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大结盟
洋医生的紫禁城病人
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变法的光绪皇帝囚禁在瀛台，各国驻华公使纷纷要求觐见光绪皇帝，而北京方面均以光绪皇帝身体不适为由拒绝。盛宣怀掌握到一个重要情报，慈禧太后正在密谋废掉光绪皇帝，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帝。载漪是道光皇帝之孙，他的福晋是慈禧太后的侄女。溥儁年少，如果坐上皇帝宝座，会比成年的光绪更容易控制。
1899年11月28日，慈禧太后秘密召见荣禄，二人决定，立溥儁为大阿哥，于1900年元旦登基。同时，慈禧太后让人故意放出光绪皇帝病重的消息，说他“常患遗泄，头疼，发热，脊骨痛，无胃口，腰部显然有病，肺部不佳，似有痨症。面部苍白无血色，脉甚弱，心房亦弱”[1]。清政府执政精英们要抛弃光绪皇帝，病危是最好的舆论借口，他们在为溥儁的登基铺平道路。
慈禧太后在戊戌年发动政变后，杀掉了以谭嗣同为首的六人，清洗掉一大批支持变法的京城官员，还将以陈宝箴为首的开明派地方督抚革职。当大清洗完成之后，慈禧太后意识到，光绪只有30多岁，而自己已经60多岁了。于是，清除光绪皇帝成了慈禧太后独柄朝政的关键行动。
载漪，一个毫无政治建树的皇族，思想守旧，一旦他的儿子溥儁坐上皇位，以载漪为首的皇族将成为北京城的新主人。盛宣怀意识到，一场新的政治风波即将到来，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铁路、钢铁建设将面临太多的不确定性。清政府执政集团一直对日本发动甲午海战怀恨在心，伊藤博文进京欲助光绪皇帝改革，更是得罪了保守的清政府执政集团。如果盛宣怀在这个时候跟日本方面签约，将来可能会落得个里通外国之罪。
光绪皇帝的身体健康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第一个在中国捞取殖民权益的英国不愿相信光绪病了，毕竟政局的动荡不利于英国在华利益的稳定延续，因此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Colonel Sir Claude Maxwell MacDonald）给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外交照会。窦纳乐在照会中对光绪皇帝的生死、国际局势的变化表现得相当担忧：“我坚信，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2]
海外各国名为关心光绪皇帝的身体，其实是希望本国的在华利益能得到保障，但总理衙门没把英国人的照会当回事。在窦纳乐的鼓动下，各国驻京的公使们最终决定，派出法国公使馆医生多德福给光绪皇帝看病。清政府执政集团拒绝了外国公使们的好意，可是外国公使们只认光绪皇帝，对再度执掌政权的慈禧太后根本不买账。最终慈禧太后妥协，允许多德福给光绪皇帝看病。
1899年12月19日，多德福提着医疗箱进入了紫禁城。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在太监跟大内侍卫的监督下，多德福终于进入了光绪皇帝的寝宫。光绪皇帝面黄肌瘦地躺在床上，看着眼前这位金发碧眼的法国医生，在整个看病过程中没有说一句话，任由多德福听心跳翻看双眼，甚至还任由他查看了自己的舌头。[3]多德福检查完后，在诊断书上写下：皇帝无病。
多德福的诊断让外国驻京的公使们更加确信慈禧太后要废掉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病危只是一个借口。
1899年12月30日，英国牧师卜克斯（S.M.Brooks）在山东肥城县被杀。窦纳乐当天直奔总理衙门，要求总理衙门迅速“采取行动”。窦纳乐在向英国首相汇报时说：“我会见了总理衙门大臣们，并且用最严重警告的词句同他们谈话。”[4]关键时刻横生枝节，慈禧太后听闻英国牧师被杀的消息后，顿觉天雷滚滚，她担心英国人抓住卜克斯之死不放，搅乱废立大事。于是，慈禧太后立即下令新上任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严惩凶手。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对八股诗文毫无兴趣，曾经跟随叔父袁保恒投效左宗棠的西征军。当时袁保恒因不满胡雪岩渔利西征军贷款，跟左宗棠关系紧张。袁世凯后又投效淮军集团，最终得到李鸿章的赏识，一度坐上朝鲜“监国”的位置。甲午海战后，李鸿章推荐袁世凯到荣禄门下，在天津小站负责训练现代化的中央军。袁世凯深受荣禄信任，被推荐出任山东巡抚。
山东多年大旱，民间社团成为当地最不稳定的因素。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第二天，就发布了《禁止义和拳告示》。告示体现了袁世凯一贯的强硬，他要求省内各地刀会、拳会在接到告示后，必须无条件予以解散，否则巡抚衙门必将大军压境，不分首从，格杀勿论，决不姑息。袁世凯万万没想到，压抑的民众将怨气撒到洋人头上，卜克斯成为袁世凯山东新政的牺牲品。
袁世凯迅速行动，很快就抓捕了杀害卜克斯的一干人犯，最终判处二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二人有期徒刑，并罢免了肥城知县，划拨白银9000两和5亩空地，为传教士修建一所教堂；另用500两白银在卜克斯被杀处立碑，“盖造碑亭”。慈禧太后又发布上谕，希望各地官员在处理教案时，应该“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地方官不应“误听谣言”。
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召集王公大臣、满汉尚书集议于仪鸾殿，宣布了她的决定，光绪皇帝以病先退，立溥儁为“大阿哥”，预定于庚子年正月初一光绪皇帝行让位礼，改元“保庆”。
1月26日，光绪皇帝退位的决定公布后，商人们最先站出来反对。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以候补知府衔联合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名改革精英和商界名流，联名要求朝廷收回成命，恳请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坚持亲政。“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5]。慈禧太后非常愤怒，当天下令通缉经元善。经元善逃到澳门避难，北京方面又行文澳门葡萄牙总督，于是经元善遭当局逮捕。
1月27日，距离光绪皇帝退位的日子还有四天，英、法、德、美、日等多国驻华公使共同向总理衙门提交外交照会，抗议清政府的上谕给民众发出了错误的信号，会让民众认为“中国政府对义和团和大刀会这样的结社抱有好感”。尤其是在光绪皇帝的废立问题上，列强跟北京方面一直对立，驻华公使们担心清政府执政精英们会利用民间社团对各国进行报复，于是在照会中强烈要求清政府“下令指名对义和拳和大刀会进行全面镇压和取缔”。[6]
1900年1月31日，北京举行了“立大阿哥”的典礼。
英、日、美等国驻华公使拒不参加典礼，也拒绝承认溥儁的合法地位，致使清政府执政集团同欧美国家的外交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更糟糕的是，袁世凯在山东对义和团、大刀会采取高压政策，导致大量的义和团成员向外省转移。各省地方官均采取了“驱狼”策略，最终导致义和团扑向直隶。3月2日，英、美、德、法、意五国驻华公使再度向总理衙门施压，声称如果中国政府再不能有效镇压义和团，他们将采取“必要措施”。
太后要向洋人宣战
驻华公使们一直担心的事情很快发生了。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发生命案，三名教民被杀害，法国驻京主教樊国梁却向直隶总督府控告，说是被杀教民多达六十八人。直隶总督派出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往镇压，数千名义和团成员设伏杀了杨福同，涞水戕官震惊朝野。1900年5月27日，约3万名义和团成员破坏了直隶中部卢保铁路，并占据了涿州城。[7]
1900年6月5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跟总理衙门大臣奕劻进行了会晤。从郡王晋升到亲王，奕劻在朝廷中一直谨小慎微，奕、奕相继去世后，奕劻在总理衙门这个平台上的影响力开始显现，跟驻华公使们的关系变得融洽，而且倾向于改革。没想到慈禧太后要罢黜光绪皇帝，以载漪为首的皇族新势力迅速崛起，奕劻又被迅速边缘化，沦落为外交发言人的角色。
“庆亲王在谈到义和拳的时候，所用的毫无希望和无能为力的语气，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所以我回到使馆之后，便致电舰队司令，询问他是否能够再拨给七十五名士兵。”与奕劻的整个会晤过程令窦纳乐相当失望，而且在窦纳乐看来，“总理衙门即使有庆亲王作为它的发言人，已不再有效地代表中国统治势力，他作为推动中国政府的一个杠杆，正在彻底瓦解。”[8]
改革精英跟商界名流们的罢市、罢工没能够阻止政治怪兽的疯狂。从1900年5月中旬开始，以载漪、军机大臣刚毅为首的清政府执政集团保守派开始招引义和团入京，在载漪眼中，洋人简直就是罪大恶极，废立皇帝是爱新觉罗家族自己的家务事，洋人既然要插手，那就让痛恨洋人的义和团去收拾他们。义和团进入北京后，开始包围使馆、教堂，烧杀抢掠不断，致使京城秩序一片混乱。
窦纳乐会见奕劻的当天，盛宣怀给光绪皇帝发了一封急电：“今匪患已著，若再姑容，恐各省会匪愈炽，内外勾结，或有举动，更恐各国推广保护使馆之议，派兵分护商埠、教堂、铁路，何堪设想！似宜趁各省土匪尚未联合，外人尚未启齿，即就现在有力，克期肃清畿辅，消外衅而遏效尤。”[9]义和团杀杨福同后，将涿州至卢沟桥的铁路、车站、机厂全行毁灭，盛宣怀担心战争一开，电报、铁路都将被暴民所毁。
总理衙门彻底地失去了政治外交的作用，奕劻也成为了摆设。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在永定门被刺杀。“各使馆外人，尤大哗愤，群起向总署诘责，问我政府究竟有无保护外人能力，当局支吾应付。”[10]慈禧太后立即下令，武装护送使馆人员赴天津，各国公使遵循国际惯例，到总理衙门辞行。这时，德国公使克林德行至总布胡同时，却被一名士兵击毙。
北京一方面勒令官员遣散义和团，一方面又下令对“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管束”。在多次的御前会议上，以载漪、刚毅为首的清政府新贵急于将溥儁推上皇帝宝座，控制御前会议的发言权，他们主张利用义和团打击洋人，而以奕劻为首的总理衙门则不敢多言，到了6月20日，涌入北京城的义和团已经“不下数万”[11]。
6月20日凌晨，慈禧太后亲自主持御前会议。
军机大臣启秀把草拟了多日的宣战上谕底稿“由靴里呈出”，慈禧太后“览后，慈颜甚善”，[12]她站起来对着王公大臣慷慨地说：“今日衅自彼开，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豫乎？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心，勿归咎于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按理来说，御前会议应该是集体讨论，可是在6月20日的御前会议上，除了启秀呈上宣战书，整个过程没有一位王公大臣发言，全是慈禧太后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言说，这次御前会议变成了慈禧太后的战前誓师大会。慈禧太后下令荣禄“以武卫军备战守”。五位年轻的京官上书反对，载漪上奏将其处决。王文韶出面为这些京官说情，载漪还指控王文韶卖国。
荣禄迅速集结部队，命令聂士成部淮军武毅军为前军，驻芦台；董福祥部甘军为后军，驻蓟州；宋庆部毅军为左军，驻山海关内外；袁世凯部新建陆军为右军，驻天津小站。荣禄亲自统率从八旗改组而来的中军，驻南苑。步军统领衙门进行京师一级警戒。同时，日、俄、英、美、法、奥、意也开始抽调驻扎在中国沿海的军队，由德国派人担任联军总司令。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任命瓦德西元帅为联军总司令，向北京进军。
1900年6月25日，载漪带领60多名义和团成员闯到光绪皇帝临时居住地宁寿宫。义和团成员大声鼓噪，扬言找“二毛子”，请光绪皇帝出宫。在鼓噪中，义和团成员扬言杀尽洋鬼子徒弟，杀洋鬼子朋友，甚至“呼帝为鬼子徒弟”，[13]欲杀之。载漪欲借义和团之手杀掉光绪皇帝，推其子溥儁登基。宁寿宫杀声震天，最后慈禧太后亲自出面干涉，光绪皇帝才得以逃过一劫。
盛宣怀纵横捭阖，谋划互保联盟
八国联军一直在为各国利益争吵不休，英国为了确保长江流域以及华南地区的既得利益，拉拢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策划东南互保。香港总督卜力授意立法局华裔议员何启草拟《平治章程》，建议兴中会与两广总督李鸿章合作，据两广独立。他还亲自与兴中会骨干陈少白密商，准备请孙中山帮助李鸿章组织“独立”政论。李鸿章幕中要员刘学询函邀孙中山赴广东“协同进行”。
表面上是三大总督在同英国接触，实际上盛宣怀才是东南互保的导演者。
义和团围攻宁寿宫的前一天，盛宣怀给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发出了内容相同的一封密电：“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似非从权不可”。[14]三位重臣看法惊人的一致：“以一敌众，理屈词穷。”他们认为如果列强借口保护公使和在华利益出兵，北京政权将“全局瓦解，即在目前”。盛宣怀不断跟各国驻上海领事磋商东南互保方案。
义和团围攻光绪皇帝的当天，盛宣怀再度给以李鸿章为首的三位重臣发出密电：“今为疆臣计，如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东南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但是6月21日北京方面已经下诏，令各省督抚“招义民御侮”，“联络一气保疆土”。盛宣怀觉得东南互保是权宜应之，以安抚列强，这样不会违背朝廷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