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于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日在范阳开始反唐，到十二月十二日攻陷东翻洛阳，这样迅速的取得胜利，自然使安禄山感到春风得意。于是，他于第二年正月初一，就改元称帝，踢出了要取唐而代之的本来面目。尽管在其所到之处，也曾遭到广大军民的激烈反抗，使其陷于危机之中，但由于玄宗政权极其腐敛，军队不堪一击，故而使安禄山的处境很快转危为安。总而言之，玄宗政权的腐败，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又经常作出错误的决策．给安禄山提供了可乘之机。这就是安禄山叛乱得向不断发展的蔺提条件。唐军溃退，封常清、高仙芝被杀。
封常清与高仙芝早有交往，最后两人同时被杀，共为冤魂，是玄宗政权腐败的重要事例。由于玄宗的昏庸，不了解实际情况，作出错误的决策，致使能征善战的将军身首异处。由此可见，玄宗政权必然是面临末日，难以继续下去了。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其外祖父因犯罪流放到安西，他随外祖读书，成绩甚好。他看都知兵马使高仙芝很有才，遂要求为其侍从。由于作战有功不断升迁，到天宝十一载，他就是安西四镇节度使了。安禄山叛乱后，封常清回到长安，玄宗问他平叛之策，因他对安禄山蓄谋已久、早有叛乱的准备估计不足，故而发出豪言壮语，主动请缨，出师平叛。不料，武牢失败，洛阳陷落，使他羞愧万分。在他收拾余众，退到陕州的时候，他就清楚地认识到安禄山叛乱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封常清到达陕州时，陕郡太守窦廷芝已经弃城而逃往河东，吏民也纷纷四处逃散，这种凄凉的气氛，更加重了他失败而悲愤的心情。他根据自己与叛军作战的体会，对驻守在陕州的高仙芝说出了心里话。他说：“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高仙芝接受了这个建议，同意撤兵潼关。
高仙芝，高丽人。他初从军河西，因其勇敢善战，甚受重视，到开元末年。他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后因对吐蕃作战有功，到天宝六载十二月升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安禄山叛乱后，玄宗任命荣王李碗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军东征。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初，高仙芝和监军边令诚到达陕州封常清从洛阳战败撤军到陕州后，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认为临时招募起来，未经严格训练的军队难以抵抗叛军的进攻，所以，和高仙芝共同退守潼关。他们撤退回时，由于叛军跟踪而至，唐军混乱不堪，溃不成军，士马自相践踏。死伤甚多。这样的军队，显然不堪一击。由此看来，封常清和高仙芝退守潼关的主张，是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的。
随高仙芝东进的监军边令诚，本来不懂军事，但他对高仙芝的军事行动却常常横加干涉。其实，早在高仙芝对吐蕃的属国小勃律作战时，边令诚就在高仙芝军中，高仙芝出奇胜敌，边令诚畏缩不前。由于高仙芝大获全胜，边令诚才不得不承认高仙芝作战有功。这时，他看到高仙芝从陕州直退潼关，大为不满，遂上奏玄宗，盛加高仙芝之罪过。
边令城上奏玄宗道：封常清夸大叛军的声威，恐吓士众，高仙芝弃地数百里，又盗减兵士粮饷及皇帝赐物。玄宗轻信边令城，怒不可遏，遂派边令诚立斩高仙芝与封常清。本来，封常清战败后，三次派人上表陈述与叛军交战的实际情况，希望玄宗能够知道前方的战况，但玄宗根本不见封常清的使者。封常清无可奈何，只得亲自前往长安，求见玄宗。不料，到了渭南，就得到了他被削去官爵，令其到高仙芝军中以普通军士身份戴罪立功的消息。当然，他只能再回到潼关。
边令诚到了潼关，当众宣布了玄宗旨意：封常清自知必死，遂将已经拟好的一个上表托边令诚上呈玄宗。其表文的内容是：“臣自城陷已来，前后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对。臣之此来，非求苟活，实欲陈社稷之计，破虎狼之谋”也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说明双方力量的对比他说：“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我即使挺身而出．血染月疆场，又怕助长敌人的气焰，挫伤王师的锐气。既然战败，罪有应得。最后又说：“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封常清被杀，陈尸于粗席之。
高仙芝自外回来，看到封常清已死，悲惨万分，同时，也感到自己的命运不可挽回，所以，他自动走到封常清就刑之处，然后当众表白道：“我退，罪也，死不辞，然以我减截兵粮及赐物等，则诬我也”接着，他就对边令诚说：“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岂不知乎！”面对这种义正辞严的斥责，边令城当然不敢正面答话。最后，高仙芝对其心爱的士兵们大呼道：“我于京中召儿郎辈，虽得少许物，方与君辈破贼，然后取高官重赏。不谓贼势凭陵，引军至此，亦欲固守渔关故也。我若实有此，君辈即言实；我若实无之，君辈当言枉”平时，高仙芝爱护士兵，士兵敬重高仙芝，兵将之间情意深厚。这时，看到高仙芝面临利场，无不悲愤交加，遂不约而同的齐声呼口：“枉”尽管如此，这位刚惶自用的宦官还是使高仙芝身首异处了。
事实证明，封常清、高仙芝确实是无辜的冤死者。指责他“减截兵粮”完全是无中生有。例如，高仙芝驻守陕州时，陕州境内的太原仓存有大量钱绢，高仙芝并没有私自取用。在其临撤退时，为了使这些钱绢免落叛军之手，遂将这些钱绢分给将士，剩余部分完全焚毁。这说明高仙芝决不是见利忘义之徒。在他临刑前众士兵齐声呼“枉”，正是众士兵公开证明他没有“减截兵粮及赐物”。不言而喻，两位能征善战，又受士兵拥护的将军被冤枉而死，又是玄宗政权极其腐败的铁证。封常清、高仙芝是在前线直接抵抗叛军西进的将领，玄宗杀了他们，众士兵痛感失去敬爱的统帅而无所适从；而安禄山则快感玄宗为他们除去了前进道路土的障碍。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举措，助长了叛军的嚣张气焰，削弱了唐军抗敌的士气。为叛军攻克潼关，直捣长安创造了有利条件。得民心者兴，失民心者亡。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玄宗政权就是因为腐败而失去民心，最后退出历史舞台的。
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
封常清、高仙芝放弃陕州，退守潼关。安禄山立即派其将崔乾佑进驻陕州。在唐军不断溃退的形势下，临汝、弘农、济阴、嵩阳、云中（今山西大同）等地都先后降于安禄山。接连不断的胜利，使安禄山更加得意忘形。本来，他还想亲自率军进攻潼关，已经兵行至新安，由于颜杲卿、颜真卿在河北反抗叛军的声势越来越大，他才义回到洛阳。
安禄山叛乱的目的，不只是要取得洛阳，而是要改朝换代，取唐而代之。所以，他很快就要建国称帝了。至德兀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封其子安庆绪为晋王、安庆和为郑王，以达奚均为侍中，张通儒为中书令，高尚、严庄为中书侍郎。俨然像是一个******的规模。
叛军攻陷潼关
封常清、高仙芝被杀以后，潼关必须另有重要将领率军把守。这时，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正在长安家中养病。因其战功卓著，素有威名，而且和安禄山积怨甚深，故而玄宗召见他，要他出镇潼关。哥舒翰以病为由，一再推辞，玄宗不允。遂被任命为兵马副元帅，率领各部军队以及高仙芝旧部，共20万人，驻守潼关。
哥舒翰，系突骑施酋长哥舒部落的后裔，父名道元，为安西都护将军、赤水军使，世居安西。他家富于财，好侠义，喜饮酒。他在长安遭到长安尉的歧视，愤然至河西谋出路，后为节度使王忠嗣衙将。他好读《左氏春秋传》、《汉书》，学识渊博，而且还疏财重气受人敬仰。由于其对吐蕃作战有功，天宝六载被任命为陇右节度使，天宝十二载又加河西节度使。
至德元年正月初十，玄宗为了鼓励哥舒翰为其卖命，又加其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月十一日，安禄山命其子安庆绪进攻嵩关，结果被哥舒翰打退。
在叛军的进攻稍有缓和的时候，唐朝廷内部的矛盾又很快激化了。本来，杨国忠专横跋扈，有很多人对他十分不满，再加上安禄山以杨国忠为名进行叛乱，更使很多人对杨国忠恨之入骨。因此，王思礼暗中劝哥舒翰道：“禄山阻兵，以诛杨国忠为各，公若留兵三万守关，悉以精锐回诛国忠。此汉挫七国之计也，公以为何如？”哥舒翰内心同意，但未敢明确表态。王思礼又要求允许他以30个骑兵把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杀死。哥舒翰反对道：如果这样，就是哥舒翰造反，而不是安禄山造反了。
哥舒翰虽然没对杨国忠采取措施，但已经走漏了消息，杨国忠自感面临危机，遂向玄宗奏道：根据兵法，“安不忘危”嵩在潼关虽有哥舒翰的强大驻军，如果没有后备力量，“万一不利，京师得无恐乎！请选监牧小儿三千训练于苑中”显然，这是为了人身周围的安全。玄宗同意这个主张。杨国忠因身领剑南节度使，故以剑南军将李福、刘光庭共同负责训练监牧小儿。另外，杨国忠又奏请玄宗批准，临时召葬1万上卒，屯于愉上，由其亲信杜乾运统帅。
杨国忠的公开举动，必然引起哥舒翰的注意。因为他名为抵御叛军，实际上是为了对付哥舒翰。哥舒翰请求玄宗同意，潇上的杜乾运部由他统一指挥。这样，实际上又架空了杨国忠。但哥舒翰还不放心，遂以议论军事为由，召杜乾运到潼关，将其斩首。这样一来，杨国忠与哥舒翰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本来，哥舒翰是在养病期间被迫走上前线的，这时，由于杨国忠的猜疑，使他更加忧心忡忡，病情日益严重。于是，他把军务大事全部委托行军司马田良丘主持。田良丘优柔寡断，缺乏统率全军之才能，又把步兵、骑兵分开，使王思礼负责骑兵、李承光负责步兵，王思礼与李承光又互争高下，难以统一指挥，再者，哥舒翰用兵严而对士卒体恤不够。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着军队战斗力的发挥。
至德元年六月，安禄山在陕州的将领崔乾佑，故意制造假象，迷惑唐军。表面看来，崔乾佑兵不足4000，而且还都是瘦弱无力的士卒，好像根本不堪一击，玄宗知道这些情况，认为是打击叛军的好机会，遂命哥舒翰东进，收复陕州、洛阳。哥舒翰持不同意见奏道：“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羸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在坚守。况贼残虐失众，兵势日暨．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务速！今诸道征兵尚多未集，且请待之。”同时，郭子仪、李光弼也同样认为：“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关大军，唯应固守以蔽之，不可轻出”根据实际情况，哥舒翰、李光弼、郭子仪等人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潼关唐军是临时凑集起来的军队，而且还有王思礼、李承光等内部的步调不一，战斗力必然不强。反之，叛军明显的是用诱骗之计促使唐军出击，然后动用埋伏的力量，突然袭击，消灭唐军。显而易见，固守潼关，必然使叛军的阴谋难以得逞。
事与愿违，哥舒翰的主张根本不能实现。因为杨国忠惑疑哥舒翰有意与他作对，遂鼓动玄宗说：在叛军力量薄弱．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哥舒翰逗留不前，将要失去战机。玄宗相信了杨国忠，接连不断派遣宦官督促哥舒翰进兵。哥舒翰无可奈何，抚胸痛哭，于六月初四，带兵出关。
六月初七，唐军与崔乾佑叛军在灵宝西原相遇。崔乾佑据险防守，南靠山，北近黄河，中间隘道70里。六月初八，双方展开会战。崔乾佑埋伏重兵于险要之地，哥舒翰与田良丘在黄河中乘船观察敌情，看到的崔乾佑兵为数不多，遂督促诸军继续前进。王思礼等率5万精兵居前，庞忠等领兵十万继之于后，哥舒翰派兵3万了黄河北岸土山上鸣鼓以助军威。面对这种形势，崔乾佑出兵不过1万来人，而且还是“什什五五，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军容甚不严整，不像打仗的样子。显然，这是一种骗局。但唐军毫不介意，反而笑叛军无临战准各。其实，崔乾佑把精兵埋伏于阵后，会战开始，叛军僵旗好像要逃退的样子。这样以来，唐军更为松懈无备了。
在唐军完全陷入圈套思想麻痹以后，叛军埋伏的精兵突然发动进攻，叛军居高临下，用木石下滚，大量杀伤唐军。由于道路狭隘，兵众拥挤，枪架施展不开，不能发挥作用。哥舒翰遂以毡车驾马为前驱，欲冲出重围。不料，午后东风骤起，崔乾佑用草车数十乘堵塞毡车不能前进，然后纵火焚烧。霎时间，烟雾弥漫，唐军士卒睁不开眼睛，以为叛军就在烟雾之中，故而自相厮杀，有时又向烟雾中乱箭齐放，直至傍晚，箭已用完，才弄清楚根本没有敌人。这时，崔乾佑命其同罗族精锐骑兵从南山绕道唐军背后，突然袭击唐军。唐军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顾，故而一片混乱，溃不成军。有的弃甲逃入山谷之中，有的在互相拥挤之中被挤入黄河淹死。后军见前军失败，也全部溃乱，“死者数万人，号叫之声振天地，缚器械，以枪为楫，投北岸，十不存一二”。哥舒翰与麾下数百骑从黄河北岸向西，从首阳山西渡黄河，到达关内。其余部众又多从潼关退回。退回之惨状，目不忍睹。本来，为了防止叛军的进攻，在潼关外挖了三道壕沟，每道壕沟都是二丈宽，一丈深。这时，失败的唐军毫无秩序地溃退下来，争先恐后，都想早入关内。这三道壕沟反而成了自己后退的障碍。不少士卒妄图超越壕沟，但由于沟宽难越，很多人马坠下沟内，须臾之间，沟被人马填满，后来者就从填在沟中人马身上通过。就这样狼狈不堪的逃回者，才只有8000余人。六月初九，崔乾佑攻克潼关。
哥舒翰人关，到了关西驿，张榜收集溃散的士卒，打算再守潼关。不料。蕃将火拔归仁为首的百余人包围了关西驿，迫使哥舒翰向叛军投降。哥舒翰不从，火拔归仁威胁他道：“公以炭十万众一战弃之，何面目复见天子！且公不见高仙芝、封常清乎？请公东行”同时，还把哥舒翰缚在马上，逼其东行。当然，封常清、高仙芝被杀的惨状，哥舒翰必然记忆犹新。于是，哥舒翰也就不再拼命反对，勉强投降叛军了。
哥舒翰被送到洛阳，遭到安禄山的一番羞辱后。还想为安禄山劝说各地抵抗叛军的官员投降，为其立功。不料，一事无成，结果被安禄山软禁起来。那个逼迫哥舒翰投降的火拔归仁也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而是被安禄山以“叛主，不忠不义”的罪名杀掉了。
唐军在潼关失败以后，安禄山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河东、华阴、上格、冯等地防御使都弃城逃走，所部士卒皆四散而去。不言而喻，这又为安禄山势力范围的扩大提供了便利条件。
玄宗放弃长安，仓皇出走
叛军攻克潼关，哥舒翰嵩下很快有人到长安向玄宗告急，玄宗立即召见。玄宗无兵可派，派遣负责训练监牧兵的李福率监牧兵前往潼关，这当然无济于事。当日晚，平安火看不到了，玄宗大为恐惧。
六月初十，玄宗召集宰相商讨对策，杨国忠首先主张放弃长安，逃往益州，玄宗表示同意。看来，这时的玄宗已经完全失去了抗御叛军的信心和决心。半年以前，叛军刚刚攻破洛阳后，玄宗还表示要御驾亲征。他对宰相说“联在位五十载，倦于勤，去秋已欲传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余灾遗子孙，俺留侯稍丰。不意胡逆横发。朕当亲征。且使之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显然，这是杨国忠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过。百官散去时，城内已是一片混乱现象，士民惊扰奔走，不知到哪里安全；市井萧条，人人忧心忡忡。杨国忠促使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入宫，劝说玄宗赶快动身。
六月十二日，众多官员各自逃生，朝见玄宗的官员只有十分之一二。这时，玄宗临离京时还想有点冠冕堂皇的表示，遂故意到勤政楼，说了几句有意亲征的话，但没有一个人相信接着，他就进行逃亡的安排。他命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京兆少尹崔光远为京兆尹，充任西京留守；又命宦官边令诚掌握宫围的钥匙。魏方进为置顿使的任务，就是去为玄宗在逃跑的路上安排食宿，也就是打前站的。他通知成都，做好迎接玄宗的准备。同时，玄宗还命颖王李璬提前赶往成都，做好各种安排。因为这时李璬已被任命为蜀郡大都尉、剑南节度大使。这时要他亲自赴任，当然意味着玄宗极其重视成都这块地方其实，杨国忠因为他早已遥领剑南节度使，所以他建议玄宗逃往成都，到他的势力范围以内，以便稳定自己的地位。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早就在梁州到益州一带安置了自己的心腹。看来这是为了玄宗的安全，实际上是为了自己免遭意外。
当天傍晚，玄宗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顿了皇帝的警卫部队，都给了优厚的赏赐，还选择了900匹好马，准备启程。这都是暗中进行，对外保密的。
六月十三口早晨，玄宗与杨贵妃姊妹、皇子、皇孙、妃、公主以及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等亲信，还有些宦官、宫人，出延秋门西行；一此在外的妃、公土、皇孙等，都弃之不管了。显然，这是偷偷摸摸、狼狈不堪地逃命，皇帝的威风扫地已尽了。
玄宗路经国库时，杨国忠要求把国库所存钱帛举焚烧，免得落人叛军之手。玄宗神情忧愁地说：叛贼来到，如果无所得，他们必然苛剥百姓；不如留给他们，减少百姓一些灾难。此话好像还有点人情味，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如果一贯坚持即位初年那种勤于政事，提倡节俭，奋发图强的积极进取精神．怎么会形成后来的安禄山叛乱呢！为什么没有继承发扬唐太宗那种“居安思危”的思想呢！
由于玄宗悄然无声地离去，朝廷官员根本不知，故而当天还有官员人朝。这些人朝的官员，像往日一样，听见计时用的刻漏有秩序的滴水的声音，又看见担任皇帝朝会仪仗的各种人员庄严整齐的站立两旁。不料，宫门打开后，宫人慌乱跑出，呈现一片混乱现象，谁也不知道皇帝哪里去了。
皇帝去向不明，宫中混乱不堪，干是，王公、大臣以及民等，都四处逃窜。反之，平时根本不知道皇宫是什么样子的山谷平民，却大胆进城，闯进宫中或官僚贵族家中盗抢珍贵物品。更有一种奇观，还有人骑驴上殿，真是天翻地覆了。同时，左藏、大盈库均被燃烧。临时受命的京兆尹崔光远、宦官边令诚，赶快组织人救火，又临时募人帮助京兆府及各县官员坚守岗位，还杀了十几个人，混乱局面才稍稍稳定下来。其实，崔光远、边令诚稳定混乱的局面并非是忠于玄宗，而是准备向安禄山投降。
玄宗及其亲信像丧家之犬一样溜之大吉了，被迫留守的官员，既不能尾随玄宗而去，又没有抵抗叛军的决心和能力，他们为了苟且偷安，只好奴颜脾膝地投降了。唐朝建都将近140年的长安城临时易主了。
叛军进占长安
玄宗仓皇出走，对安禄山来说是出乎所料的。所以，安禄山命令崔乾佑暂留潼关，不急于进攻长安。一直到第十天，安禄山才命孙孝哲率军进人长安。接着，就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玄宗任命的留守京兆尹崔光远这时又做了安禄山的京兆尹。另外，又使安忠顺率军屯驻禁苑中，镇守关中。在这些官员中，孙孝哲最得宠于安禄山。所以，安禄山命他监视关中诸将，张通儒等都受他节制。孙孝哲奢侈，残忍，手段毒辣，故而其他诸将都对他有所畏惧。
安禄山命孙孝哲等大肆搜捕留在长安的唐廷官员以及宦官、宫女等，还有随玄宗面去的王、侯、将、相以及各种侍从人员的家属甚至婴孩，也在搜捕之列。搜捕到数百人，就派兵送往洛阳。另外，孙孝哲还奉安禄山之命，大杀唐宗室成员，睿宗女霍闰长公主，还有王妃及驭马等人，均被杀于崇仁坊，而且还夸其心，以此来祭奠安庆宗。安庆宗是安禄山之子，原在长安任太仆卿，安禄山叛乱后被玄宗所杀。这时安禄山为报杀子之仇，杀霍国长公主等祭奠安庆宗。这种狭隘报复思想，使一些无辜者惨遭灭顶之灾。
再者，凡是杨国忠、高力士的狐群狗党，还有安禄山素来所厌恶者，也都被杀。先后共杀83人，有的还用铁棍揭开其脑盖，使脑浆溢出，流血满街。一七月十七日，又杀皇孙、郡主、县主等20多人。总之，安禄山叛军进人长安，使京师陷入纷乱恐怖的氛围之中。被后人尊为诗圣的杜甫，曾以史诗《哀王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待同驰驱。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花门嫠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
王孙，当然是指皇室的后代，一此未能追随玄宗而去的皇室子孙，流落长安。东躲西藏，体无完肤；狼狈不堪，威风扫地；甚至连自己的姓名也不敢透露，只愿向人乞求为奴。这种天翻地覆的“豺狼在邑龙在野”局面，无疑说明安禄山叛乱是对唐皇朝的沉重打击。
杜甫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受尽了战乱的颠沛流离之苦。他在去灵武投奔肃宗的途中被叛军所俘，又被带到长安。他亲自目睹了叛军横行长安的所作所为，所以，他的《哀王孙》应当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反映。
叛军攻陷长安，使安禄山叛乱达到了高潮。这时安禄山的势力范围所及，除了河北的广大地区以外，西至济阳（今陕西千阳）、陇县一带，南至江、汉平原，还有河东道一部分，东到今河南、山东大部地区。这时，安禄山集团踌躇满志，得意忘形。于是，他们日夜纵酒，陷入声色犬马的享乐奢欲之中，对玄宗毫无穷迫猛打的意思这样一来，玄宗虽然是仓促离京，但还是有惊无险，最后从容不迫地到达成都了。进一步说，肃宗能够顺利到达灵武，重新组织平定叛乱的力量，夺回长安，也与安禄山鼠目寸光、满足现状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