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师常委与曾、肖的“对话纪要”已传到李士奎等人手中，对曾、肖的组织处理没有匆忙执行。曾源和肖玉玲仍在原单位上班，只不过曾源的家已奉命迁居地窝子。
地窝子犹如原始人类穴居之地：远看像坟墓，近瞧似帐篷，进门先下梯，烟筒贴地皮。
从场部南行，跨越甘新公路，再过桥到干渠之南，是一片帐篷群，驻扎了二、三连和工程团水利工程队等单位近千口人。大白天，除了炊事员、饲养员和病号等留家外，其余或去农田，或下工地，偌大一座“营盘”，非常清静。到了日暮黄昏，炊烟四起，灯火闪烁，嘈杂喧嚣的说话声显露着不同的乡音：舌尖上吐字的青岛话，鼻音颇重的济南话，嘛来嘛去的天津话，还有带着白兰瓜味的兰州话，一时间呼朋喊友，吆吆喝喝，煞是热闹，犹如夜市一般。
地窝子怕大风，特别是怕每年三四月间骤然而起的沙尘暴，大白天刮得人晕头转向，摸不到家。有时候塌墙掀顶，“室”内沙尘弥漫，堵鼻子塞嘴，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若是无月之夜刮起沙尘暴，更使下夜班归来的人们举步维艰，手电筒不管用，全靠感觉触摸，找不到“房”，摸不着“门”，是常有的事。行人误上房顶，牲畜跳塌“屋檐”之事，时有发生。
这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们的居室，上至团长，下至普通知青，各自在这里点起小油灯，谱写着自己的“陋室铭”。
曾源家被安置在靠近干渠南侧的一处地窝子里，一道隔墙分出里外两间：外间作厨房，里间作卧室，也算是一套单元住房，只是没有“卫生间”。
这些地窝子都是基建工程队统一构筑的，每家都给盘了一个火炕。
从团部到地窝子距离约一公里，但毕竟是搬家，没有运输工具不行。曾源登门求助，请三连驭手—位人称“陆把式”的当地老职工帮忙。陆师傅倒是一位乐于助人的爽快人，当即答应下来，利用下午卸车前的空隙时间，将曾源家的包括被褥铺盖，锅、碗、瓢、盆，坛坛罐罐，连同三个小孩一卡车拉到了新家。
孩子们换了生存空间，又陌生又惊奇，跑出跑进，爬上爬下，开心极了。曾源夫妇相视苦笑。
曾源一家迁入新居的头两天，倒也平安无事，第三天晚上却差点儿断送了全家五口人的性命。
这天晚上的后半夜，风向乱转，不知什么时候，带火炕的煤炉发生倒灌风，煤烟回流，从炉膛冒出，一氧化炭毒气四处弥漫，一家大小都在熟睡之中。总算曾源一家人命不该绝，神差鬼使般，四岁半的大儿子被尿憋醒了，黑麻咕咚溜下炕欲找尿盆撒尿，忽觉头重脚轻，猛地栽倒在地，孩子哇地一声，哭叫不迭。曾源和许如蕙相继被惊醒，曾源顿感头疼欲裂，闻到屋子里有异味，他下意识地喊了一声：“煤气中毒，快起来！”他连滚带爬下了炕，顾不得三九季节的严寒，将门窗全部打开，让冷热空气急速对流。煤气浓度逐渐减弱，孩子们相继醒过来了，妈妈匆匆点燃油灯，给三个孩子穿好衣服，这时候才发现也许是各人接受煤气的方位、程度不同和身体素质上的差异，许如蕙和小儿子中毒较轻，曾源和大儿子中毒较重，最严重的要数体弱多病的小女儿。好在通风快，抢救及时，才得转危为安。
作为“亡羊补牢”，第二天早起，曾源去保养间请来一位善于修理炉灶和烟道的老钳工王师傅，花了两个多小时，又挖又补，修了试，试了又修，反复整修，终于使炉膛吸力猛增，烟道畅通，消除隐患。
曾源和许如蕙每天都要去团部上班，家中牵肠挂肚最放心不下的是三个幼小的孩子无人照看。那时大儿子不满五岁，小儿子不满三岁，小女儿只有一岁半。奶奶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团里既无幼儿园又无托儿所，无奈之下曾源夫妇将两个儿子送到城里的一家幼儿园。每人每月人园费虽说只有2元，不算太贵，却几乎占去了许如蕙每月的全部工资收入，将开始蹒跚学步的小女儿交陆把式的老母代为照料，报酬一个不要。曾源夫妇过意不去，每月还是给陆大妈1元钱。
两个儿子送到城里的幼儿园，不像人家城里的孩子’白天送来，晚上接走，曾源家的小哥俩只能是“全托”，长期“住园”。一家人分两地，孩子想妈妈，父母想孩子，这感情上的失落最是揪心难忍。送城里幼儿园将近两个月的样子，有一天曾源去城里办事，返回时顺便将两个孩子接回家中。当妈妈的两个月未见到自己仍在童稚中的亲骨肉，一时间两个娇儿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使她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将孩子揽在自己的怀里，热泪滴洒在孩子们白嫩的脸上。没想到正当许如蕙母子沉浸在暖融融的人间亲情之中时，忽然小儿子奶声奶气地说罗阿姨，我要喝水。”时隔两月，这孩子已经把幼儿园的阿姨和自己的妈妈分不清了。许如蕙先是一怔，继而泪流满面孩子，我是你妈，是妈妈呀！”小儿子扑楞着一双大眼睛，搂住妈妈的脖子，哭喊着：“妈妈，妈妈。”由于亲情难舍，加之经济上不堪重负，曾源家的两个孩子再未送往城里的幼儿园。事已至，此，安顿孩子的事总得另想个办法。出了地窝子的门，不远处就是东来西往，汽车频频开过的甘新公路和急流滚滚的大干渠，过往行人无不倍加小心，这般幼小年纪的孩子在这一带玩耍，实无安全可言，落水、撞车之事常有发生。
为了避免发生不幸，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每天要去上班之前，许如蕙便给每个孩子一颗水果糖，一小酒杯花生米以示安抚。因为大儿子担负照料弟弟、妹妹的责任，每次多给他发给二三粒花生米，以资鼓励。大人告诉孩子们：好好在家玩，过一会儿爸爸妈妈就回来了。孩子们尚无明确的时间概念，一个个点头应诺，可是每当房门上锁，孩子们便哭成一团，曾源夫妇先是心里酸酸的，很快投入工作后，便忘记了家中的后顾之忧。
可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那天炉火不畅，做午饭延误了时间，匆匆吃完饭已经到了下午上班的时间，忙中出错，忘了锁门’三个孩子一下午都在干渠边上玩。外面的世界比屋子里精彩多了，孩子们玩得很开心。大儿子一向不大安分守己，他看到大人们用栓了一段绳子的铁桶站在两根木橡搭就的便桥上从干渠里汲水，觉得挺好玩，他急忙到家里找来一只罐头盒，拴上一节细麻绳，站在简易便桥上，将小铁桶抛人干渠汲水，一面扭过头来向观阵的弟弟、妹妹骄傲地示意。一时站立不稳，失去平衡，突然跌人干渠的急流中。弟弟、妹妹立时尖厉地哭叫起来，赶巧周克明有急事从便桥上走过来，看到这般情景，二话没说，也顾不得脱掉衣裤，立马跳进干渠，将曾源的大儿子明明拦腰抱起，走向大桥头，经渠边行人的协助终于爬上岸，转危为安。孩子已经呛了几口水，若非抢救及时，只怕是性命难保了。
曾源夫妇闻讯赶来，谢过救命之恩，双双脱掉棉衣包住孩子。许如蕙抱着落水得救的孩子，曾源手抱一对小儿女，悲悲怆怆地向自家地窝子走去。
居住条件如此，饮食方面也是令人心寒。有两件事令曾源夫妇难以忘怀：一件是吃肉反胃。那时候场里给每口人一个月配给一两油，还不够蒸馍时抹笼屉。吃肉更是稀罕事，平日里只见猪崽儿跑，不闻荤腥味，人们馋肉吃由来已久了，于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想方设法弄点肉吃。
这天适逢大礼拜〔每半月休息之日），曾源进城从老大哥章希贤处要了一斤面额的肉票，转身去城里唯一凭票买肉的地方一一鼓楼什字的一个“肉食门市部”，排了三个多小时的长队，肉票和买肉的钱在手里都攥出了汗，好不容易排到跟前，挺着笑脸请求割肉的人师傅，给割点肥一些的。”那人抬头瞥了曾源一眼，冷冷地甩出一句话：“嫌瘦了往后站。”结果曾源买回家的是一条皮包骨头的瘦猪肉。当晚做了一顿向往巳久的肉面片，由于肉太瘦，没油水，又无大料生姜和酱油压腥提味，画到碗里，只有腥气，毫无香味。孩子们一个个恶心、呕吐，这顿肉面片反而不如平常便饭好吃。曾源不可名状地长叹一声，自甘晦气。
另一件事是小儿不识白馒头。那时候农场的口粮不能自给，大部分依靠“外援”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玉米作后盾，口粮中粗粮比例占到7以上，各家各户配给的细粮多留着偶尔做几次汤面片，日常的主食供应全是金黄色的包谷面，不是窝窝头就是发糕。曾源的小儿子昌昌从小就有个怪脾气：没见过的东西不吃。那天是什么节，食堂给每户人家供应两斤白面，曾源夫妇费尽力气蒸了一笼小馒头，给孩子们改善改善。大儿子明明和小女儿晴晴将馒头拿在手中翻来覆去地看，又送到鼻子底下闻了又闻，舍不得吃，小儿子昌昌将一只小馒头拿在手里端详了一会儿，又放回筐子里，一副疑惑相，摇头不语。一望而知：往日吃的是黄的，这个白家伙能吃吗？
曾源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晚写了一首打油诗，聊以自嘲：
家居地窝干渠边，锁了儿去上班。
小儿不识白馒头，只把窝头当美餐。
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实在不堪回首：衣、食、住、行，无不举步维艰，只能算做在温饱线上挣扎罢了。
就居住“待遇”而言，“人不如畜”。上面给农场立了个规矩：修猪圈，盖马棚，是“生产性开支”，可以列人“基建计划”，请求上级拔款修建；修职工宿舍属于“非生产性开支”，列不进“基建计划”。资金无来源，于是便穷凑合，低标准，“瓜菜代”，地窝子便是这种指令下的产物，美其名曰：“因陋就简”，“勤俭办场”。
不过也有牲畜给人让圈的时候。新团长到来之前，李士奎召集了一次常委扩大会，专题研究新团长的住宅安排问题，前提是：既要离团部近，又不能让新团长住地窝子。讨论来讨论去，莫衷一是。后来有人提意，将三连的一处三间大马棚腾出来，派工、投料，白粉刷墙，青砖铺地，再把门窗收拾一下，不就行了。应急措施算是解决了燃眉之急。
数日后，昔日的马棚变成了新任团长的“官邸”。
新来的团长姓卜，名本礼，辽宁人，四十出头年纪，中等身材，四方脸，宽肩厚背。为人机敏，伶牙俐齿，颇富辩才，认定了的事敢说敢干。他参加过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转业前任济南军区某部副团长，近期执行“工作队”任务，在山东某地搞社教。后来文化大革命兴起’他们一批干部奉命撤出转业到河西军垦。同他一起分配到本团任营、连干部的还有十多人。
对千当前方兴未艾的文化大革命，卜本礼感到茫然，正如那个时候的一句流行话：“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后来从大字报、传单和人们的议论中逐渐获知了较多的信息，但还是吃不透，拎不清，无所适从。到了四团，他没有匆忙介人这里的文化大革命，花了一周的时间，观察、思考。
插起招兵旗’必有吃粮人。不长时间，依附者、投靠者，或明或暗地找上门来，愿在卜团长帐下效力。如此一来，必然鱼龙混杂，抱有各种动机的都有，为后期工作埋下了隐患。
卜本礼的信息、情报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与他同来的济南军区转干们的观感；二是团机关两大对立派前“机关文革小组”和政治处“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小组”之间的主要分歧；三是不属于上述两派的“第三势力”的观点。他纵横比较，权衡利弊，决定采取不偏不倚的中间路线。“排斥两头，依靠中间”，按此思路，对本团原来的两位主要领导人李士奎和杨光远，他主张一起疏远，同时，依靠济南转干和本团“第三势力”，组建自己的力量，伺机而动。
正在此时，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鼓舞下，掀起了新的革命浪潮，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元月23日，由团机关“红卫战斗队”，保养间“桿卫真理战斗队”和面粉厂等几个单位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组成“捍卫真理联合总部”，接着服务行业的革命群众联合起来组成了“红色财贸联合总部”。值得注意的是，原来受“桿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小组”影响比较深的二连和九连等单位的部分群众组织和个人，也“杀”出来一批“叛逆者”向旧的营垒开火。广大群众纷纷觉醒，联合起来，组成“红色革命联合司令部”，其中虽然有一部分成员受“桿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小组”的影响较深，有着一定程度的派性和偏见，但是大多数群众还是能以大局为重。
元月末尾，“红色革命联合司令部”与“红色财贸”实现联合，组成“红色革命总司令部简称“红司”），推举新来的团长卜本礼任“总司令”。在他的指挥下，于元月31曰晚，缴公章，贴封条，一举夺了四团党委的党、政、财、文大权，罢了李士奎和杨光远的官，并发布“一号通令”，号令全团一切听命于“红司”。次日上午，“桿卫真理联合总部”表态支持“131夺权”，支持革命领导干部卜本礼同志站出来带领全团群众，并宣布“捍卫真理联合总部”集体加人“红司”。
曾源和肖玉玲作为“捍卫真理联合总部”的一员，自然也加入“红司”。然而这种格局下并未改变他俩的命运，新的矛盾和斗争使他们受到更大的打击。
“红司”发动“131夺权”，罢了李士奎和杨光远的官不久，又罢了左德恒的官，使他们失去了公开压制民主、镇压群众的指挥权，进而放手发动群众，召开各种会议，揭发、批判了李、杨、左等人和旧党委的其他问题，揭发、批判了他们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群众长了气，撑了腰，按当时的是非标准和价值观，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
“红司”在掌权期间，曾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组织全团职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全团范围内建立与健全有线广播；批准机关各科室和连队公费订阅党报、党刊〔1966年5月文革初起之际，李士奎曾下令取消原准公费订阅报刊的规定在春耕来临之际，“红司”还根据中共中央《给全国贫下中农和农村干部的信》的精神，开展“抓革命，促生产”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客观地说，这些成绩是应当肯定的，但由于大联合缺乏坚定正确的政治思想基础，导致“红司”掌权后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夺权后，一些投机分子窃取了“秘书长”等职位。有的是喊着极“左”口号的“政治扒手”，有的是曾经效力于“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小组”被称做“变色龙”式的人物，有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急先锋”。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吹捧“总司令”，窃取权位，狐假虎威，“唯我独尊”，在群众中影响很坏。包括“捍卫真理联合总部”的一些成员在内的同志，从爱护出发向卜本礼司令建议不要忽视纯洁内部的工作，卜表示“红司”要进行“开门整风”，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施，引起许多关心“红司”建设的人们的强烈不满。
3月5日，“捍卫真理联合总部”散发了一份题为《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革命大联合，决不要这个大杂烩》的传单。措辞严厉，切中要害，指名道姓要求将一些人清除出“红司”，随之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这种形势给了被罢免者以可趁之机，已被“红司”罢免的李士奎、左德恒煽惑群众，一面破坏卜本礼的威信，一面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捍卫真理联合总部”，继续打击“曾、肖之流”。他们采取各种手法，故意把水搅浑，达到利用和分裂“红司”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