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在草莓音乐节的舞台上，嘶哑着嗓子问台下的观众：“你们年轻吗？你们还有梦吗？”
有些70后的死忠趴在第一排，喊得热泪盈眶：“我们有梦！”
崔健真的老了，摄像头把他脸上的褶子，稀疏的头发捕捉得一览无遗，同样老去的还有他的那帮老战友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他一起唱《红旗下的蛋》、《一块红布》、《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无所有》、《花房姑娘》的乐队，那是几个已组家室，曾经放肆叛逆、红遍天南海北的中年男人。
有人扛了红旗，走上了舞台，舞台上旌旗飘扬，松烟把老男人们的眼神照得格外血性，大家跟随崔健的手势呐喊、冲撞……身旁的90后姑娘捅捅我：“为什么你们那么激动？为什么他们的歌曲我一首都没听过呢？”
我该怎么对她解释这代70后80后对一个时代的怀念和致敬呢？
我说：“听下去吧，那是一个还用着红暖瓶，大街上唱着《九妹》，没那么多的车，小贩的吆喝也像一首摇滚诗歌的时代。”
唱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崔健示意乐队住了声，银幕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五角星，场内外寂静如旷野，崔健还是戴着他标志的鸭舌帽，就像那代玩摇滚的人头上都别着一顶看不见的紧箍咒。崔健说：“你们知道吗？那时不让我们搞地下乐队，不让一群人扎堆，我们就租了地下室，在地下室里偷偷地排练。人群站满了，没椅子坐，就蹲地上，站到了大街外……警察来抓人，叫我们都把手反背到头
顶上，和犯人一样靠墙角蹲着，枪眼子就对着这些年轻人。”
“可是他们的眼神里有梦！那是亮闪闪的执拗的有梦的眼神。”
“就像这样……”崔健缓缓下蹲，手反绞到头顶上，“像这样蹲阴影里……”
“你们想站起来吗！”崔健的声音庄严得像审判官，从遥远的地底传来，“你们想站起来吗！”
人群沸腾了。他们学着崔健蹲在了土地上，冰凉的土地渗着隔夜的雾霜，从脚底板爬起冷意。
“像这样，站起来！”人群肃静了几分钟，大地似在下沉，树叶静止在风里，随着崔健从台上缓缓站起，音乐响起。
所有人都兴奋地蹦起来了！蹦向了天空!
一、二、三、四
听说过没见过
两万五千里
有的说没的做
怎知不容易
埋着头向前走
寻找我自己
走过来走过去
没有根据地
想什么做什么
是步枪和小米
道理多总是说
是大炮轰炸机
汗也流泪也落
心中不服气
藏一藏躲一躲
心说别着急
噢……噢……
一、二、三、四、五、六、七
……
“如果你不蹲一次，你永远不知道这次站起来——对你这么重要。”崔健最后的一句话。
谢天笑干干瘦瘦，据传他是被吸毒给拖累了，当然谁在意呢？在这个什么都可以充盈，又什么都可以放弃的时代，我们还在乎什么呢？
据传曾在红磡演出前几天的时候，记者问何勇对香港音乐有什么看法，他说：“香港只有娱乐，没有音乐，四大天王除了张学友还算是个唱歌的，其他都是小丑，不服气的话，大家可以出来比试比试。”此言一出，黎明、刘德华、富城的歌迷把魔岩的演出海报撕毁，使得演出方不得不重新再贴一遍，而在演出前魔岩三杰已把遗嘱写好，何勇曾对其他二人说：“要有开第一场演唱会，也是最后一场演唱会的觉悟。”
他绝不会想到，他的海魂衫、红领巾流传了那么久，成为了一代人唏嘘青春的理由。
他绝对不会想到，他之后会疯了一阵。
窦唯也不再唱摇滚了，他成大仙了，旋律里都是海水、山鸣的自然之乐。谁都听不懂他的世界，大家也渐渐遗忘了他的世界：离婚，租住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修补着天花板和狼狈地捉着院外爬来的大蜘蛛，只为了让自己的女儿愿意来这儿，陪自己待一阵子。
80后们都不再爱听周杰伦了，尽管80后都曾学过周佬含糊不清的唱腔，偷偷有过耍下双节棍的念头，在高中的聚会上，K过周杰伦的三两歌曲。
他们渐渐开始听陈奕迅、李志、痛仰……听国外的冷门音乐，听那些爱恨离别、死亡终极……
我曾经喜欢过Eminem、丁薇、朱哲琴、Lube，我疯狂地迷恋过阿杜，那是我学生时代的偶像。
“风若停了云要怎么飞，你若走了我要怎么睡，心若破了你要怎么赔，若非你只是贪玩的蝴蝶……”
后来我开始受伤，开始愤恨，我听《自杀是没有痛苦的》，ladybird里女声绝望地喊：“help me！Help me！”我听死亡金属、电子乐、流浪民谣、怀念青春的、记载青春的，耳膜被击得生疼。只要能让自己变抑郁，我就可以把自己的世界与窗外的世界隔开，我需要一辆坚固的金属战车，碾压着我的情绪，我不再幻想，就不会再受伤。
只要能抓住青春的一张纸屑，我都会在夜晚伤感得泪流满面。
那是怎样的迷茫不安的年纪呢？
有一阵子，我在马路上走，当时我也没上班，做着自由撰稿人，车子把我阴戾的脸扑得一脸浮土，夜晚就坐在商场门口的台阶上看一群群乌泱泱的人，面如土灰地从城市各角涌来，或像一堆击碎的芝麻似的掉下拥挤的公交车。我到了青岛，到了成都，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地，我曾经在成都的一家酒吧里，和一群年轻人在六一儿童节这天穿着海魂衫、戴红领巾，手拉手地唱《娃哈哈》、《黑猫警长》、《让我们荡起双桨》、《蓝精灵》，手臂上贴着《大力水手》、《小邋遢》、《鼹鼠兄弟》的贴纸。
我真的以为，青春就这样过去了，在我们告别了校园里的梧桐树和黑板、白裙子，在许巍的《那一年》里，迷茫地夹着公文夹，在十字路口奋力狂奔，只为了追上上班的早车，像我写过的第一篇小说里描述的——青春像洗过脸的水，呼啦一下泼在脚底上，蒸发在空气里……
我喜欢过一个吉他手，我第一次见他，他正坐在琴行里弹《我要飞得更高》，他的声线迷人，长得也很像超载乐队的高旗，十八九岁留着长发，眼神像豹子似的反叛，我们躺沙发上接吻、十指相扣，把音响提到二楼的阳台上，打架子鼓，震得一条街的人都仰头看我们，承诺永不分开。他把我抱膝上，握着我的手指，教我弹他新写的歌曲。
他曾参加过摇滚乐队比赛，拿过奖，但在去北京参加决赛的时候，因为另一支乐队更有背景，他们被撤换了。
一回忆到这段经历，他就目光呆滞，盯着地板不作声。我叫他给我讲讲他们乐队排练的事儿，他都厉声拒绝了。
但我知道他还是会在深夜，安静地擦拭自己的吉他。每个人心底都有不愿揭开的有关梦想的回忆，就像潘多拉宝盒，一旦开启，梦想的病毒就钻到你身体的每寸骨骼肌肤里，在夜半发作心疼如绞。不愿面对，就不用再做选择，不做选择，就不会折磨自己。
我曾经质问过自己，我到底在做什么？
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我也曾想过放弃写作，放弃想去外面看一看的念头——车来车往，人近人退，这个复杂的世界，已不适于单线条的人单打独斗。
出门前，一群朋友给我践行，喝得人仰马翻后，有个哥们把我拉角落里，偷偷和我说：“翩，你忒没心眼，出门必吃大亏，你当心点，别竖着出去，横着回来了。”
后来如他所说，我好几次差点死掉，有次插着氧气管在医院抢救了一夜，捡回了小命。
我曾觉得自己丢掉青春了，因为比起那些十七八的孩子们，我们要担心皱纹，担心账单，担心爱情和婚姻，担心失业。我也怀念那些柳叶飘飘、白衣摇曳的年代。躲在不用负责的青春年少里，我们只要在考试前背几本书就能达到及格线，可要在成人的社会里，达到及格线，需要付出多少汗流浃背的辛苦和一次次的伤心和怀疑。
可我们在做些什么呢？
记得在广州的画家村，我和一个画家面对面地交谈，她在知晓我的年纪时，惊愕地说：“原来你这么年轻。”
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解读的年轻，我们不过二十多岁，我们难道不是活在老辈人最羡慕226
的青春年纪里吗？为什么就要患得患失地怀念青春？
青春不是一个年纪的终结，也不是面孔的日益干瘪，而是永远有冲刺梦想的心情和挑战的勇气。
抬起头来走自己的路——这才是青春的样子。
我们谁又知道，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终结后，谢天笑、何勇、窦唯等是否一一也得到了他们认可的幸福。周杰伦仍操着他的口头禅：“蛮屌哦！”但不再抗拒记者采访，他已经三十四岁了，琢磨着在三十六岁结婚生子。
崔健在台子上掷地有声：
“你不蹲这么一次，你就不知道站起来有多痛快！就像这样，被揍得鼻青脸肿后，蹲一会，等你再站起来，你会发现黑夜已过去了，天离你很近，你还是想大声喊叫和唱歌。”
“你们年轻吗？你们还有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