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占据洛阳后，被胜利冲昏头脑，自称皇帝，得意忘形。但在其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中，安庆绪杀了安禄山，取代为帝。这种子父的悲剧，理应为后人视为教调，遥免其重演。但是，不足四年，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又杀了史思明，同样是在洛阳。由此看来，前车之双。不一定为后车之鉴：历史的教调，不一定为后人所吸取。因为在古代社会里，由于权位和私利的驱使。那些野心勃勃的争权夺利者，往柱把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等伦理道德置之盼后，而为滴足私欲不借互相俘杀或遏迫让位。仅安史之乱前的唐代，这种事例就屡见不鲜。唐太宗杀其兄李建成，迫其父唐高祖让位，自己做了皇帝；武则天杀害其子。为自己称帝扫稍嵩路：韦后效法武刻天，毒死其夫中宗，虽未如愿以偿，却也开创了为争帝位而妻杀夫的先例。当然，这些事实并非始于唐代，古已有之。所向，孔子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的这些理论，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有针对性的。正因为这种事件屡有发生．所以，宋代的史学家又一再重复这种理论。范祖百说：“若为干不牵．如弟不佛．悖王碑．灭夫伦．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司马光说：“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二；此人道之大伦也。”这都是针对唐初和五代的人和事而言的。由此可见．安庆绪杀其父安禄山，史朝义杀其父史思明，都不是历史上的罕见之事。不过，四年之内，在洛阳发生两起子杀父的事件，可双说明一个重要问口，第一次子杀父事件。发生在安禄山占据洛阳，称帝以后，也就是在叛军势力发展到第一个高峰时；第二次子杀父事件，发生在史思明职代安庆绪，进人洛阳似后，也就是在须军势力发展到第二个高峰时。由此看来，安禄山、史思明在军事上的胜利，并非意味着他的成功。反而是为其自扣了坟墓。因为随着胜利的到来。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权位和各种私利的角逐，必然发生各种冲突。如果是有政治手腕的远见卓识者，有效的处理这种矛盾。自然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安禄山、史思明都是鼠目寸光。只看表面现象．不知问题实质者，所以，他们都在胜利后的勾心斗角中成了牺牲品。事实证明，安禄山、史思明根本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仅靠匹夫之勇，可以暂时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不能巩固其地位，使众望所归。这正是他们最后必然失败的内在原因。总而言之，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果取相应措施的统治者，是不能持久的。
父子不和，史思明被杀
本来、史思明就是个惨无人道，又多猜忌别人的胡人，后来，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地位的变化，他的这种性格更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他左右的人，稍有使他不如意的地方，就会被杀，甚至族诛。所以，和他常接近的人都有朝不保夕，时有大祸临头之感。他对自己的儿子不能一视同仁，而是厚此薄彼。这些因素，都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史朝义，是史思明的长子，他常随史思明南征北战，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也善于和将士们相处，在叛军中甚得士卒拥护，较有威望。但史思明对史朝义颇有偏见，他宠爱其少子史朝清。他率大军渡河南进时，留史朝清据守范阳，正是要史朝清守卫他的基本地盘，以便巩固其后方。由于这种厚此薄彼的思想根深蒂固，后来逐渐产生了欲杀史朝义，立史朝清为太子的念头。常在其左右，和其接触较多的人逐渐看破了他这种阴谋，故而自然有人向史朝义有所泄漏。这样一来，史思明、史朝义父子之间的裂痕也就日益加深了。史思明打败李光弼、仆固怀恩以后，打算乘胜西进，打人潼关。于是，他命史朝义为前锋，率军从北道进攻陕城，史思明率军从南道西进。三月初九日，史朝义兵至确子岭，唐军卫伯玉出兵迎击，大破史朝义；史朝义又数次进兵，都被唐军所败。史朝义难以前进，退屯永宁。史思明认为史朝义畏缩不前，人骂史朝义不能成大事，打算按军法杀史朝义及其诸将。
三月十三日，史思明又命史朝义筑三隅城，即城的一角靠山，只筑其余三角，用此贮存军粮，限期一天完成。史朝义筑城后，未来得及用泥涂抹。史思明看到后，怒骂不止。史朝义赶快解释说，是因为士兵过于疲劳，所以休息了。史思明进一步斥责道：你爱惜士兵，竟敢违抗我的命令。史思明命随行的数十人站立马傍，监督士卒用泥涂抹，很快就完成了。接着，他又怒气不息的道：“待收陕州，斩却此贼。”以往的厚此薄彼，现在的怒骂斥责，还要伺机杀头，不能不使史朝义提心吊胆，父子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也就不言而喻了。
史思明住在鹿桥释（今河南洛宁北），令其心腹曹将军对其负责保卫任务。史朝义住在陕城东的漫口客舍，其部将骆悦、蔡文景等人，看到史思明、史朝义父子之间的冲突必然涉及到他们，所以，他们欲鼓动史朝义发动政变，如果取得胜利，自然有利于他们飞黄腾达。基于这种动机，他们煽动史朝义道：“向兵败，悦与王死无日，不如召曹将军同计大事”此事当然非同小可，史朝义不敢立即表态，显示出犹豫不决的心情，但他又不持反对态度，故而骆悦等人又带威胁口气煽动道：“王诚不忍，吾等且归唐，不得事王矣。”
史朝义看到箭已在弦，不得不发，遂痛下决心，准备发难骆悦、蔡文景等密召曹将军，将其阴谋以实相告，要求曹将军合作。曹将军平时已知史思明不得人心，这时看到众怒难犯，不敢违背骆悦等人的意愿，只得表示顺从众意。当天夜间，骆悦等以史朝义所部300人，全副武装向史思明住处进发。史思明的守卫士卒虽看到情况可疑，但因没有曹将军的命令，他们都不敢轻举妄动。
骆悦等人进人史思明的住室，恰值史思明去厕所，骆悦不见史思明，遂问史思明左右的人，这些人战战兢兢，不知所措，在骆悦杀了数人后，才有人指示史思明的去向。这时，史思明也已发觉动静异常，遂越墙而至马厩，自己牵马欲骑马而逃命，不料，被骆悦的侍从周子俊发现，周子俊一箭射去，正中其臂，史思明落马被擒。
史思明质问何人作乱，有人答曰是奉怀王之命。这时，史思明才恍然大悟，这是他说待攻取陕州后要杀史朝义所招致的后果。但他还有生存的幻想，所以，他大呼道：“然杀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长安！”今事不成矣犷这种临死前呼救，根本无济于事。在两种力量较量的关键时刻，面对着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形势，谁也不会放弃致对方于死地的任何机会。史朝义是不愿被杀而置不忠不孝的罪名于不顾，发动政变的。如果他不杀史思明，自己必然身首异处，参与政变者也必然大祸临头。不言而喻，史思明想在此时求得活命，无疑是痴心妄想。
骆悦等人把史思明送到柳泉骤监禁起来，然后去向史朝义报告，任务已经完成。当时，史思明部将周挚、许叔冀都驻军福昌（今河南宜阳福昌镇）。许叔冀暗中参与了政变，思想早有准备。事先一无所知的周挚则完全不同，当他知道史思明被囚禁后，大惊失色，昏倒于地。当然，这种表现意味着他对史思明情意深厚。于是，骆悦等人劝史朝义先杀了周挚。
在史朝义与各路军队先后到达柳泉4时，骆悦担心各军将领不一定对史思明的处理达成共识，于是，他果断的缴杀了史思明，以断裹其尸，用骆驼负归洛阳。
史朝义于洛阳即皇帝位，改元显圣。史朝义的皇帝地位，好像在沙丘上建的房屋，基础不稳。因为史思明的厚此薄彼，对诸子无嫡庶之分，以少者为尊，故而使诸子之间矛盾重重，互争上下。史朝义虽然对部下宽厚，颇得一部分将十的拥护；但辅佐史朝清留守范阳的，还有阿史那玉、向贡、张通儒、高如震、高久仁、王东武等，有相当实力的将领；史朝清恃史思明之宠，骄奢淫逸，以史思明的继承人自居，如果知道其父被杀，自己的靠山已倒，白然不会善罢甘休。由此看来，史朝义做皇帝后的首要问题，是怎样处理和史朝清的关系。
毋庸置疑，史朝义决不会让位于史朝清，更不可能两人都做皇帝，惟一的办法，就是除掉史朝清。于是，史朝义暗中勾结向贡、阿史那玉，使他们伺机动手。除掉史朝清，也并不容易。史朝清有亲兵3000人，都是一些不怕死的到贼，他们都忠于史朝清。所以，向贡、阿史那玉遂用心设计智除。向贡欺骗史朝清道：“闻上（指史思明）欲以王为太子，且车驾在远，王宜人侍。”史朝清信以为真，遂到帐下整理行装。向贡使高久仁、高如震很快率军进人牙城，史朝清发现情况不利，立即穿甲登楼，斥责向贡，并射杀楼下士卒数人。阿史那玉率军伪装败退，诱使史朝清下楼，结果，史朝清及其母辛氏均被擒杀。
史朝清被杀后，由于各种势力间的利害冲突，使范阳城内各派之间又展开互相攻击。这种争权夺利的武装冲突，一直延续了数月之久，为此而死伤数千人。最后，史朝义以其部将李怀仙为范阳尹、燕京留守。范阳的局面才暂时稳定下来。
唐内部矛盾重重，影响平叛
正当史思明、史朝义父子水火不容的时候，叛军的两个重要据点，洛阳和范阳都是危机四伏。范阳城内混战数月，死伤数千人；洛阳虽然在史朝义即位时表面平静无事，但其魔下不少将领都是安禄山、史思明的旧部，是史朝义的长辈，他们对史朝义明服暗不服，史朝义对他们指挥不动。同时，由于战乱，“时洛阳四面数百里，人相食，州县为墟”。这种荒凉的局面，必然为史朝义增加许多困难。既然如此，肃宗为什么不抓紧有利时机，向洛阳进军，彻底平定叛乱呢？这主要是因为唐内部矛盾重重，严重影响了平叛的顺利进行。
当时，唐内部有些什么问题呢？
其一，肃宗和玄宗的关系难以协调。唐军收复长安后，肃宗、玄宗先后回到长安，肃宗住在大明宫，玄宗住在兴庆宫，最初也相安无事，但后来在他二人的关系中，逐渐引发出了许多难以处理的问题。
玄宗在兴庆宫，在闲暇无事时，常常去南临大道的长庆楼向外观望，路过这里的百姓看见玄宗，都瞻拜口呼万岁，玄宗也常下楼款待他们，并赐酒食。另外，玄宗还在这种场合接待过羽林大将军郭英义以及剑南道进京的奏事官。这些活动，都引起肃宗的亲信宦官李辅国的注意。
李辅国在肃宗为太子时是东宫的宦官，玄宗为避安禄山叛乱，逃离长安，途经马鬼时，陈玄礼等发动兵变，杀了杨国忠、杨贵妃，李辅国极力促使肃宗与玄宗分道扬镇，到灵武即位，取代了玄宗的地位。正因为这样，李辅国被视为肃宗的心腹人物。百官向肃宗奏事，都先经李辅国之手，一时权大无比，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连宰相李挟也对其行子弟之礼。尽管如此，由于其过去微贱，最初曾是高力士的仆人，所以，玄宗的亲信宦官高力士等人，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这样一来，看起来是李辅国与高力士等私人的恩怨，实际上就延伸到肃宗和玄宗的关系了。因为高力士受玄宗所宠，才能发挥作用；要除掉高力士，必须改变玄宗的处境。于是，李辅国设计了一套迫使玄宗迁移住址的阴谋。
上元元年六月，李辅国上奏肃宗道：太上皇在兴庆官与外人多有交往，他的亲信陈玄礼、高力士也有异谋，这些迹象，对陛下不利。今天的六军将士都是从灵武随陛下而来的功臣，他们都翻来覆去，辗转不安。既然李辅国掌握的专门保卫皇帝的六军对玄宗及其左右的人不满，无疑这对肃宗是很大的威胁。肃宗表示他不相信玄宗会对他有什么不利的活动。李辅国进一步煽动肃宗道：太上皇固然不会对你不利，但他周围的群小就不一定了。“陛下为天下主，当为社税大计，消乱于未萌，岂得拘匹夫之孝！”李辅国还说：兴庆宫与民宅互相交错，宫墙浅露，不适合于太上皇居住，太极宫森严，使太上皇居住，与兴庆宫没有什么区别，又可以杜绝小人的谗言。
当肃宗还不相信李辅国的时候，李辅国就进一步采取实际行动了。最初，兴庆官有马300匹，可供玄宗使用，李辅国就伪称肃宗之命，将马大量的牵走，最后只剩下10匹。玄宗无可奈何，只得对高力士哀叹道：“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更为甚者，李辅国还命六军将士，号哭叩头，要求将玄宗迁到太极宫。不管肃宗内心如何，表面上他还是悲泣不允。
李辅国的一再要求，得不到肃宗的支持，他当然感到惶恐不安，恰逢肃宗生病，于是，他于七月十九日伪称肃宗之意，迎玄宗出游太极宫，待玄宗行至睿武门，李辅国突然率军500骑，拦道奏曰：皇帝因兴庆宫低下狭小，请太上皇迁居太极宫。显然，这是武力劫持。玄宗大吃一惊，几乎从马上摔下来，高力士十分气愤，挺身而出，怒斥李辅国无礼。李辅国虽然被迫下马，但他还是寸步不让，软硬兼施的把玄宗迁到了太极宫，负责侍卫玄宗的数十人，都是老弱病夫。玄宗的亲信陈玄礼、高力士以及原有的官人，都不许留在玄宗身边。不难看出，玄宗被孤立而软禁起来了。木已成舟，李辅国与六军大将装模作样的去向肃宗请罪。
眼看六军掌握在李辅国手中，他无力改变现实；同时，玄宗被软禁起来，也利于他在政事上自作主张，故而他顺水推舟，安慰李辅国道：“南宫、西内，亦复何殊！卿等恐小人荧惑，防微杜渐，以安社租，何所惧也！”
李辅国把玄宗迁到太极宫，既然得到了肃宗的认可，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当刑部尚书颜真卿要求和百官同去问候太上皇的生活情况时，李辅国立即表示极大的不满，很快把颜真卿贬为蓬州长史。接着，就把玄宗身边的亲信全都进行了处理。高力士被流放巫州，内侍王承恩被流放播州，魏悦被流放凑州（治所在今重庆茶江东南），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被迫辞官退休。常在玄宗身边的宫女如仙媛也被迫出居归州；睿宗女玉真公主也常在玄宗左右，这时也被迫出居玉真观。玄宗周围都换成了肃宗的宫女。最初，肃宗还亲自前往太极宫问安，不久，肃宗生病，不再前去探望，玄宗更感到孤独凄凉。这种郁郁寡欢的心情，再加年高体弱，玄宗也就日益龙体欠安了。
通过高力士与李辅国的冲突，可以看出玄宗与肃宗必然有难以共处的矛盾。玄宗地位的改变，不仅他自己失落感颇为严重，同时，也直接影响他周围的亲信们有大失所望之感。陈玄礼在马鬼发动兵变，杀死杨国忠，决不轻举妄动，必然有所更高的期望；高力士等宦官在危难之际追随玄宗奔赴成都，也决不只是为了尽奴才的义务，必然还有更多的追求。随着玄宗地位的改变，他们的一切期望和追求都成了泡影。因此，李辅国惑疑他们和外界接触较多是别有用心，也不一定是无中生有。肃宗最后同意李辅国迫使玄宗迁居太极宫，实际上就是清除玄宗有复辟可能的疑虑。这个问题的存在，当然影响肃宗不能专心致志的平叛。
其二，刘展反唐，战乱殃及江淮
安禄山叛乱以来，中原、河北一带频遭战乱之灾，唐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依靠江、淮一带。这时，也就是肃宗与玄宗的关系难以解决，史思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候，又发生了刘展反唐的战争。这场战争，给江、淮一带也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上元元年十一月，当时任御史中承的李铣和宋州刺史刘展，都领淮西节度副使。李铣贪暴不法，刘展刚惶自用。他们的顶头上司节度使对他们甚为不满。于是，节度使王仲异首先加罪名于李铣，奏请肃宗，将其斩首。然后，又借口有谣言“手执金刀起东方”，指责刘展“倔强不受命，姓名应谣俄”，应当将其除掉。王仲异指示其监军使、内左常侍邢延恩按他的意思上奏肃宗。
邢延恩向肃宗建议道：刘展与李铣是同一类人，现在已经杀了李铣，刘展必然感到不安，若不把他除去，恐怕他要叛乱。然而刘展手握强兵，宜用计使其就范。可命他为江淮都统，代替李垣，待他离开强兵去赴任时，中途将他除掉。肃宗接受了这个建议，命刘展为都统淮南东、江南西、浙西三道节度使。同时，又秘密通知原都统李颇及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伺机袭杀刘展。
始料不及，刘展接到皇帝的任命后，颇为惑疑，他回忆自己参军数年就升到刺史，已经算是暴贵了，江、淮一带，是国家租赋的来源，自己没有特殊的功劳，又不是皇亲贵贤，怎能被这样重用呢？于是，他惑疑有人在陷害他，故而悲泣不止。邢延恩虽然一再恳切的劝其赴任，但还是不能解除他的疑虑。最后，刘展提出先拿到印节，再去上任。邢延恩无可奈何，只得去广陵与李恒密谋策划，取李峘印节授与刘展。刘展得了印节，才放心赴任，率宋州兵7000人，前往广陵。
邢延恩提前又回广陵，与李岖、邓景山共同发兵拒绝刘展前往广陵，同时，又向各州县发布檄文，宣布刘展造反。刘展针铮相对，也向各州县发布檄文，宣布李岖造反。双方互相指责对方造反，各州县官民不知内情，无所适从。军事的较量就不可避免了。
李峘引兵渡江而南，与润州刺史韦摄、浙西节度使侯令仪，屯兵京口，邓景山屯兵徐城。刘展首先使其将孙待封、张法雷进攻邓景山，邓景山虽有万人之众，但和刘展军一触即溃，邓景山与邢延恩逃奔寿州。
刘展进人广陵后，遣其将军屈突孝标率兵3000人进攻潦州、楚州、又派将军王随率兵4000进攻淮西。结果，屈突寿标顺利攻取壕州、楚州，王吃先后攻陷舒州、和州、滁州、庐州，所到之处，唐军望风披靡，江、淮之间，横行无阻，刘展暂时取得很大胜利。
李峘插木以塞江口，欲固守京口，刘展屯军白沙，又设疑兵于瓜洲，疑兵多张火、鼓，好像要进攻京口的险要之地北固山。李峘看到这些情况，更加全力以赴，固守京口。不料，刘展于京口上流渡江，袭取下蜀。下蜀在京口西南，正当李植注意江北的时候，刘展军突然出现在京口西南。这种出乎所料的态势，使李蝮军惊慌失措，全军溃乱，李垣束手无策，逃往宣城。刘展很快攻陷润州。浙西节度侯令仪看到唐军连吃败仗，形势不利，遂将后事委托于兵马使姜昌群，自己溜之大吉。姜昌群很快向刘展投降，战争的进展，对刘展更为有利，刘展又很快取得金陵（今江苏南京），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邓景山、邢延恩的一再失败，又无力挽回败局，只得向肃宗要求派遣田神功救援淮南，同时，又直接和田神功联系，答应田神功军所到之处，金帛子女任其所取。田神功喜出望外，遂率军南下。
田神功是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兼鸿肿卿，史思明渡河进攻汴州时，他曾一度投降史思明。又久，又乘机杀敌立功，归附唐军。这时，他屯兵任城。既然有邓景山、邢延恩之约，又有肃宗的命令，更有淮南物质财富的诱惑，他就毫不犹豫地向淮南进军了。
由于田神功“于郑州破贼四千余众，生擒逆贼大将四人，牛马器械不可胜数”。所以，刘展闻知田神功南进，颇为惊惧，遂选精兵2000，渡淮北进，于都梁山袭击田神功，结果失败。刘展退至天长，又一次战败，刘展独与一骑逃往江南。田神功到达广陵与楚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当时的广陵，是运河和长江的交汇点，楚州是运河和淮河的交汇点，交通非常方便，商业十分发达，居住有许多外国商人。田神功为了掠夺物质财富，对当地居民中稍有资产者，都严刑拷打，逼其交出财富，外国人也不放过，大食、波斯商人为此而死者数千人。由此可见，田神功进攻淮南的目的土要是为了掠夺财富，他在淮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之罪。
上元二年正月，田神功兵分三路，一路由范知所率领，从广陵以西的白沙渡江，一路由邓景山率领，从广陵以东的海陵渡江，另一路是田神功与邢延恩从瓜洲渡江，对刘展所在京口形成了包围形势。刘展力战不胜，最后战败负伤被杀。田神功取得胜利后，又在江南大肆抢掠十多天，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催茶毒矣，从上元元年十一月到上元二年正月，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刘展被迫反唐，田神功进军江、淮，使原来安、史叛乱未曾波及的地方江、淮一带，也遭到沉重的战争灾难。江、淮一带，是当时唐政府的财政来源之地。刘展占据这一地区，必然威胁唐政府的财政来源。所以，尽管田神功在这里大肆抢掠，给广大人民甚至外国商人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但肃宗还是对他大加奖励“以擒展功，累迁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汴宋等八州节度使”。
刘展反唐的战争，不仅影响了唐政府的财政，还使唐政府投入了大量的军队。中原，江、淮一带相当的军队加人这场战争，必然削弱平定史思明、史朝义叛乱的力量，延缓平定叛乱的进程。
其三，李辅国专权，肃宗病逝
玄宗被迫迁居太极宫后，李辅国的权力愈来愈大。上元二年八月，肃宗命李辅国为兵部尚书，当他去上任时，宰相百官都为他送行，皇帝的御厨也为其设宴，还有人奏乐，隆重异常。但他还不满足，他还要求做宰相，他暗中启发仆射裴冕向肃宗推荐他为宰相。肃宗虽然非常不满，但也不愿公开拒绝，遂秘密告诉宰相萧华：“辅国求为宰相，若公卿表来，不得不与”当然，这是要宰相不要推荐李辅国。萧华了解裴冕的态度，裴冕表示：“初无此事，吾臂可断，宰相不可得！”肃宗为萧华、裴冕不愿推荐李辅国为相而感到高兴。但是，李辅国却对萧华恨之入骨，他诬奏萧华专权，请罢其相；肃宗不允，他再三要求，肃宗只得以户部侍郎元载取代了萧华。元载是李辅国推荐的。由此可见，肃宗在一定程度是受李辅国左右的。
肃宗在上元元年六月就开始有病了，李辅国就是乘其有病之机假称肃宗之命迫使玄宗迁居太极宫的。到宝应元年三月，肃宗已经卧床不起了。四月初五，玄宗去世，群臣发哀于太极殿，肃宗不能亲自参加，只得发哀于内殿。肃宗比玄宗年轻26岁，但在玄宗去世的时候，他也感即将不久于世，遂命太子监国，准备撒手而去了。
在肃宗面临末日的时候，宫廷内部又起风波。肃宗的张皇后欲废太子李豫，另立越王系。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发动兵变，逮捕越王系与张皇后。四月十八日肃宗去世后，张皇后、越王系被李辅国所杀。四月二十日，李豫即位，这就是庙号代宗的又一代皇帝。
以上事实，都发生在史思明进人洛阳，史朝义谋杀史思明前后。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分散了朝廷平定叛乱的精力，不能全力以赴的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推迟了彻底平定了叛乱的日期。反之，在叛军内部，由于史朝义谋杀史思明的****，也使其统治集团内部陷入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故而无力再继续西进，缓和了长安再度沦陷的危机。
李光弼、郭子仪东山再起
唐在平定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中，李光弼、郭子仪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是智勇兼备的军事将领，但由于肃宗轻信宦官，对他们不能坚信不疑，所以，他们都是有起有落，未能始终受到重用。郭子仪乾元二年邺城作战失利后，肃宗轻信鱼朝恩，将其闲置于京。上元二年，肃宗又轻信鱼朝思，反攻洛阳失败，使李光弼上表请求处分，结果李光弼被免去副元帅的职务。这些能够发挥作用的将领被闲置不用，必然影响平叛战争的顺利进行。
在战争紧张的进行中，有军事才能的人是不可能长期被埋没的。这些人虽然常遭猜忌，但他军事才能的魅力又促使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加以重用。正因为如此，李光弼于上元二年三月被免去天下兵马副元帅的职务，五月就又被任命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淮南东、淮南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浙江西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这就是说，李光弼虽被解除了洛阳前线的职务，但又被安排在泅州，负责东南一带的军务。
乾元二年七月，郭子仪回到长安，一直到上元元年九月，郭子仪都闲住在京师。有人向肃宗建议，史思明叛乱尚未平定，不应把郭子仪置于闲散之地。于是，肃宗命郭子仪率军从朔方直取范阳，平定河北一带。这项举措，肯定有效。在安禄山攻陷洛阳后，郭子仪与李光弼从河东出井隆，在常山大败叛军，使安禄山受到很大震动。这时，史思明占据洛阳，如果使郭子仪冉去夺取史思明的基本地盘，也必然使史思明不能稳坐洛阳。但是，由于鱼朝恩从中作梗，肃宗的命令不能得到执行。
到了宝应元年二月，由于绛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绛）、太原等地驻军内部发生变乱，才不得不再次起用郭子仪驻守绛州的军事统帅是李国贞。李国贞原名李若幽，是唐初淮安王李神通的玄孙。史思明逼近洛阳时，他是河南尹，李光弼退出洛阳，他和洛阳的官吏寓居于陕州。上元二年八月，肃宗命他为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节度行营及河中节度使，驻守绛州，并赐其名国贞。他到任后，又加其官职为河中、晋、降、慈、限、沁等州观察处置等使。
绛州平时没有任何积蓄，当地百姓也十分困难，军队缺粮，不易筹集。李国贞屡次把这些情况上报朝廷，朝廷都置之不理。于是，军中怨声载道，议论纷纷。突将王元振野心勃勃，欲利用这个机会，浑水摸鱼。他假传李国贞的命令说：要为都统修建住宅，大家各自准备工具，待命行动。这个假命令颇有煽动性，士卒们信以为真，忿怒异常地骂道：难道我们是修宅夫吗！王元振乘众人万分激动之际，率其党徒烧毁牙城门，欲杀李国贞。李国贞莫名其妙，被左右藏于狱中，不料，又被搜出，王元振指着士卒们的食品说：吃这样的东西，去为你修宅，能行吗？李国贞答道：根本没有为我修宅这件事，至于军粮缺乏，我已屡次上奏朝廷，大家都是知道的。士卒们听说根本没有为李国贞修宅的事，怨气已消，准备散去。王元振看到阴谋已经败露，遂又煽动众人道：今日之事，不可犹豫，不是都统死，就是我们死。说罢，拔刀就杀了李国贞。参与此事的主要是朔方兵。在这件事情的影响下，住于冀城的镇西、北庭兵也杀了节度使荔非元礼，另推裨将白孝德为节度使，朝廷只得顺水推舟，承认了白孝德的地位。
乾元二年七月，李光弼取代了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原潞沁节度使王思礼就接替了李光弼河东节度使的职务。王恩礼重视储备军粮，除了军用之外，他还节余米百万解之多。为了解决京师的吃粮问题，他还向长安运米50万解。
王思礼死了以后，管祟嗣为节度使。管崇嗣大手大脚，管理松弛，数月之久，就把存粮挥霍完了，只剩下陈腐米万余解。肃宗知道后，免去他的职务，另以邓景山为河东节度使邓景山到了太原，认真检查存粮的出人情况，那些徇私舞弊者自然提心吊胆，有一裨将当治死罪，诸将为其求情，邓景山不允；其弟请求代替兄死，邓景山也不答应；其弟又要求用一匹马赎罪，邓景山同意了。邓景山此举，非同小可，迅速激怒了诸将，这些人怒不可遏地骂道：我们还不如一匹马吗！于是，他们杀了邓景山。肃宗觉得众怒难犯，遂以邓景山处置失当为由，不迫究杀邓景山者的责任，并派遣使臣慰抚将士。诸将推荐代州刺史辛云京为河东节度使，肃宗也只得顺从其意。
在同一个月内，均在河东道的太原、绛州接连发生兵变，朝廷自然感到忧虑，如果这两地与叛军发生联系，对朝廷必然形成更大的威胁。于是，朝廷欲选择一位有才能、有威望的将领去统率这两地的军队，郭子仪正符合这种要求。
宝应元年（762）二月二十一日，肃宗命郭子仪为汾阳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又发京师绢4万匹、布5万端、米6万石以给绛州驻军。显然，这是软硬兼施，既派去一个强有力的将领，又从物质上进行安慰，绛州的问题必然迎刃而解。
三月一日，郭子仪将赴绛州，当时肃宗重病在身，群臣不能进见。郭子仪恳切的要求道：“老臣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目不矣”肃宗召郭子仪于卧室中道：“河东之事，一以委卿”看来，肃宗对郭子仪抱有很大的希望。
本来，驻守绛州的朔方兵就是郭子仪原来的部下。郭子仪治军宽厚，颇得将士们好感。所以，郭子仪来到绛州，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原来，朔方兵对李国贞不满，是因为李国贞没有解决军粮问题；王元振乘机作乱，是为了发展个人野心。郭子仪到了绛州，王元振的野心难以实现，他遂摇身一变，以众人代表的面目出现，以功臣自居。不料，郭子仪如实了解情况，毫不客气的对王元振说：“汝临贼境，辄害主将，若贼乘其衅，无绛州矣。吾为宰相，岂受一卒之私邪！”五月初二，郭子仪收王元振及其同谋者40人，全部处死。在郭子仪的影响下，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也杀了谋杀邓景山者数十人。这样一来，河东一带的军事秩序才正常化了。
郭子仪直接处理了绛州的问题，在他的影响下，太原也稳定下来。毋庸置疑，这对唐政权的巩固发挥了积极作用宝应元年四月二十日代宗即位，由于郭子仪稳定了河东的形势，遂于七月十五日命郭子仪都知朔方、河东、北庭以及潞、仪、泽、沁、陈、郑等州节度行营及兴平等军副元帅。八月二十三日，郭子仪回到长安。当时颇有权势的宦官程元振忌妒郭子仪功高任重，多次在代宗面前诋毁郭子仪。郭子仪自感难以久胜重任，遂上表请求解除副元帅、节度使的职务，虽然代宗对其慰抚，但又一次被闲置于京师了。这种有才能有威望的军事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必然延缓平定叛乱的进程。也可以说。郭子仪、李光弼等重要将领能否站在重要岗位上，直接影响着平定叛乱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