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给盛宣怀回电：长江一带只有会匪，并无可恃义民，“敝处意见相同”，北方必坏，对东南互保之议，愿“列敝衔”。刘坤一回电称，“欲保东南疆土，留为大局转机”，非盛宣怀的方案不可。江苏巡抚鹿传霖给盛宣怀发电报称，“此时江海各处，唯有力任保护”，才能有所补救。李鸿章回电，毫不客气地称6月21日的“招义民御侮”之诏为“矫诏”，“粤断不奉”。[15]
1900年6月26日，盛宣怀定立了《东南互保章程九款》，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财产为主”，各督抚“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很快，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遵旨联络一气，力保东南”，洋人“亦允不兵相扰”。
三位大佬结成东南互保联盟后，盛宣怀又不断地向其他地方督抚推销自己的互保联盟。闽浙总督许应骙、浙江巡抚刘树棠、江苏巡抚鹿传霖、山东巡抚袁世凯、四川总督奎俊均加入互保联盟。袁世凯赞扬互保是“维持国祚”之大计，批评慈禧太后“以一敌八”简直就是“孟浪”行为，“自取覆亡”。[16]
1900年8月13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太后一身农妇打扮，携光绪皇帝西逃，一路狂奔到西安。北京残局总需要有人出面收拾，谁才能和列强们共同坐在谈判桌上？奕去世后，李鸿章为西方政要们所青睐，可是清政府执政精英们担心李鸿章会东山再起，所以一直冷落他。现在，轮到李鸿章出场了，盛宣怀开始不断跟各地督抚联络，希望督抚们能够推举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北上跟列强谈判。
惊魂未定的慈禧太后后悔了。
1900年8月20日，慈禧太后在向西逃亡的途中，以光绪帝的名义下罪己诏：“近日衅起团教不和，变生仓猝，竟致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然祸乱之萌，匪伊朝夕……皆朕一人之罪……朕为天下之主，不能为民捍患，即身殉社稷，亦复何所顾惜？……斡旋危局，我君臣责无旁贷。各直省督抚，更宜整顿边防，力固疆圉。”[17]
泣血的罪己诏，换不回锦绣的江山。两天后，光绪皇帝在宣化府下诏：“自来图治之原，必以明目达聪为要。此次内讧外侮，仓猝交乘。频年所全力经营者，毁于一旦。是知祸患之伏于隐微，为朕所不及察者多矣。惩前毖后，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毋隐。”
曾经剿杀了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向万国开战后突然开窍，知道刀枪不入的义和团都是骗人的，没有同步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只是一幕油彩戏。宣化府的圣旨传递出强烈的信号：战争必须停下来，改革必须推进。1900年10月7日，远在西安的慈禧太后正式诏令奕劻、李鸿章、荣禄为议和全权大臣，同时谕令与英美等国有联系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办议约事宜，均准便宜行事。
经过艰苦的谈判，李鸿章还是不愿意在和约上签约，他相当清楚签字的结局：“合约成时身已死。”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废黜大阿哥溥儁，以载漪、刚毅为首的清政府新贵也迅速被慈禧太后抛弃。
国之大难，盛宣怀纵横捭阖，袁世凯赞誉盛宣怀“接济无缺，补救危局”，浙江巡抚刘树棠更是赞誉盛宣怀“此等通天彻地手段，无人能为”，其伟略“环顾无两”。[18]不少地方督抚认为东南互保，盛宣怀“实总其枢纽”，“国不遽覆，公之力也”。盛宣怀万万没有想到，北方战火连天时，汉江口已经兵舰相向。
老佛爷松口，“祖宗之法也可以变”
日德两军对垒大冶江面
1900年6月，各国驻华公使跟清政府执政集团剑拔弩张，盛宣怀正在东南纵横捭阖，策划伟大的东南互保计划。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看到了机会，于是在密电东京后，立即下令西泽公雄赶往大冶县。
西泽公雄曾任日本驻守宁波领事，1897年任清政府实业顾问。他是一位典型的日本间谍，在出任清政府的实业顾问期间，曾周游全国考察实业，把中国的矿产资源摸了个遍。西泽公雄发现大冶铁矿质优而蕴藏量丰富，当即密报日本当局，建议日本创办钢铁工业取得大冶的铁矿石最为得计。
西泽公雄在大冶铁矿有一个很怪异的职位：日本驻大冶铁矿监督。[19]
监督什么呢？每年五万吨的铁矿石交易。派驻监督只是日本内阁在试探中英两国政府的底线。长江流域一直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日本插足湖北的生意很容易引起英国的干涉，当初签署《煤铁互售合同》之所以需总理衙门批准，就是想借清政府的官力，保证日本投资所获权益的安全。1900年，英国忙于应付北京局势，无暇顾及其他，西泽公雄进驻大冶就形成了既定事实。
小田切万寿之助指令西泽公雄跟盛宣怀协商，在大冶石灰窑江边修建一个专门给西泽公雄的办公室。办公室按照国际外交游戏规则，只听命于驻华公使跟东京内阁，今后的一切问题均需中日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如此一来，和田维四郎跟盛宣怀的交易就不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而是在两国政治外交庇护下的商业交易。盛宣怀出于稳定东南局势的考虑，默许了西泽公雄的提议。
1900年7月，慈禧太后的宣战书已经通告全世界，大清帝国已经完成了军事部署，十万武卫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当时，以英、日为首的多国部队正在集结，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任命的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元帅正在奔赴中国战场的路上，战争一触即发。西泽公雄却发现石灰窑江面突然出现了德国军舰，军舰上的枪炮射击诸元对准了正在修建的西泽公雄办公室。
西泽公雄不动声色地暗中调查，并了解到，张之洞一到武昌就聘请了一名德国工程师时维礼当顾问，时维礼利用当顾问的机会，认真勘查大冶铁矿的具体情况。勘查结束之后，时维礼将大冶铁矿的调查报告通过密电发送回德国政府。德国皇帝亲自给总理衙门发电报，希望通过政治外交来控制大冶铁矿，结果被愤怒的张之洞一口拒绝了。虽说大冶铁矿的开矿机器是由德国提供的，而且德国还借出了三百万两银子作为开矿资本，但德国还是失去了对大冶铁矿的控制权。
为了平息德国人的愤愤不平，张之洞决定在德国商人手上采购大量的开采设备。张之洞还以“大举制炼钢铁，事属创办，中国工匠未经习练”为由，“多募洋匠，借资引导”。[20]在中国驻德公使的帮助下，从克虏伯等世界知名企业招募到的工程师陆续来到武汉。1890年9月，时维礼给柏林的一份报告显示，当时已有五名德国工程师在武汉工作。
日本人的到来令德国人相当地搓火，西泽公雄一到大冶县就要修建监督办公室，一旦日本人的外交政治谋划得逞，那么德国人在大冶县的经营都将泡汤。柏林很快就收到一份情报，日本向大冶铁矿派出了监督人员，日本八幡制铁所派轮船从大冶铁矿一次性运走了1600吨铁矿石。
收到大冶县发来的密电后，德国政府下令屯驻在胶州湾的舰队南下汉口，目的地是石灰窑江面。德国军舰一到石灰窑江面，炮口就对准了西泽公雄的办公室，整天拉着警报，扬言要西泽公雄立即离开大治铁矿。
西泽公雄没有跟嚣张的德国军队起正面冲突，而是将局势通过密电向日本外务省进行了汇报，为了保卫日本政府对大冶铁矿的控制权，西泽公雄请求日本内阁派海军第三舰队赶赴大冶，与德国军舰对峙。
德国军舰的将士们一大早醒来，突然发现自己的战舰已经被日本战舰包围了。德国军舰非常了解日本联合舰队的底细，这支舰队在甲午海战之前基本属于二线沿岸防备部队，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于是，双方屯兵大冶石灰窑江面，进入了一触即发的对峙状态。
日德两军对垒大冶江面的时候，大清帝国的光绪皇帝跟慈禧太后正在一路狂逃，八国联军在紫禁城疯狂地抢劫杀人。一通狂杀狂抢之后，德国人跟日本人觉得大快人心，马上笑眯眯地坐在一起谈如何共同瓜分大清帝国资产。一直在大冶对峙的德国军舰跟日本联合舰队得到北京谈和的信息，又等到大清政府的代表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后，方才罢兵而去。
祖宗之法也是可以变的
战争让帝国的工业改革进入停滞状态，卢汉铁路的比利时贷款因为沙俄、法国、比利时跟中国都是交战国，所以一分都没有到账，导致铁路修建毫无进展。汉阳铁厂在战争期间生产的铁轨堆积在仓库，导致其经营更加困难。盛宣怀突然有一个更大的计划，从萍乡修一条通往汉阳的铁路，专门用于煤炭运输，如此一来就可以形成煤铁开采、钢铁冶炼、铁路建设的工业联合体。
可钱是一个大问题。
德国人打听到了盛宣怀欲借款的绝密信息，他们提出，只要以大冶铁矿为担保，德国可以借银五百万两。盛宣怀一听高兴坏了，五百万两简直就可以再造一座汉阳铁厂。不过，西泽公雄很快得到了德国人跟盛宣怀秘密商洽借款的消息，立即密告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借款之举，吾日本能著先鞭，是为上策”。[21]
西泽公雄详细地向日本外务省阐述了自己的担心：第一次正金银行贷款的终止让日本失去了一个通过资本控制汉阳铁厂的机会，尽管与中国签订了《煤铁互售合同》，但双方如果因矿石成分与价格达不成协议，合同就有可能失效。要想实行对大冶铁矿的完全控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贷款给汉阳铁厂，使汉阳铁厂的资产变成日本的债权。
西泽公雄的担心很快就成了现实。1900年8月，日德军舰在石灰窑江面剑拔弩张之时，张之洞突然提出要修改《煤铁互售合同》的时限。当初签约时，日本方面提出双方合同执行期为15年。很快，矿师们发现萍乡的煤炭质量上乘，没必要采购日本的煤炭。于是，张之洞提出将《煤铁互售合同》的执行期缩短到5年，合同到期需对矿石售价再行商定，若商定不成，该合同将失效。[22]
张之洞留给日本人的印象是手握经卷，夸夸其谈。没想到在帝国北方布满了联军铁骑之时，张之洞却心生妙计，利用日德在汉江相争之时突然下手，日本人如果不接受张之洞的条件，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马上可以抛弃日本，跟德国签署合约，更何况德国方面已经抛出了诱人的贷款条件。
武汉的风云变幻让日本内阁神经紧张。
小村寿太郎在给小田切万寿之助的密电中警示：“冶矿倘或落入外人之手，则实为极严重的问题，因此，为了确立我方权利，务望全力以赴。”小村寿太郎电令日本垄断资本企业大仓组和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濑川浅之进立即同盛宣怀洽谈贷款。盛宣怀派出自己的侄儿、已经接任汉阳铁厂总办的盛春颐出面，在武汉同濑川浅之进、大仓组驻汉口代表橘三郎进行了谈判。盛春颐提出，现在汉阳铁厂要借贷三百万日元。
1900年11月，橘三郎回到东京。日本外务省、农商务省的高级官员听取了橘三郎的情况汇报，了解到汉阳铁厂原则上同意用大冶铁矿作为抵押物，贷款三百万日元。在日本内阁的安排下，橘三郎还与日本八幡制铁所长官和田维四郎、三菱洋行门司分行经理高田政久两人进行了商洽，就铁矿石交易、贷款出借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划。[23]
1901年5月，濑川浅之进密电日本外务省新任外务大臣加藤高明，就大冶铁矿抵押贷款一事向外务省请示，并进一步向外务省建议贷款的抵押物可以追加萍乡煤矿和即将修建的萍乡至湘潭的铁路。濑川浅之进在密电中提出：“若从在湖南、江西两省建立扶植帝国势力之基础而言，萍乡之矿山和该地之铁路，相信亦属大有希望之抵押品。”
濑川浅之进的密电发回日本没几天，第四次组阁的伊藤博文内阁倒台，日本政坛陷入混乱状态，经济危机狠狠地打击了日本的造船、铁路等重工业。日外务省总务长官内田康哉给八幡制铁所长官和田维四郎写了一封非常无奈的私信：“贷出三百万元，颇有困难”，半个月之后内田康哉给濑川浅之进也写信诉苦：“对贷款作出决定，实系最不适宜”。[24]
慈禧太后如梦初醒。
1901年1月30日，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终于浮现出一丝曙光，一向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变法诏书。诏书以雄辩的文字说明，只有“变法”，才能使国家渐致富强。祖宗之法也不是不可变的，而且列祖列宗也是在不断地变法。变法上谕字字深情，感天动地：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渐变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