、电站等未来建筑在布满山巅的璀灿电灯光下，呈现一片辉煌。据说这是花了巨额资金雇请无锡雕塑师傅们完成的。曾源作为出生在该工程直接受益地区之一的人，不禁对即将在自己故乡土地上出现的良辰美景所陶醉，根本没有怀疑在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只能又是“海市蜃楼”般的幻想，其结局只能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直到一个新的世纪开始，积改革开放蓄积的力量，综合国力大大增强，资金和技术条件都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之后，引洮工程又重上马。
曾源和程继章二人被安排在西城区的总参某招待所住了下来。春节前一段时间主要是接头，联络和研读有关资料。由于采访对象居住分散，且又远多近少，两人每天几乎近一半时间不得不在往返的公交车上度过，好在被约的首长们，尽管公务繁忙，绝大多数都算爽快地承诺下来并商定了访谈的时间。
曾源初与程继章相处，认为人家是大机关的上尉军官，自己是个刚从农场出来的“草民”，言谈举止很不自在，甚至有点自惭形秽。
相处半月左右，两人之间逐渐变得不再拘束。反正一个宿舍里再无别人，茶余饭后，刮风下雨，闲呆着聊天是唯一能解闷和打发时光的最方便形式。两人海阔天空，过去、现在、未来，国际、国内以至各自的家庭情况，个人经历等什么都谈。语言是思想交流的工具，说话投机，相见恨晚，无名的隔膜很快消除。曾源从交谈中得知原来程继章出身广西壮家的烈士子弟，其父在百色起义中壮烈牺牲，他继承了父亲遗志，上中学时冒着生命危险加人了地下党，解放后又志愿报名参军。他的这般经历加上他宽厚待人的品格，使曾源肃然起敬、钦佩有加。
程继章是个严谨、心细的人，对于曾源的心思已有所觉察，他便主动想方设法缩短这种情感距离，使两人各自扬长避短，以利于工作。他利用自己是现役军人的有利条件，将有关联络、咨询、办理交涉等出头露面的事包下来，不使曾源为难。两人一道外出办事，他多是着便衣以免使同伴产生某种“心理落差”。出于职业特点，他习惯于用采编新闻式的逻辑思维去把握、处置题材，而不善于用形象思维即文艺的笔法去描绘，对此’他早有自知之明。也许是新闻工作者的敏锐，他与曾源相处时间不长，已观察出自己的伙伴不仅对党史、军史知识面宽，而且笔下文采高于他，故而真心诚意让曾源主笔，以充分发挥其专长。曾源生性喜欢啃坚果，他从中学时解数学难题，到“审干”中“海底捞针”，再到写文章，都是知难而进。程继章的主意，正中他的下怀，乐于为它去绞尽脑汁。
时光匆匆，转眼又到年末岁首，腊尽春来之际。过了腊月二十三，按中国人的习俗，心里无不盘算着亲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连日来因出差公干或工作调动等原因滞留在招待所的军人们已纷纷回归，偌大一个招待所变得空落落的，只剩下程、曾二人“每逢佳节倍思亲”了。“身在异乡为异客”，旁的事情就不说了，唯独这除夕之夜实在耐不得寂寞！下午5时左右，两人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忽有所长夫妇。对山西籍的中年夫妻登门请程、曾二人去吃年夜饭。原来所长早已打发大师傅们回家过年去了，夫妻两人亲自下厨特意为仅有的两位客人包了饺子，烧了几个美味可口的菜肴，满满地摆了一桌子。所长端起酒杯热情地向客人敬酒、祝福之后，才偕夫人与家人团聚去了。
这是一个难忘的充满革命大家庭温暖的除夕之夜。
过完春节，兴许是为了便于工作，总政那边与有关方面协调，将曾源俩迁到前门附近总参的另一招待所。这里可是好地方：门对大栅栏，北临长安街，背靠火车站，南通永定门，交通四通八达，去总政那边请示、联系工作，坐5路车途经二三站，即可到达。更令他俩惊喜的是这家招待所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这种稀罕之物不仅在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就是在京城里也是凤毛麟角，实非平常百姓人家所能拥有，这无异是中国最早的电视机家族成员。据说限于当时的条件，发射功能有限，虽然连不到2公里以外的丰台地区也难以收看到，但比全国其他城市，京华之地有些物品问世至少要早3年。曾源心里对这先睹为快的殊遇深感欣慰。
根据征稿计划和内部分工，程继章和曾源来京采访的首要任务是约请一位曾在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将军、现任外交部副部长介绍抗战时期发生在晋西北的“反磨擦斗争”和“反蚕食斗争”两个重大题材的有关情况。
当时与罗副部长并肩战斗、任“晋西北新军总指挥”的续范亭将军是一位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爱国将领，又是一位疾恶如仇、激情满怀的革命诗人。1935年日寇进逼，华北危机之际，他曾亲赴南京呼吁抗日，目击蒋介石政府腼颜卖国，悲愤至极，竟在中山陵剖腹自杀，一时震惊全国。他在自杀前曾撰绝命诗：“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何足贵？”“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诗文义正辞严，慷慨激昂，后虽有幸获救，但因内脏重伤，终成痼疾，后一度赴延安休养。1944年写《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一封五千言书》，痛斥该阎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残害百姓之罪恶，蜚声省内外。续范亭将军积劳过度，旧病复发，医治无效，于1947年9月病逝于晋西北临县。
罗副部长曾作为与续范亭搭档的晋西北新军政治委员，两人并肩战斗多年，友情甚笃，在政治上对其产生积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1939年9月以后，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岁月里，罗副部长任八路军晋绥军区第八分区（吕梁分区）一元化领导一地委书记兼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中任第一野战军第七军政治委员。
八年抗战中，他作为八分区的主要领导人，一直在与日、伪、顽的斗争中忠实地执行了党的战略思想和一系列方针、政策，领导和团结晋西北军民取得了反分裂、反“蚕食”斗争的重大胜利。据此，曾源、程继章两人经请示罗副部长，共同完成“晋西事变”（反摩擦斗争）和“八分区反蚕食斗争”两篇抗日战争回忆录。
“晋西事变”发生在1939年12月，是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八路军和决死队的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自卫原则，进行了有力地反击，粉碎了阎锡山等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这个题材，由于矛盾错综复杂，政策和策略性很强，成稿非常艰难。曾源采取请罗副部长当面口述和借阅读有关档案资料研读相结合的办法，双管齐下，在搞清来龙去脉的基础上，进而辨明事件的真相和本质。这个过程进行了两个月，曾五易其稿，最后成稿为《十二月事变与山西新军》，得到了总政编辑部的认可，收入《星火燎原》第五集。1962年5月22日，又被《人民日报》转载。
八分区（吕梁地区）的反蚕食斗争，是一幅充满情感色彩和惊险故事的历史画卷。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正是以文学形式生动反映了这一地区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斗争的英雄壮举，故事曲折，形象生动，感人至深。《吕梁英雄传》虽然从几个侧面反映了斗争的残酷、艰险和吕梁儿女的英雄气概，但毕竟是文学作品，不足以反映当时当地抗日军民对敌斗争的全貌和深刻内涵。
八分区的反蚕食斗争，虽然是时隔十多年前的往事，罗副部长却一直念念不忘，一谈起来便能很快“人境”，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仿佛犹在眼前，无数次军民同甘共苦、相依为命的经历，使他刻骨铭心。缅怀为革命捐躯的战友和父老乡亲，不禁使他伧然泪下。他说有一次反“扫荡”中，日、伪、顽大军压境，烧、杀、围、搜，异常残酷。分区指挥部被冲散，一个老乡家，不顾可能给自家招来杀身之祸，将我掩护到他家，敌人进村搜索，情势十分危急，他不由分说，迅速揭开为他病中的老父备下的棺木，让我藏到里边，敌人进屋搜索扑了空，将他打得鼻青眼肿，总算换了我一条命。吕梁的百姓都有一颗金子一样的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