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解决“敌我矛盾”性质的“肃反”工作初步告一段落，随之原“肃反办公室“改为“审干办公室”。
“肃反”与“审干”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互相转化。两个方面，都须拿证据说话。
“审干对象”人数较多，涉及的问题面宽、线广，都须调査取证，搞清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外调”任务相当繁重，自1955年下半年至1957年底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曾源一直从事“审干”工作。
理论组有个名叫庄在农的教员，时年已是42岁，在全校教员中数他年龄最大。那个年代中国人平均寿命较短，年过四旬，已算步人老年。别看他年龄这么大，军龄尚不满四年。他在旧社会生活了三十多年，经历之复杂，不难想象。
据本人交待，他本河北保定人氏，出身于书香门第。2世纪3年代中期与胞弟庄在田同在北平某小学读书，时值日寇人侵，华北危急，平津吃紧，作为热血男儿，为救亡图存，他和弟弟双双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芦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国破山河碎，有国不能报，有家不能归，兄弟二人四处流浪。一个偶然机会，其弟庄在田与同学数人结伴’趁兵荒马乱之机投奔延安；他则随大流南下亡命，先后到了南京、武汉、桂林等地避敌、谋生，最后落脚大后方重庆。他在人生道路上颠沛流离2年，其间做过小买卖，当过小职员，做过中、小学教师，前前后后干了许多事，接触各方面的人，致使其社会关系十分复杂。解放前夕，他在重庆小龙坎开了一个小型化工厂，因经济萧条，通货膨胀，资不抵债而倒闭。解放初期他失业在家，多亏他的妻子在一家纱厂做保育工作，靠其微薄收人维持生计，供养一子一女上学。
后来他从仍在原籍的一个表妹的来位中得知：其胞弟庄在田在西北军区某部当了一名师职干部。为生活计，他千里迢迢来到大西北，找到了他的弟弟，言明真情。其弟左右为难，本想凑一些费用资助他返回重庆等待机会，听候当地政府安排，赶巧其时文化干校扩编，急需补充理化教员，经军区批准，接收庄在农人伍，分到文化干校当了一名化学教员。不久，其妻所在单位因援建西安某国营棉纱厂，调来西安，于是举家从西南迁到了西北。
庄在农的复杂历史如何定论？时间漫长，空间分布甚广，究竟有无重大问题？成为摆在文化干部“审干”工作面前的老大难。主抓“审干”工作的韩政委参加军区的一次会议时，正遇时任某师政委的庄在农的胞弟庄在田，得到的回答是我确实不清楚，全凭组织处置。”后来又向军区“审干办”做专题请示得到的回答是：“不论有无问题，都要査清，并做出相应的结论。”
这样一来，文化干校党委立马做出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全面展开，分段突破。分别向北京、南京、武汉、桂林派出调査组，先搞清其去重庆前一段历史；下一步，再查清其在重庆期间的问题。如此举动，人手又有点拨拉不开，有的调查小组分派不到二人，只好“跑单帮”，曾源便是其中之一。
曾源的任务是赴保定和北京调查庄在农的家庭状况和他离家前后到“七七事变”期间的个人情况。
这次执行外调任务，是曾源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黄土高原前往内地。一路之上，途经八百里秦川、中原大地，看不尽的大好河山，数不完的历史名城。许多过去只在教科书上、地图上知道的江河城镇，如今在他的眼里是这么直接，这么鲜活，这么生气勃勃，给他带来了莫大的欣慰和兴奋。
保定和北京两地的证明人都找到了，分别写了较为详实的旁证材料，足以证明这一段时期庄在农没有什么问题，本人交待属实。
此行最使曾源称心如意的是共和国成立6周年之后，他终于来到共和国的心脏、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的地方首都北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曾源手提公文包走出前门火车站，来到天安门广场。也许是激动难抑，时空的移位竟使他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到了北京，以至下意识地使劲踩了踩天安门广场特有的四方砖以证实是梦幻还是现实。
早春天气，乍暖还寒，西北风刮来，风头甚硬，但未刮凉此时此刻他对伟大祖国的敬意和虔诚。啊！这宏伟的天安门城楼和与之相连的无数红墙绿瓦的古建筑，这巍峨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举世闻名的天安门广场！这里就是2世纪初掀开中国历史新的一页的“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地方。作为一名人民战士，作为一名历史教员，他备感亲切、备受鼓舞。他暗自起誓：我一定要做一名无愧于伟大时代、无愧于共和国的有志青年。
曾源在前门附近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来，共在首都逗留四天。他每天持介绍信，马不停蹄地寻找证明人，同他们谈话，一门心思投人工作。
由于人生地不熟，经常要问路，问公交车。那时候首都人对外地进京人员非常热情，又很耐心。例如你向摊贩或行人打问去某地的路径，对方便对你又说又指点：过了前边的十字路口，向右拐，遇警察岗往左，穿过第七条胡同，门口有什么什么重要标志等等，都要提示，直到你早巳明白了，他还在不厌其烦地交待，生怕你走错了。曾源深受感动，心想，人家这么热情好客，到底是“天子脚下的臣民”，有教养，懂礼貌。
工作进展比预期的还要顺利。当事人于第二天下午便将写好的旁证材料送到曾源的手中，工作遂告一段落。由于直达兰州的快车卧铺票要等到明天晚上才有，曾源获得了一昼夜时间的自由支配权，他心中琢磨：难得有这么个空闲时间，应当选了目标去游览一回，饱饱眼福，也不虚此行了。去哪儿呢？京城里的名胜古迹、影剧院、大商店，多得数也数不过来，时间又这么紧迫，只能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想来想去选择了两个去处：作为一名历史教员，故宫自然非看不可；自己长这么大连只活狼也没见过，“北京动物园”是当年皇家的“万牲园”，在全国独一无二，应当去动物园长长见识。只是对去这两处观光的有关事宜不甚了解，他便来了个“马路咨询”。
曾源来到西长安街路口，正好有一位三轮车师傅将车停靠在路边候客。这位师傅看上去有四十岁上下年纪，身穿青布中式夹袄，内穿白布大褂，敞胸，光头，浓眉大眼，挺有精神。
曾源上前请教参观故宫的事。
“那可是咱们的国宝，应当去瞧瞧。”三轮车师傅抬头望了望天，旋即摇头，“今天不行了，明日赶早，您花上半天时间，也只能走马看花，还不一定能转过来哩，不过那还是值得去。”
“要么去动物园行不？”
“您甭去了，远着呐，您坐我的三轮，那么远，我也蹬不动，您也划不来，再说那些猴子、老虎有什么好看的？您去听戏好了。”
“听戏？”曾源心中纳闷，“怎么叫‘听戏’？莫非是让我去听留声机唱片？”
“您住哪儿？”
“前门附近。”
“那不得啦，‘吉祥’、‘长安’都离您住的地方不远，最近马老板、谭老板他们几位角儿都演出，不过戏票是贵一点儿。”那时候参观故宫、动物园、颐和园等门票（包括内部所有殿堂和陈列馆）只有五分钱，去观赏这两家剧团演出每场票价高达一元四角至一元六角。这在当时的普通老百姓看来的确是“贵一点儿”。
曾源一向喜欢看历史剧，况且这几位艺术家都是遐迩闻名的京剧泰斗，有幸亲眼观赏他们的演出，机会难得，不可错过。
当时首都各剧场的票价不等，一般二三流的剧团（他们若放在省一级都是第一流的），每场票价只有三四毛钱；高一等的如人民艺术剧院、中国京剧院等甲等票一张也不过七八角钱；唯独“吉祥”、“长安”两家一张票都在一元五角左右。曾源一狠心，就去大栅栏的“吉祥剧院”花一元四角买了一张票，机会还算不错，座位在前十排。
那天晚上由谭富英主演《空城计》，张君秋主演《三堂会审》，裘盛戎、李多逵等名角演出的折子戏都有上乘表演。曾源座位的“左邻右舍”有几位京城里的老戏迷、老行家，他们看戏不睁眼，而是“闭目人境”，随着板、眼、唱腔，摇头晃脑，细细品味。如果戏台上偶尔有哪一位的锣鼓家什没敲到点子上或哪一位演员的道白、唱腔有点失常，他们会立马张目视之，或与旁边的人窃窃私语，品头论足。曾源这时才明白北京人为何把“看戏”叫“听戏”，也算是增长了见第二天，曾源花了一整天，如愿以偿地游览了故宫和动物园，欣慰与疲惫兼有，自不待言。当晚，回程卧铺票也买到了，可算心想事成。
关于庄在农问题的各调査组相继返回单位，程度不同都有收获。各组成员在一起交流情况，综合分析，结论是：基本查清，部分问题情节出人较大，有几个重要证明人未找到或未来得及找，目前仍无法结案，尚需善始善终完成任务。组织决定：各组重返“战场”，务求查个水落石出，清楚明白。曾源被临时派到去武汉的一组，半月后各组陆续返回，各段历史都取得了过硬的旁证材料。庄在农的全部历史问题终于查清，尽管情况极为错综复杂，就其性质而言，仍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此案先后派出外调人员15人次，差旅馆费开支高达1万多元，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对组织负责，对同志负责，“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审干”原则和严肃认真精神。
庄在农的问题终于划上了句号。只休息了两天，曾源又受命与梁益民搭档去查证一名学员的历史问题，没想到此行却是颇费周折，趣味横生。
有个叫张保德的学员，苏北东海县（原海州）人，1947年孟良崮战役中向我军投诚人伍，表现一直不错，多次立功受奖，几年工夫，由战士升到连长，来校前被授于上尉军衔。
据本人档案记载：他当伪军前，曾任过保长，有无劣迹不得而知。保长属于够上“肃反”线的人。在旧社会，保长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一座“山”，敲诈勒索，欺压百姓本是家常便饭，从某种意义上讲：好人当不了保长，当保长的没有好人。然而据本人交待，他干的时间不长，没做过坏事。他提供的主要证明人在原籍，是他上私塾的同学，后来在县自卫队干过事。海州一带，历史上是海盗出没的地方，解放战争时期，曾经是淮海战役的战场，敌我双方你来我往，时而拉锯，时而更换主人，地方官员两面应付，有的是“白皮红心”，也有的“红皮白心”，政治面貌极其复杂，不好捉摸。张当保长一事如何定性，只能在取得可靠旁证之后。
曾源与梁益民搭档外调，一路之上谈古论今，吹牛、抬杠，自然不会寂寞。两人从徐州车站下车，换乘陇海线列车前往东海县。这一带地域偏僻，人烟稀少，只发普通列车，俗称“慢车”，的确够“慢”，从徐州到东海县相距约15公里，途经大庙、黄集、八义集、碾庄、邳县、新沂等大小18个车站，站站都要停车。列车上午9时从徐州发出，到达东海县，已是下午3时多，整整走了六个多钟头，每小时平均行进2公里，的确是“慢”到家了。
到了东海县，找一家小店住下，急忙向店家打听证明人的唯一地址一塔桥。店主是一个四十开外的厚道人，他一听说要去塔桥，立马皱起眉头说俺这里东、南、西、北、前、后、左、右共有24个塔桥，不知二位要找哪一个塔桥？这一问使梁、曾二人傻了眼，天知道是哪个塔桥？曾源心里嘀咕，这鬼地方除了叫塔桥再没名字好安了？真晦气：一怪本人提供的地址不具体；二怪自己不细心，没问明白。现在只有摸着石头过河，硬着头皮找下去。
两人花了整整两天时间，遍访二十四个塔桥中的一大半，终于找到张保德当年当过保长的西塔桥村。当地组织证明：此人当保长属实，但只干过不足三个月，未做过坏事。据说他还给新四军筹集过军粮，送过情报。他当保长的情况，刘某最清楚，那时刘给县自卫队长当卫兵，张刘二人是好朋友，交往甚密。后来刘某在一次追击我游击队时，开枪打死一名游击队员，“镇反”中被叛刑，现仍在淮北盐场劳改。
去淮北盐场的道路出乎意料地难走。盐场位于连云港东南的海滩上，是利用海潮涨落晒制海盐，条件十分艰苦。盐场地处大运河、沂河、沐河及其众多支流的人海口，全是低洼的沼泽地，下雨满滩泥，无雨也陷脚。从东海县到盐场不仅没有公交车，而且没有直达的行车道。交通工具主要是渔民家的小木船和专门用来载人的单车种特制自行车，比一般三轮车还要笨重，但很管用。
坐木船赶路并非能想坐就坐，坐上就走：顺风顺水还可以，顶风逆水就得靠船家老牛犁地似地拉拽而行。
这天下午，曾源、梁益民与另外两位素昧平生的当地干部共雇一条小船同行：其中一位是县公安局的，转业军人，三十出头，性格开朗，心直口快；另一位是盐场的，年纪稍长，性格内向，不苟言笑。四人同舟共济，一路之上，到处是飘着鱼腥味的海滩，空旷寂廖，多亏有这位乐天派的公安局干部，出洋相，耍活宝，说是论非，大大活跃了船上的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