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易帅起风云
盛宣怀矿务局一筹莫展，胡雪岩大西北春风得意
1879年4月25日，盛宣怀收到了一封当阳报告。
湖北矿务局首席矿师郭师敦提交了一份财务核算报告，对煤层煤质、开采规模、机器人力、所需资金都进行了详细规划。预算规划一出，盛宣怀立即感到捉襟见肘，在经费项中，单荆门煤矿的机器设备费用就高达五万五千两。从荆门将煤运到长江，运输成本高昂，如果开矿同时再修筑一条铁路，总成本将超过五十万两。[1]
钱是一个大问题。李鸿章划拨的财政款30万串，盛宣怀已经用去一半。李金镛在江南招募商股毫无进展，荆门煤矿跟大冶铁矿如果同时开采，资金需求更大。盛宣怀跟李金镛商议，希望湖广总督李瀚章能够出面，将湖北煤、铁两矿收归国有。
盛宣怀向李瀚章提议：每年在制造、海防项下拨款，以煤熔铁，以铁供制造，连为一气。盛宣怀的提议已经很明显，在矿务局资金紧张期间，将其划入军事工业之中，那样一来李瀚章每年以制造局的名义将矿务局的费用进行报销，只要有五年时间，矿务局就能进入良性运转的轨道。
给李瀚章提交了报告后，盛宣怀给李鸿章抄写了同样内容的报告。李鸿章在报告上批示：“若因经费不继，中道而辍，未免可惜。”尽管李鸿章同意每年在海防、制造项下划拨一万五千两给矿务局，但不希望矿务局走回军事工业老路，希望矿务局能招商办理。[2]
李鸿章还批示：已经划拨的财政款，余下的十四点二万串停止使用，已用去的十五点八万串补齐，并存交江苏、汉口各典生息，以利息逐年归本。
湖北煤矿一度是李鸿章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希望，盛宣怀将烂摊子推给了浙江商人李金镛，自己在直隶当甩手掌柜，遇到资金困难问题时，又将矿务局推向军事工业。“国进民退”的改革方案会完全打破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而路线的调整又将威胁到李鸿章的改革主导权，李鸿章不会给盛宣怀这个犯错误的机会。
更令盛宣怀没想到的是，李鸿章在资本如此紧张的关头，居然还追要那十五点八万串已经花掉的财政借款，为了确保财政借款清理有始有终，李鸿章在批示中明确要求，由盛宣怀一人负责。遗憾的是，盛宣怀跟李金镛重新招股，只卖出了五百股，招募到商股五万两。
李鸿章的批示下来后，盛宣怀跟李金镛只好停止动用财政借款，节衣缩食将十五点八万串的钱陆续存入钱庄。当时，胡雪岩控股的阜康钱庄是大清帝国经营网点最多，实力最雄厚的钱庄，存放着西征军巨额的军费，不少达官贵人也把钱放在了胡雪岩的钱庄。因而阜康钱庄自然也成为盛宣怀首选，他陆续地将十多万串财政借款存入阜康钱庄。[3]
盛宣怀的矿务局国有化希望落空之时，胡雪岩正在大西北春风得意。
胡雪岩早就瞄上了大西北的矿业资源，他在上海滩雇用了德国矿师，矿师已经到达甘肃。德国矿师的到来令左宗棠相当高兴，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左宗棠兴奋地写道：“雪岩雇德人来肃辨认矿苗，已令赴文殊山口勘视一遭，觅得三处。”左宗棠相当谨慎，他担心德国矿师勘察有误，还找了当地的土著验证。
当地人告诉左宗棠，文殊山气候特殊，每年下雪很早，融雪很晚，每年三月才能进山，一直到八月可以在山里活动，一到八月就需要出山。德国人不信，再度进山勘探，没想到山里道路果真相当崎岖，“层冰积雪中无路可觅”。左宗棠听完当地人跟德国矿师的汇报，开矿的热情顿时消减下来。
“由官局开采，所得不偿失。”[4]左宗棠以西征军的名义，将兰州织呢局与兰州制造局捆绑在一起，同西征军的军费一起报销，北京清政府执政精英早已对左宗棠的报销方式不满，甚至叫停了胡雪岩的军备采购费用报销。现在，如果继续将矿业费用混在军费中报销，必定十分困难，左宗棠对此忧虑重重。
左宗棠对淮军集团在南方跟北方的改革试验早已了然于胸，自然也想在西北大干一番。只是，西征军战事尚未完全结束，伊犁还在沙俄军队的控制之下，西北的资源开发只能一拖再拖。胡雪岩组建的乾泰银行如愿融来三百万两资金，缓解了西征军资金链之危，加之他又为陕西赈灾捐款，经过了这些考验，左宗棠有意让胡雪岩成为湘军集团在西北改革的资本同盟。
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在上海滩资本圈一呼百应，开平煤矿招募商股，短短几天就有百万两进账。广东商帮筹建银行期间，资本更是召之即来，连香港、英国报章都纷纷对其进行报道。矿产资源、改革先机，胡雪岩岂能错过？胡雪岩主动向左宗棠提出，无论是德国矿师工资，还是探矿设备费用，一切用度都由自己支付。
煤矿只是德国矿师探勘到的矿产资源之一，左宗棠驻扎酒泉之时，矿师在玉门一带还发现了石油，胡雪岩依然承包了石油勘探的所有费用。玉门石油样品送到上海后，经过反复的化验，证明玉门石油品质上乘。自然，玉门石油也成了胡雪岩的囊中之物。
胡雪岩通过独立承担费用的方式，轻而易举地将西北矿产资源的开采权掌握到自己手上。左宗棠毫无争议地在自己的辖区推行了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有了胡雪岩的大手笔，兰州织呢局、制造局以及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设备，都已经运到了兰州。
左宗棠对胡雪岩的采购相当满意，在给总理衙门的一份报告中，他再度重复了自己打通西北商路的宏伟计划。[5]尽管沙俄人在伊犁问题上百般刁难，但新疆行省的筹建工作依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一旦新疆行省设立，西北商路的商机会无限变大，胡雪岩的野心昭然若揭，他是在图谋西北巨大的资源和商机。
海归刘步蟾受命海防重任
1879年7月5日，左宗棠写给光绪皇帝的谢恩折快递进京。剿灭新疆叛匪，左宗棠居功至伟，北京方面晋左宗棠为二等侯爵。同一天，美国退休总统格兰特抵达日本东京。很快，李鸿章收到一封来自东京的信函，信是格兰特的助手写的，李鸿章读罢长叹一声。
5月期间，周游列国的格兰特到了天津，跟直隶总督李鸿章相谈甚欢，奕希望格兰特能够出面周旋琉球问题。日本囚禁琉球皇帝，在琉球实行日本管制，北京方面希望格兰特能够说服日本，不要干涉琉球内政。格兰特到了日本，日本政府将格兰特奉为座上宾，可对北京方面提出的条件，明治政府的官员们很明确地提出，不希望第三国插手琉球问题。
“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拨弄其间，因此调停成功的希望甚小。”[6]李鸿章向奕汇报了格兰特的来信。1879年7月7日，奕向李鸿章、沈葆桢发出军机处的军令，下令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筹办长江、东南沿海一线的海军防务。奕建议，聘请西方的海军将官指导帝国海军。
李鸿章突然想起了赫德的海军计划。英国人盯住帝国海军防务控制权数十年，当年他们利用剿灭太平军一事图谋控制权，现在他们又利用中日琉球问题大做文章。巴夏礼在东京挑拨离间，搅黄了格兰特的中间调停，导致中日局势紧张，赫德利用巴夏礼的东京挑拨，在北京加紧推销伦敦的海防计划。
在北京方面军事命令的背后，奕目的是要利用赫德抓权，巩固自己在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地位。李成谋曾经是胡林翼的部下，彭楚汉曾是曾国藩的心腹，两位都是湘军集团的老班底。海军国防是李鸿章跟沈葆桢最重要的政治结盟筹码。将两位湘军水师提督安插到淮军集团的海防岗位，汉族武装集团内部必会倾轧，北京方面就可以掌控军政大局。
李鸿章决定反击奕。
淮军集团的干将丁日昌站出来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反对报告，尖锐地指出李成谋跟彭楚汉皆为陆战或江战宿将，“用之海战是谓用之所短”。淮军集团不希望跟奕闹翻，经过反复权衡，由丁日昌出面向奕推荐以刘步蟾为首的一批年轻人。刘步蟾曾就读于福州船政学堂，1876年被派到英国留学三年。[7]刘步蟾留学期间曾经在英国地中海舰队旗舰“马那杜”（H.M.S.Minotour）号实习，并担任见习大副。1878年，刘步蟾因病自塞浦路斯离舰返回巴黎休养。1879年病愈，重返地中海舰队实习，上“拉里号”（H.M.S.Raligh）。实习期间，刘步蟾因学习刻苦、勤于钻研，受到舰队司令斐利曼特（Edmund Robert Fremantle）将军的好评。
留学英国，在地中海舰队实习，因此伦敦方面认为刘步蟾亲英，让留学英国的军官掌控大清帝国海军防务，他们便可以有效地渗透到大清海军。在北京方面看来，年轻的留学军官不属于湘军集团，更不属于淮军集团，他们都是食皇家俸禄的帝国年轻精英，他们会更效忠于北京。
奕立即批准了丁日昌的提议。
塞防派和海防派的恩怨情仇
遗憾的是，北京方面的批示下来后，两江总督沈葆桢病逝。在沈葆桢病逝的第二天，北京方面就下令前两广总督刘坤一回任两江，这个安排令李鸿章措手不及。刘坤一在湘军集团的地位仅次于左宗棠，他的族叔、湘军楚勇股肱刘长佑总督云贵，西南边陲是中英跟中法的火药桶，因而云贵总督地位非同一般。
刘坤一家族跟淮军集团的梁子早在同治年间就结下了。刘长佑曾经效力于楚勇江忠源部，江忠源战死后，清政府执政集团为了平衡湘军各部势力，对江忠源部将提拔甚力。同治皇帝坐上龙椅的当年，刘长佑就出任直隶总督，到了1867年因盐民起义危及京畿，李鸿章取而代之执掌直隶。而留在南方独立发展的刘坤一出任江西巡抚，到了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在两江任上去世，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可惜李鸿章强烈推荐盟友沈葆桢督任两江，“刘（坤一）不得江督，颇为怏怏”。[8]
李鸿章当年一定要扳倒署理两江总督的刘坤一，跟海防塞防有着莫大关系。当时，刘坤一站在左宗棠一边，是塞防派的中坚力量；沈葆桢站在李鸿章一边，是海防派的铁杆支持者。李鸿章剿灭捻军时的一员宿将、浙江海盐人沈能虎曾问李鸿章：“刘帅莅江，新政若何？”沈能虎给李鸿章派驻轮船招商局的官方代表盛宣怀写信，“窃料此公于招商局务必有指陈”。[9]
轮船招商局是淮军集团的改革旗帜，李鸿章岂容刘坤一染指？
李鸿章将刘坤一赶出两江成为必然，刘坤一成为淮军集团权势扩张的牺牲品。北京方面补偿给了刘坤一一个体面的工作：两广总督。而被撸掉直隶总督的刘长佑很快晋升为云贵总督。期间，李鸿章将淮军心腹潘鼎新推到云南布政使的位置，1876年出任云南巡抚。身为淮军集团的军事将领，潘鼎新出任巡抚级高级文官职务，是李鸿章将淮军军事集团向军事政治集团转化的重要一步。
刘长佑并没有给李鸿章面子，他不断给潘鼎新“颜色”，并在其出任巡抚的第二年，向光绪皇帝提交了一份弹劾报告。清政府执政精英为了平衡湘军跟淮军的利益，决定将潘鼎新调离云贵辖区。如此一来，刘氏叔侄跟淮军集团的恩怨越来越深重。此次北京方面出手之快，可以窥见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的政治手腕，以南洋牵制北洋的政治意图不言而喻。
奕插手南洋跟北洋海军的国防，已经昭示了李鸿章对北京方面的影响力在下降。日本进兵台湾后，北京方面一直支持李鸿章提出的海防计划，可是日本吞并琉球以来，海防危机严峻，铁甲船以及海军组建进度依然缓慢，北洋在琉球问题上毫无作为，李鸿章甚至将保护琉球看成是“争区区小国之贡”，[10]毫无天朝上国保护藩属之使命感。在北京方面看来，李鸿章这是毫不顾及帝国颜面。
李鸿章在琉球问题上的消极跟左宗棠在伊犁问题上的强硬形成了强烈对比。当时，被派往圣彼得堡谈判的全权大使崇厚，跟俄方谈判时表现得软弱无能，政坛响起武力收复伊犁之声，西征军总指挥左宗棠更是“饰词欲战”，[11]已经为自己买好了一口棺材，准备出玉门关时抬着进新疆。左宗棠马革裹尸的豪气赢得了主战派的支持。现在，清流们对琉球问题情绪高涨，中日开战的压力让李鸿章如芒在背。
国子监司业张之洞站出来批评李鸿章无能：“开办机器，原以济今日之用，若不足资一战，岁耗数十万金将以何为？”[12]张之洞身为国子监的二把手，相当于国立大学副校长，区区六品小官，他的言论在郭嵩焘看来就是“乱天下”的误国之语。可是，慈禧太后很快召见了张之洞，还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
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别有用心激怒了李鸿章，他立即写了一份报告反击张之洞：“浙江、江西、湖北三省厘金及各海关四成税实解北洋者，分年匀计每年不过三十余万两，视原拨每年二百万之数，尚不及十成之二。臣添购利器，添练劲旅之志，寝馈不忘，终因款不应手，多成画饼。论者犹谓臣岁糜巨帑不克振作有为，岂知户部所拨之额饷，并非臣处所得之实饷。”[13]
李鸿章的报告将矛头直指户部。户部的掌权者景廉是咸丰年间的进士，曾经为皇帝讲课，沙俄进兵伊犁期间，景廉奉命收复伊犁未果，回京入职军机。身为满洲正黄旗的统兵大将，景廉将未能收复伊犁视为自己的人生败笔，一直支持西征军的新疆战事。李鸿章将海防军费问题推向户部，意在打击左宗棠的西北战事。
两江总督新上任，拉帮结派占地盘
刘坤一看准了机会，在北上两江期间给皇帝写了一份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