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费出入有常，惟有移缓救急。”刘坤一在报告中提到，全权谈判大使崇厚失败的交涉，导致中俄局势紧张，沙俄舰队直逼东北海域，危及京畿，现在是“西北既须戒严，则东南不可复生波折”，购铁甲船乃为对日开战之用，对俄开战则无海防之忧。
清政府执政精英对李鸿章在琉球问题上的无能已经是相当气愤，可是筹建海军刻不容缓，刘坤一自然不会站到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对立面。但是，为了遏制李鸿章军权扩张，阻止帝国经费流向北洋，刘坤一主张海防用轮船，“责成福建船政局及江南、广东等省之制造机器各局自行仿造，量行变通”。[14]
为了“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北洋大臣李鸿章面商一切机宜，将来办理庶有把握”，刘坤一向皇帝提出进京“陛见”。
1880年6月5日，刘坤一“入都陛见”。第二天，光绪皇帝赏刘坤一“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殊荣。在京期间，慈禧太后以皇帝之名前后四次召见刘坤一。在给刘长佑的信中，刘坤一泄露了6月21日的内阁会议机密，北京高层内部势不两立。
“内阁会议，王公毕集。”在醇亲王奕的主持下，王公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所有在京官员均参加了这一次规模空前的内阁扩大会议，以至于会议大堂拥挤不堪。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全庆提交了一份接受英国调解中俄伊犁问题的报告，英国调解之议先前由总理衙门提出，全庆的报告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认可，在内阁会议上由翁同龢全权代表全庆做报告。
“恨有惭于清议，无补于大局也。”翁同龢读完报告，发现会场大乱，清流派纷纷指责翁同龢的无能，只能提出借英国人调解这种烂办法。会议紧张进行到当日正午，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有“公请刘岘庄制军，借商公事”之举。刘坤一站到了翁同龢一边，提出“俄衅不可开”的政治主张。
刘坤一“明知清议所不容”，却要“身冒不韪”，其重要目的是跟清政府执政精英结成政治联盟，以期将来制衡李鸿章。刘坤一6月5日进京，翁同龢在6月8日亲自登门拜访。刘坤一给翁同龢的感觉是“朴纳有道气，迥非流俗所能及”。6月27日，刘坤一离京前一日，翁同龢再次跟刘坤一畅谈，刘坤一这一次给翁同龢的印象是“具深识远见”。[15]
6月28日，刘坤一离京，翁同龢亲自“出城”送行。
在京期间，刘坤一跟浙江在京官员走动频繁。王先谦，湖南人，20岁开始出任湘军将领的幕僚，后考中进士进翰林院，出任国立大学校长级别的国子监祭酒一职。王先谦在1875年主持浙江乡试，跟浙江在京官员关系密切。刘坤一通过王先谦，先后跟以兵部右侍郎朱智、太常寺卿徐用仪、大理寺卿许庚身、光禄寺卿朱学勤为首的一批浙江在京官员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结盟浙江官员的背后，刘坤一的目标是权力中枢——军机处。进京的第一天，刘坤一就拜访了军机大臣王文韶。王文韶，浙江仁和人，曾经在湖南担任巡抚，跟湘军关系密切。在李鸿章眼中，王文韶是军机大臣中少有的实权派，地位仅次于恭亲王奕。
刘坤一在京期间跟王文韶进行了四次长谈，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跟其中乡试主考官王文韶、军机大臣沈桂芬搞好关系。[16]身为奕的幕僚，沈桂芬跟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为同科进士。李鸿章一直认为，军机处中的两位实权人物非王文韶跟沈桂芬莫属。沈葆桢去世后，沈桂芬极力推荐刘坤一总督两江，这令沈桂芬跟李鸿章关系紧张。
内阁会议上，沈桂芬主张通过谈判收复伊犁。刘坤一之所以冒清流之不韪，是站在翁同龢跟沈桂芬一边，他真正的目的不在于西北局势，而是要获得北京权力中心的支持，以此坐稳两江。刘坤一在京期间，登门拜访了沈桂芬，两人长谈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轮船招商局。
刘坤一向沈桂芬汇报说，进京之前他到天津拜见了直隶总督李鸿章，两人对轮船招商局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其中谈到的一个敏感问题就是财政借款“缓息三年，第四年起将本银匀分，分五期每年缴还一期”。在每年归还的财政借款中，有十二万两属于两江。刘坤一新任两江总督，首要考虑的就是确保两江财政借款权益。
沈葆桢生前已经同意唐廷枢的改革计划，可是北京方面对轮船招商局的进一步改革意见不统一。轮船招商局会在1880年归还第一期财政借款，李鸿章不想刘坤一总督两江后直接插手轮船招商局，通过进一步改革轮船招商局来夺取改革主导权。李鸿章希望维持招商局现在的改革成果，以确保财政借款的权益。
刘坤一相当清楚李鸿章的目的，现在日本吞灭琉球已成定局，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已经是人心惶惶，对海防线的安危非常看重。李鸿章在全球采购铁甲船，武装北洋海防。照此下去，到时候南洋的利益必将权操北洋之手。刘坤一同意维持轮船招商局现在的改革，但交换条件是北洋须暂缓采购铁甲船。
在给沈桂芬的汇报中，刘坤一表现得相当失望，因为李鸿章拒绝暂缓采购铁甲船，并且提出采购的铁甲船只能独归北洋，如果南洋想武装铁甲船，可以自己另想办法。刘坤一跟李鸿章进行了反复交涉，但李鸿章在武装北洋海防上的态度相当坚决。刘坤一甚至担心，国家划拨给南洋的“四十万金恐不能不改拨北洋为购铁甲船之用”。[17]
奕曾经向南、北洋同时提出筹建海军事宜，李鸿章以北洋拱卫畿辅为由，坚持将巨款挪到北洋，“南洋失此巨款，将为无米之炊耳。”带着遗憾和失望，刘坤一于7月7日抵达南京两江总督府，李鸿章在6月9日就向北京方面提交了《定造铁甲船折》。令刘坤一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李鸿章不但将手伸进了南洋，还要彻底地掏空两江的财政。
“查有淮南北盐商议捐报效银一百万两，分岸分年按引收解，在户部为课厘外加增之款，非正项可比。不若凑作整款可有裨于防海利器。”[18]李鸿章向北京方面提出，将两淮盐商的捐款充为海防经费。道光年间，北京方面早已将两淮的盐政划归两江管理，李鸿章却以海防之名把两淮盐商攥到自己手中，两江最大宗的盐业资本将成为淮军集团的盟友。
李鸿章真正的胃口不在盐业资本，轮船招商局才是他的心头肉。他对北京方面说，轮船招商局每年归还地方财政借款三十五万两，这一笔巨款放在各省多属闲款，“应请酌提招商局三届还款约一百万零，抵作订造铁甲之需，分年拨兑，于军国大计裨益非浅”。
刘坤一发现自己钻入了李鸿章的圈套，北洋采购铁甲船的计划不断扩大，对南洋利益的侵害也越来越大。两淮盐商捐款划归北洋，轮船招商局的财政借款划归北洋，那南洋的海防经费在哪里呢？更为糟糕的是，李鸿章丝毫没有罢手的意思，当月他再上《请催海防经费折》。
李鸿章向皇帝汇报说，按照北京方面的规定，各省均需从商业税中划拨一部分，向北洋输供海防经费，可是广东、江苏、福建三省“奉拨以来未解分毫”，希望皇帝下令各地督抚“赶紧报解”，如果再拖延，“即由臣年终核参”。李鸿章还在报告中向皇帝点名批评刘坤一，特别强调他进京陛见路过天津时，曾向自己拍胸脯说到“任后再为竭力筹措”，[19]可是江苏没有向北洋海防交过一分钱。
刘坤一给李鸿章写了一封谦卑的长信，将李鸿章的淮军一番吹捧，“淮军实有长城之靠”，可是“南洋经费各处报解寥寥”，粤海关每年要向福州船政局汇兑二十万两，可是粤海关监督拒绝承认。帝国沿江巡阅使、湘军领袖彭玉麟奏请添置兵轮十艘，“所需造船、养船之费又从何处张罗”。[20]
在清政府执政精英跟湘军集团对改革主导权虎视眈眈的情况下，为了保住淮军集团的改革主导权，刘坤一要一步步收复失去的南洋控制权。他决定，从轮船招商局下手，来扭转自己的被动局面。为此，他给在京的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写了一封长信。一场围绕轮船招商局展开的争权风暴即将席卷而来。
一份反腐报告引发的血雨腥风
“湘军老人”王先谦一言震江湖，挑衅淮军
刘坤一在两江总督府如坐针毡。
李鸿章给北京方面提交的北洋海防催款报告得到了皇帝的认可，有了皇帝给的尚方宝剑，李鸿章若是收不到银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弹劾刘坤一。刘坤一在写给李鸿章的谦卑长信中，希望李鸿章能够在海防军费以及轮船招商局的财政借款方面高抬贵手。
刘坤一一直在琢磨李鸿章的用心。淮军集团一方面借海防操控南洋财政，一方面又维持轮船招商局的民营性质，李鸿章意欲何为？更让刘坤一困惑的是北京方面的态度，“初拟办两号，比改增四号，当奉谕旨允办三号，其余一号请提用盐商捐输百万两，亦即交部复准，外间谁复异词”。
清政府执政精英尽管害怕沙俄，却更担心来自海上的威胁，因为真正摧毁清政府八旗劲旅精神防线的是海上来的军队，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岂能在日本吞并藩属琉球之际否决李鸿章的计划？
刘坤一在给王先谦的信中感叹，自己一度希望整顿轮船招商局，以使轮船招商局在跟洋商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收回中国航运之权。可是跟李鸿章交谈之后，自己也曾妥协，提出维持轮船招商局现状，主要是因为不愿意卷入招商局的纷争之中。可是李鸿章却将轮船招商局归还两江的财政借款“全解北洋”，可见采购海军铁甲船只是一个幌子，李鸿章此举背后一定另有文章。
“此项公款既准全解北洋，则多少迟速自可为所欲为。”刘坤一意识到这是李鸿章的缓兵之计。将轮船招商局归还的财政借款纳入北洋，到时候归还的数额、日期将不再由两江控制，“漫无钳制，难保奸徒苟合”。刘坤一对轮船招商局未来的命运担忧，这跟董儁翰向皇帝的汇报如出一辙。“外人把持要挟，流弊不可胜言”，刘坤一现在越来越觉得北京方面深不可测，“朝廷既无主张，祗合听之而已”。[21]
清政府执政精英最乐见的就是：汉族武装集团起内讧。
淮军集团之手伸进两江之前，湘军跟淮军两大集团已经卷入一起“朋党案”。李鸿章幕僚、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御史李璠先后弹劾工部尚书贺寿慈，理由是他收琉璃厂宝名斋商人李钟铭的两个老婆为义女，于是李钟铭便打着贺寿慈亲戚的招牌，到处招摇撞骗。贺寿慈为湖北蒲圻人，跟湘军关系密切，慈禧太后一边密令太监李莲英调查，一边将该案交地方大员复议。
湖广总督李瀚章因在地方事务上与湖北籍的京官多有不和，所以他向皇帝反馈的意见对贺寿慈不利，而湘军水师领袖彭玉麟的意见则与李瀚章相反。李鸿章在给哥哥李瀚章的信中写道：“南城士大夫则多直尊处（李瀚章）而讥雪琴（彭玉麟）。”王先谦身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也给皇帝提交了一份“言路宜防流弊疏”，提醒皇帝，张佩纶跟李璠“先后条陈”，“迹涉朋比”，有启“党援攻讦之端”的危害性。[22]
王先谦是一位湘军老人，他弹劾张佩纶一行有“朋党”之嫌，这立即将湘军跟淮军集团的矛盾公开化了。
李莲英很快便将贺寿慈的情况向慈禧太后进行了汇报，贺寿慈确实认了李钟铭的老婆为义女。慈禧太后震怒，罢免了贺寿慈的官职。王先谦的“朋党”论刺激到了清政府执政集团的神经，刘坤一需要王先谦，不仅是因为他一言震动江湖，更重要的是因为王先谦在出任浙江乡试主考期间，跟浙江的知识分子建立了关系，而刘坤一在两江需要拉上江浙精英作为自己的政治联盟。
刘坤一的信让王先谦茅塞顿开。贺寿慈一案虽然让湘军集团在北京的势力削弱，但是，只要抓住轮船招商局管理层的问题，就能动摇李鸿章经济改革的幕僚班子，湘军集团就能进入轮船招商局，进而动摇李鸿章在改革中的主导地位。王先谦很快就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反腐报告。
王先谦放出的重炮：反腐报告
“值旗昌洋行公司亏折，其股票每实银百两，仅值银五十两上下。唐廷枢等诡称商局现又赔亏，须六、七十万两可以弥补，向李鸿章多方禀求，李鸿章允为拨款，集资约共五十万两，令其妥办，不准再亏。”[23]在报告一开始，王先谦将矛头对准了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唐廷枢。他说在旗昌轮船股票暴跌百分之五十左右时，以唐廷枢为首的管理层号称轮船招商局亏损严重，需要六七十万两财政借款暂渡危机，方能与洋商轮船公司竞争。
唐廷枢他们借用财政资金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王先谦在报告中又向皇帝讲述了一个相当惊悚的故事。1876年，旗昌轮船的百两面值股票跌到每股五十两左右，“唐廷枢等领款后，并不归公，即以此项，私自收买旗昌股票。”
挪用财政资金抄底旗昌轮船股票，导致旗昌轮船的股票迅速拉升，在旗昌轮船业绩严重亏损的状态下，股价居然被炒到每股一百零三两。为了成功套现旗昌轮船股票，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层随后设计了收购交易。
收购旗昌轮船成为大清帝国第一桩国际并购案。李鸿章作为轮船招商局的开创者，管理层的并购计划一定要获得他的支持。李鸿章当时正在烟台跟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谈判马嘉理案，难以抽身张罗轮船招商局的并购行动。唐廷枢一干人马以为李鸿章知悉股票内幕交易，当即“禀请李鸿章购买旗昌码头及轮船房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