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汉铁路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盛宣怀还是担心张之洞“意犹未决”，在给恽松耘的电报中，盛宣怀希望张之洞“通筹决策”，“如无疑义，天稍暖当再亲自赴鄂熟商办法。”[17]恽松耘一眼就看出盛宣怀在搪塞，三天后连发两份电报，再三说明张之洞“已决计”同盛宣怀商办。
恽松耘跟盛宣怀往来电报时，已经是新春佳节，尽管张之洞不断邀请盛宣怀赴武汉，甚至承诺“铁厂到手，铁路亦在掌握”，但盛宣怀还是以铁厂的铁质不好等为由进行拖延。其实，一方面他是在静观李鸿章出使欧美的政治风向，另一方面他是要将张之洞拖入绝境，这样才能将汉阳铁厂与卢汉铁路的价格压到最低。当然，盛宣怀的野心是两个项目独柄事权。
盛宣怀的拖延令张之洞很不高兴，洋商戴马陀再次来到武汉，这一次戴马陀是跟随法国商人德韦尼来的。盛宣怀得到武汉的情报，立即给恽松耘发电报，说自己马上动身赴武汉面商合作。在赴武汉的路上，盛宣怀获得了最新密报，北京方面要将卢汉铁路的筑路之权交给王文韶和张之洞。
甲午海战之后，王文韶总督直隶，有御史弹劾王文韶“所用文武各员，皆李鸿章旧用私人，积习甚深，恐致贻误”。身为李鸿章心腹，弹劾盛宣怀的奏章犹如雪片一般飞抵京城，在言官们眼中，盛宣怀就是“一牟利无耻之小人耳，其恶迹罄竹难书”。1896年1月2日，朝廷向王文韶连发两道命令，严令他调查盛宣怀在轮船招商局的问题。[18]
北京的政治风向对盛宣怀相当不利，在朝廷下令王文韶调查之前，他还在观望，希望能有更大的筹码同张之洞结盟。但朝廷的调查令也让盛宣怀如芒在背，所以他一方面派卧底打探张之洞的信息，一方面拖延正面的合作请求。在天津期间，盛宣怀需要彻底解决对他致命的弹劾，“李鸿章心腹”这块招牌已经成了盛宣怀的包袱。
王文韶调查盛宣怀问题期间，湖南十二州县发生罕见旱灾，巡抚陈宝箴向王文韶求援。一方面，王文韶曾两度出任湖南巡抚。另一方面，王文韶又是陈宝箴的恩师。在大清帝国赈灾方面，最富有经验者莫过于盛宣怀，因此王文韶希望盛宣怀能解陈宝箴之所急。
盛宣怀抓住机会，发动了丁戊赈灾时的盟友严信厚、经元善、谢家福、郑观应等人，并在《申报》上发布湖南筹捐公告。王文韶被盛宣怀的急公好义感动了，他甚至在私人日记中感叹，盛宣怀“代筹湘赈不遗余力”。[19]陈宝箴向北京汇报赈灾情况时，特地提到湖南省外最大的一笔赈灾款来自于盛宣怀。
王文韶在给北京提交的调查报告中写道：“泰西各国由商而富，由富而强，中国仿而行之，二十年来，惟电报、招商两局成效已著，而一手经营，虽屡经波折，而卒底于成者盛也。”在王文韶的报告中，盛宣怀“具兼人之才，而于商务洋务，则苦心研究，历试诸艰者，已逾二十年。设以二十年前之盛处此，臣亦未敢保其必能接手也”。[20]
通过帮助湖南赈灾，盛宣怀成功地逃过了言官们的弹劾。陈宝箴之所以会发电报批评张之洞招徕洋商，跟在赈灾中得到盛宣怀帮助有直接关系。当盛宣怀获得王文韶跟张之洞主管卢汉铁路的情报后，立即给王文韶发电，确认情报的准确性，并且非常坚定地表示，要承接汉阳铁厂。盛宣怀希望王文韶在朝廷任命发布后，为自己谋求卢汉铁路的建设之权。
盛宣怀到武汉后，张之洞亲自带领他参观考察汉阳铁厂，经过9天的谈判，张之洞对盛宣怀商办汉阳铁厂、卢汉铁路的策略相当赞赏。在给王文韶的信中，张之洞对盛宣怀极尽夸赞，“若令随同我两人总理此局，承上注下，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21]
1896年5月14日，张之洞正式委任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盛宣怀接掌汉阳铁厂后，立即提出了“召集商股，官督商办”的重组思路。不过，张之洞没有立即委任盛宣怀承办卢汉铁路，因为广东在籍道员许应锵、商人方培尧，候补知府刘鄂、监生吕庆麟这几人也称可筹集千万巨资。张之洞希望卢汉铁路能够引入更多的竞争者，以降低整条铁路的建设成本。
接到汉阳铁厂任命的当天，盛宣怀已经觉察到不对劲，他立即给王文韶发了一封电报：“从前觅得大冶铁山，条陈醇邸开铁政，皆为今日，现详审勘验，铁无穷，钢极佳，两炉齐开，每年可成极好钢轨千余里，正敷卢汉工用，免使巨款外溢。铁政得此，亦足次第推广。路与轨两局综于一手，路成厂亦成。”
盛宣怀提出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根据他参照十多年前在大冶铁矿的产量对比来看，汉阳铁厂每年都可以炼出千里钢轨，那么多钢轨冶炼出来，销售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旦卢汉铁路跟汉阳铁厂同时开工，那么就能做到产销两旺。可是张之洞让盛宣怀先办汉阳铁厂，却未任命其办理卢汉铁路。盛宣怀决定先布置好汉阳铁厂的工作，然后立即赴京跟王文韶详谈卢汉铁路事宜，因为“轨已无求于外洋矣”。
“江湖郎中”刘鹗败走武昌城
新来的小京官四处跑关系、拉人脉
张之洞现在有说不出的苦衷，因为已经有庞大的利益集团盯上了卢汉铁路。
刘鹗，江苏丹徒人，出生在官僚家庭，喜欢文、史、医、商，行过医，做过生意。31岁时，黄河决口于郑州，刘鹗先后进入河道总督吴大澄、山东巡府张曜幕府，帮办治黄工程，因成绩显著被张曜保举为候补知府。张曜去世后，福润出任山东巡抚，也相当欣赏刘鹗，两次向朝廷举荐。1895年，刘鹗进入总理衙门，开始了京官生活。
刘鹗跟轮船招商局的会办、李鸿章的心腹、江苏丹徒老乡马建忠是莫逆之交。刘鹗到了京城后，马建忠便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介绍给他认识，尽管甲午海战后李鸿章失势，可是他在总理衙门做顾问，仍然是值得依傍的参天大树。
在京期间，刘鹗找到了同门师兄弟毛庆蕃，两人在扬州期间曾拜“太谷学派”传人李龙川（即李光炘，字龙川）学习。毛庆蕃坐镇天津，为重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督办后勤，因刘坤一跟翁同龢是政治盟友，所以毛庆蕃很快就得到了翁同龢的赏识。而刘鹗跟毛庆蕃既是师兄弟又是儿女亲家，所以毛庆蕃也将刘鹗引见给了翁同龢。
刘鹗相当有心计，他知道翁同龢身为光绪皇帝的老师，掌管着户部，只要有他的支持，卢汉铁路的建设大权一定就能拿下。刘鹗多次通过毛庆蕃给翁同龢递报告，到了1895年6月13日，翁同龢终于答应接见刘鹗。没想到，刘鹗“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更让翁同龢惊讶的是，刘鹗还“托人以字画数十件余”。[22]
翁同龢被刘鹗的巨额贿赂吓坏了，一旦此事暴露，连光绪皇帝也保不了自己，政治生命肯定也就结束了，所以翁同龢并没有明确答复刘鹗。当天晚上，他还在日记本上写道，“记之以为邪蒿之据”。
贿赂完翁同龢后，刘鹗还是不放心，他希望妻舅高子谷能够帮忙运作和王文韶的关系。高子谷的夫人是王文韶的孙女，当时王文韶出任直隶总督，统率北洋，高子谷在总理衙门上班，主要管理电报业务。朝廷下令张之洞跟王文韶共同承建卢汉铁路，高子谷得知后，将这个信息第一时间告知了刘鹗。刘鹗希望能通过王文韶，独自拿下卢汉铁路项目。王文韶答复刘鹗，让他去武汉跟张之洞谈。
刘鹗在京经营人际网络时，意大利牧师罗沙第则在伦敦成立了一个投资中国矿业的“皮包”公司——福公司，并很快来到中国进行公关。当时，刘鹗在总理衙门担任闲差，马建忠便又将刘鹗介绍给罗沙第。突然冒出来的国际投资家令刘鹗兴奋不已，他当即答应出任福公司的华人经理。
刘鹗担心王文韶不给自己办事，又托高子谷给王文韶送去了四千英镑的福公司原始股。按照当时的价格，这相当于四万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八百万人民币。同一天，刘鹗还通过好友、义善源银号经理王筱斋送给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四千英镑的福公司原始股。[23]
奕劻收下福公司原始股后，刘鹗顿时觉得跟清政府执政精英交往还是很容易的，连皇室贵族都收受贿赂，那在大清帝国就没有钱搞不定的事。刘鹗决定，在经营的人际关系网中，要扩充大量的皇室贵族和王公大臣。在帮助罗沙第经营山西煤矿时，刘鹗还通过门生丁士源，向肃亲王善耆行贿。
1896年6月27日，刘鹗到了武汉。张之洞在总督府接见了刘鹗，刘鹗在张之洞面前侃侃而谈。在刘鹗到武汉之前，王文韶给张之洞发过电报，说刘鹗意欲独揽卢汉铁路。不过张之洞更关心的是资金问题。于是，刘鹗呈上一张一千万两的洋行保单。张之洞重组汉阳铁厂时，就因招募国际资本遭遇过很多人的强烈反对。对此，刘鹗拍胸脯说，这一千万两是自己的，背后没有洋人操控。
张之洞提出，卢汉铁路不是一千万两就可以建成的。刘鹗提出，现在有四位商人在竞争卢汉铁路项目，“每人集股一千万，则卢汉铁路之事济矣。”[24]张之洞不想由四个竞争者一起合建，便问刘鹗：“汝已集股一千万，尚能多集否？”刘鹗马上变得底气不足：“铁路乃有利益之事，开办以后，股分必旺，不患无股分。”最后，张之洞留下了刘鹗的保单，告知其等待通知。
刘鹗见完张之洞，立即去拜访了张之洞的幕僚姚锡光。他们二人是老乡，关系甚密。刘鹗告诉姚锡光他提交给张之洞的保单实际上是一份国际贷款的合约。姚锡光曾经在中国驻日本公使馆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国际形势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刘鹗希望姚锡光能向张之洞灌输一个观点：“洋债可借，洋股不可招。”
姚锡光给刘鹗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他说修铁路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本，两三年内不可能有利润，通过国际贷款利息又太重，可以“铁路与银行相辅而行”，“将借定洋债先行开一银行，以为铁路根本，既无虚利之虑，而铁路开办诸费即于此周转”，将来有国内资本入股，由“银行出股分票”，会更有公信力。
刘鹗听完姚锡光的话，立即说自己已经跟马建忠达成了合作意向，如果张之洞能够将卢汉铁路交给自己去建设，他就跟马建忠在上海成立一家银行，马建忠负责银行的日常运营。刘鹗给姚锡光讲述了自己庞大的实业布局：“铁路既成，日后尚须开五金、煤炭诸矿，并开冶炼诸厂。”[25]
一位江湖郎中能混到总理衙门，可见他在官场定有不小的能耐，没有京城王公贵胄的支持，刘鹗一定搞不到洋行的保单。张之洞如果直接拒绝刘鹗，可能会得罪刘鹗背后的北京势力。但如果保单是假的呢？对不起，刘鹗必须走人。张之洞留下保单后，马上给上海道台黄祖络发电报，希望黄祖络帮忙调查一下刘鹗留下的这张千万保单的真实性。
盛督办撂挑子，“不建银行不办铁路”
张之洞给黄祖络发了一封电报：“上海有履祥洋行存放知府刘鹗卢汉铁路股本银一千万两，声明无洋股在内，请详查是否属实。该洋行所操何业？是否殷实？行主何名？能签押出字据保认，乃可为凭？”[26]他希望黄祖络能够快速查证。
6月30日，张之洞收到上海道台黄祖络的电报。黄祖络派人调查了履祥洋行的老板贝履德，得知履祥洋行只有贝履德一个股东，专门做布匹生意。贝履德跟刘鹗是老相识，两人曾经进行过洽谈，约定一旦刘鹗拿到卢汉铁路的承建批文，履祥洋行就向刘鹗提供一千万两的贷款。黄祖络发现，刘鹗根本没有股本存放在履祥洋行，在没有国家批文的情况下，贝履德对刘鹗的一千万两保单“不便签押保认”。[27]
张之洞收到黄祖络的电报后，立即将电报转发给王文韶：“刘鹗已见，洋行保单无洋人签字，已嘱上海道台查明，全不可信。”张之洞毫不客气地揭穿了刘鹗通过虚假资产承建铁路的骗局。他还提到朝廷下令修建卢汉铁路不准招募洋股事宜，因为根据上海道台的调查，刘鹗拿到批文就会搞国际贷款。张之洞担心，刘鹗会被提供国际贷款的洋商操纵。
于是，张之洞联手王文韶给光绪皇帝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刘鹗和其他三位集股办路的商人“举不足恃”。[28]刘鹗很快得到了消息，张之洞会将铁路督办之权交给盛宣怀。刘鹗意识到，盛宣怀之所以要抓轮船招商局、津沪电报局大权，现在又到湖北办汉阳铁厂，真正的目的就是争夺卢汉铁路的督办权，他不得不感叹盛宣怀“善据利权”。
1896年7月27日，刘鹗回到了镇江，盛宣怀突然给张之洞发了一封电报。
根据盛宣怀从北京得到的情报，总税务司赫德正在北京游说清政府执政精英，以海关为根本开办一家国家银行，赫德的目的是要掌控大清帝国的金融财政大权。在盛宣怀看来，在赫德觊觎国家银行的背后，英国人已经盯上了卢汉铁路，理由很简单，只要赫德控制了国家银行，到时候大量的钢轨就都要从英国采购，汉阳铁厂也就难以生存下去了。
盛宣怀在给张之洞的电报中提议，利用修建卢汉铁路的机会，同时筹建国家银行，因为“铁路之利远而薄”，中国的民营资本对铁路的兴趣不大，但是“银行之利近而厚”，民营资本希望“银行、铁路并举方有把握”。[29]现在赫德已经在北京开始行动，“如银行权属洋人，则路股必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