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小露走后不久，曾源家的大女儿晶晶初中毕业，从上海来到她的父母身边。15岁的女孩儿，已出落得清秀、俊丽，身材酷似贺小露，却又比小露多了几分南国女子的纤巧与灵秀。爱女的到来，填补了自贺小露走后一个时期来情感世界中留下的空白。
1969年3月，军管撤出，“生产建设兵团”宣告成立。陕、甘、宁、青四省分别组建了农（林）建师，统归兵团领导，从此，农垦系统各单位进人了一个短暂的兵团领导时期。
兵团加强了军垦体制建设，给各师派了一批现役干部，分师、团、营、连领导，俗称“三不变（军籍、着装和薪金不变广，原“三结合的文革委员会”自然消失。曾源调任政治处副主任。
兵团领导期间，效法解放军开展的“四好连队”运动、“三诉三查教育”等活动对稳定部队，激发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
“生产建设兵团”只存在了三年多，至1973年11月下旬，兵团奉命撤销，各农（牧）场和厂、矿企业一律移交当地政府管理。农垦的轨迹重又回到军垦前的状态，只不过被深深地刻上了那个时代的年轮印记。
这一时期，虽有“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政治运动，但却似乎都是强弩之末，很难再唤起人们的激情。人们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形势在变，人心在浮动：随波逐流者有之，甘当逍遥者有之，深沉思考者当然也不乏其人。人们期盼着安定团结，渴望着安居乐业。
四团在兵团撤销后仍恢复原来的名称：东寺农场。从大面上看基本稳定，但从局部看，由于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不安定因素还时有发作，虽然是死水微澜，成不了大的气候，却也污染环境。扰乱和破坏所在单位的生产、生活秩序，成为生长在健康躯体卜的羞瘤必须动女丰太—古能维拮一古萆宕从1975年到1976年一年多的时间内，远离场的三营（三分场）接连发生数起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怪事，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人人惶恐不安。
三营发生的“怪事”，盘根错节，十分复杂。场党委派政治处副主任曾源任组长，劳资科副科长吴建光任副组长的四人工作组前往三营。工作组的另外两个成员：一个是农业技术员黄建忠，一个是原在连队当排长最近调任政治处宣传干事的天津知青魏志刚。工作组的任务是：摸清情况，伺机破案。
三营距场部约四十公里，曾源一行四人搭乘了一段便车，行程约三十公里，到达一个叫柴庄的村子，下车后步行约十公里，到达三营营部时已是下午1时多。四个人又饿又累，早该进午餐了，偏偏遇上食堂“罢饭”。
“不给上级工作组管饭，岂有此理！”说话诙谐又爽快的吴科长说，“你们稍等候，我去找他们掌柜的办理交涉。”
三营当前有四个营级干部，主持工作的是营党委书记、教导员何顺昌，其佘三人都是副职：两个副营长，一个姓许，一个姓白，副教导员正是贾成龙，何顺昌与吴建光是一起转业来的老战友，两人说话都不打官腔，直来直去。吴建光推开何顺昌办公室的门，声音先进去了：“老何，你咋就给工作组吃闭门羹？我们招谁惹谁了？”
“你别冤枉人，请进。”何顺昌听出是吴建光的声音，立即开门将吴迎进屋，沏茶、递烟，热情招待。
吴建光向何顺昌说明来意，又提到“吃饭向题”。吴顺昌叹了一口气唉！麻缠，食堂的事归贾副指导员管，别人不好说。”
吴建光知道何顺昌性子蔫，是个沉稳谨慎的人，给人的印象是有点“软”，实际上他外柔内刚，吃不准的事他不妄加评论。
工作组的工作便从解开眼前这“罢饭”之“谜”人手。
一石击起千层浪。食堂的问题还得从“石头记”说起。
三天前的一个晚上，已是子夜时分，月朗星稀，万籁俱寂，住在食堂旁边一间小屋中的女炊事员陶淑兰（兰州知青）正在熟睡之际，忽然被一声刺耳的敲击声惊醒。她原以为是做了一个恶梦，凑着窗外射进来的月光仔细查看：看到被子上落有土块，脚下被丢进来一个小南瓜大小的石头，小陶不禁毛骨悚然，吓得她彻夜未眠，直到黎明时分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为什么要在深更半夜投石？是什么人干的？
工作组对食堂及其工作人员做了较深人地调查研究。了解到该食堂为机耕队和营部共有，常年就餐者只有二十几人，食堂行政上归机耕管，营里分工由副教导员贾成龙总揽全局。
食堂工作人员有二男一女共三人，人员不多，是非不少：食堂上士庄效民，过去因贪污和作风问题受过处分，他自任本食堂上士以来，与炊事员秦天云（退体老兵）相互勾结，损公肥私，非止一日。
庄效民何以看重秦天云？用秦的话说：“我会压价，我会把秤。”一次有个农民出来卖猪肉，秦装作工商管理局干部的样子，指手画脚地吓唬卖肉的农民说你这肉是病猪肉，要经过高温高压处理才能食用，你卖这种肉是犯法的。”吓得这个农民打了很大的折扣，低价卖给他。
庄、秦二人通过贱买贵卖，短斤少两，开假发票，涂改账目等手法，营私舞弊。例如一次庄叫秦写了一张食堂向老乡买清油17.25公斤付款51.75元的假发票，庄把食堂的面粉5公斤送给秦做报酬。庄、秦二人狼狈为奸，明拿暗取，多吃多占，肆意克扣和侵吞群众利益，只有二十来个人的小食堂，被他们弄得一塌糊涂，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对此，食堂的另一名坎事员陶淑兰曾多次向庄、秦提出反对意见，还把秦欲偷回家的清油挡回来。庄、秦二人对陶恨之人骨，嫌她碍手碍脚，必欲除之而后快。
“石头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庄、秦二人理所当然的成为主要嫌疑人，然而手中没有证据，无法查实。
曾源从以前的经验中体会到：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空间环境，反过来，从时间、地点找到蛛丝马迹，作案者的便有可能在破案者的视线中出现。据此理念，曾源等工作组成员先后找食堂的三个工作人员谈了话，听取当事人的“说法”，察言观色，捕捉“第一印象”。然后兵分两路，曾、吴各带一名助手，分别找营部和机耕队有关人员开小型座谈会和个别谈话，在此基础上，召开以就餐人员为主体的群众大会发挥集体智慧，揭露矛盾，分析案情，找出疑点，终于在时间问题中发现了破绽。
按照食堂的惯例：两个炊事员除共同完成每天的午、晚两餐外，早餐轮流负责，轮到谁，谁拿食堂的钥匙，另一人不得随便人内。甩石头的这天不该秦天云值班，按规定他在下班后再无权进人食堂。可是偏偏这天晚上有人看到他从食堂方向蹑手蹑脚地走了过来，恰巧被机耕队会计老纪碰到，老纪喝问一声谁？”“是我。”狡猾的秦天云连忙转身站在地边装作撒尿的样子。老纪又问：“老秦，你咋才回去？食堂里加班了？”“没，我、我、我是来检査食堂的门锁好了没有？”
老纪再没多想，看到秦天云手里也没有拿啥东西，便转身走了。
秦天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想：多亏我刚才没下手，要不可就麻烦了。他转而又想：既然灾星躲过了，现在神不知鬼不觉是下手的绝好机会……纪会计在会上说出这出亲身经历的怪事，引来与会者纷纷责问秦天云：
“那天不该你值班，深更半夜你去食堂干啥？”
“他说他去检查食堂的门锁好了没有是信口胡诌。”
“快说，你到底去食堂搞什么鬼？”
秦天云张口结舌，走投无路，不得不坦供出往陶淑兰屋里扔石头是他干的。
会后，工作组趁热打铁，找秦天云谈话，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他说我干的坏事，我认账，但不能由我一个人背着。”曾源因势利导，说谁的问题谁负责。自己干了坏事，敢于认错是进步的表现，揭发别人的问题，是立功的表现，我们希望你主动将功折罪。”
秦天云半晌无语，最后横下一心揭发了庄效民的问题。
1975年5月春播结束后，食堂上士庄效民的妻子请假回天津探亲期间，庄效民不甘寂寞，利用工作之便，曾两次调戏陶淑兰，均被陶严辞拒绝，其中有一次被秦天云撞见。庄效民因此心怀鬼胎，企图掩盖自己的不轨，庄效民也知道秦天云手脚不干净，常常顺手牵羊将食堂的生、熟食拿回家，陶淑兰不止一次地向他反映过，引起秦天云的忌恨。庄效民便利用秦天云与陶淑兰的矛盾，进一步拉拢秦天云，孤立、陷害陶淑兰，唆使秦天云投石恐吓，企图以此将陶淑兰“挤走”。
投石头后的那天晚上，陶淑兰惶恐异常，唯恐再生不测，天明后她冷静一想：自己不能退缩、搬走，躲起来都不是办法，那样自己反倒说不清。最后她决定把在九连当班长的老同学王某叫来晚上给她作伴，并向营教导员何顺昌汇报了食堂夜晚发生的事情。庄效民、秦天云闻讯后，进一步造谣中伤，以攻为守，不仅造谣说陶淑兰“作风不好”，还给何教导员制造舆论，说陶淑兰在晚上“偷听苏修广播”，收音机是从何教导员处拿来的，等等，闹得满城风雨。
工作组找陶淑兰谈话，听取她的意见，核实有关情况。陶淑兰起先谈了食堂的情况和甩石头的前前后后，头脑冷静，态度从容，后来说到上士庄效民调戏她，向她提出卑鄙要求时禁不住伤心落泪。曾源等安慰她，鼓励她有何冤情说出来，工作组、场党委为你撑腰做主，陶淑兰伤心至极，泪水潸潸，抽泣不止。
曾源觉得这其中必有隐情，他和吴建光交换了一下眼神，谈话就此打住了。
当晚，工作组找庄效民谈话，让他交待问题。庄效民感到工组是有备而来，如不交待一些问题，躲不过去。经济方面的问题他多数都承认了，对调戏陶淑兰一事矢口否认，只承认说过一些开玩笑的话，同时一再赌咒发誓甩石头的事与他无干。
此事只好暂时搁置起来。
第二天1时多，工作组成员正在住地分析案情，研究如何使工作再深人一步之际，忽然间，通讯员小胡急匆匆推门而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曾一一主任，吴科长——决、快，邢旺有……把……在~一何教导员屋子里……用斧头……砍掉了手指头……”
工作组成员大吃一惊，不知如何是好。
曾源挺身而出：“吴科长，你们继续开会，我去看看再说。”他拉开门直奔现场而去。
曾源来到何顺昌的办公室兼宿舍一看，九连战士、天津知青邢旺有躺在何顺昌的单人床上，右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送到嘴边吸着，左手两指血肉模糊，不停地滴血，落在白布床单上，十分显眼，地上丢弃有两节带血的指头。
何教导员站在写字台前，紧锁眉头，一言不发。
门外围满了窥探动静的人群。
曾源轻声问何顺昌：“怎么回事？”
何顺昌正欲说话，床上传来邢旺有的声音：“为什么扣我的工资？”他猛吸了一口烟，咬牙切齿地说：“你们家里有没有儿女，有没有姐妹，为什么这样欺负人？”
曾源此时清醒地认识到，在目前的环境和气氛下，争论是非曲直，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弄不好还会使事件进一步恶化，结果不堪设想。必须尽快地将伤者送去就医，使双方脱离接触，冷静下来再作商议。
曾源劝邢旺有去医务室包扎、止血，有什么事好说好商量。
“不去，不给我个明白我就不走，反正我们知青的命不值钱。”邢旺有摆出一副誓不罢休的架势。
“从革命的人道主义出发，我们不能看到你流血。有理不怕后讲，你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天大的事工作组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曾源劝道。
唔唔唔，邢旺有号啕大哭起来。
曾源和通讯员小胡搀扶着邢旺有到医务室包扎止血。他逐渐平静下来。
曾源吩咐医务室负责人老葛马上送伤员到地区医院或当地陆军医院，并要求带上断指，尽量争取再植成功。
打发邢旺有去医院治疗，曾源经与何顺昌商定立马派人到县公安局报案，澄清是非，以防事态进一步向更坏处发展。
前往县公安局报案的保卫干事乘坐的大卡车刚刚离场，忽有数十名知青到营部来闹事。贾成龙副教导员和白副营长借故离开现场，没有走掉的许副营长被知青们围住争吵不休。领头的一名姓赵的知青问许副营长：“谁派保卫干事到公安局报警，人还在流血，你们还有没有一点同情心？”
曾源站出来说话人是我派的，有什么不对？邢旺有在何教导员宿舍被砍掉手指，谁能证明是他伤还是自伤？我们场里没有取证的科学手段’我派人到公安局请人家来破案，是负责任的表现，你们谁还能拿出更好的办法来。”
闹事的知青们被曾源的几句话镇住了。带头发难的姓赵的知青也打起退堂鼓，他怕弄不好招来“秋后算账”，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好汉不吃眼前亏，还不如一走了之。
围攻许副营长的人群逐渐散去。
当晚工作组与营里干部商定在邢旺有住院期间，此事暂不做处理。
工作组并未因此而掉以轻心，而是采取了“内紧外松”的策略，下决心摸清邢旺有问题的深层原因。据此，工作组同志一分为二：吴建光带农业技术员黄建忠以检查、指导生产为名，在邢旺有所在连队向各层面人员中了解邢旺有的有关情况；曾源带魏志刚跑医院做邢旺有的思想工作，了解其被扣工资的实情，特别是尽力搞清邢在何教导员处提出的质问：“你们有没有儿女，有没有姐妹？为什么这样欺负人？”究竟是什么意思？指的是什么人？
三日后，两个小组碰头，互通情报。经过综合分析，逐渐理出一些眉目来一一邢旺有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他父亲原在一家国营机械厂当工人，后来患了肺痨，长期在家养病。四个孩子年幼，全靠母亲为他人洗衣、缝补、做“娘姨”（保姆）维持家中贫困的生活。邢旺有是老大，由于交不起学费，初中一年级没上完就綴学离校，跟上一帮小流氓打群架，制造恶作剧，扰乱社会治安。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抽烟、撒泼，充“硬汉”。他曾与同伙打赌：将一块烧红的炭火放在大腿软肉上，烧得肌肉吱吱作响，他不哭不叫，只是一口接一口地猛吸烟。
邢旺有报名支边来到河西农垦初期，也曾痛下决心好好干，也确实有勤快、积极的表现，后来由于怕苦怕累，遇到一些事情不顺心，于是旧病复发，无故旷工，打架斗殴之事时有发生，以致破罐子破摔，丧失进取心和自信心。
工作组在向群众调查中也有人替邢旺有鸣不平。说邢旺有这不好那不好，可他是个孝子，尽管我们这些初中生每月工资只有26元〔高中生28元），他能省吃俭用，每月给他老娘寄去1元钱。还有人用同情的口吻说倒霉的事都让他摊上了，开拖拉机没他的份，上大学、上中专没人选他，因打饭时与女坎事员吵架被扣发半月工资。好不容易谈了个对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甩了他回天津不来了。”人活到这个份上，没指望了，没奔头了。
有了这些信息，曾源对做好邢旺有的思想工作增强了信心。他下决心用平等、坦诚之心去撞击灵魂被扭曲者的心扉。他重返医院找邢旺有谈话说小邢，我们知道你是个孝子，你爱你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古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现在这个样子，让你的父母知道了心里多难受啊！”
只几句话，使邢旺有热泪盈眶，连声说：“我后悔、我混蛋、我不是人……”
曾源安慰他说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既然已经干了不该干的事，就应当面对现实向前看，积极配合医护人员治好伤，重新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