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立即话锋一转，将枪头对准宋晋说，马尾船厂出现的预算超标问题，是符合欧美制器惯例的，我们不能用工部那种老一套预算管理来约束现代工程。李鸿章指桑骂槐，嘲笑身为工部副部长的宋晋，对工业建设一窍不通，更不懂现代工业管理，所以没有资格对军事工业改革指手画脚。
福州跟上海造出的军舰真能抵御列寇么？这是紫禁城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军机处在密函中反复追问。李鸿章说，欧美军舰马力可达八百匹，吃水深二三十丈，火炮四五十尊，福州肯定是没有造出这样的军舰，倒是江南制造总局造出了马力四百匹，吃水十九丈，火炮二十六尊的一艘战舰，被英国报纸称为中国第一号大船。
无论是马力、吃水还是火炮配备都不能跟欧美军舰相比，很显然在战争中难以取胜。李鸿章认为，造船精进是一个过程，用已经造好的军舰时常在海上扬威警示，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李鸿章还认为，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帝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中，福州跟上海庞大的军事工业项目犹如吸血虫，将两大海关的外贸关税给截留下来了。为了解决经费困难，无论是福州还是上海，可以在制造一定军舰的情况下，制造一部分商船，将商船租借给殷实的富商，进一步确保造船厂的经费问题。
在给皇帝的密折中，李鸿章向皇帝渗透了国资民营的思想，将帝国商人跟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为了让紫禁城继续进入全球沸腾的现代化浪潮之中，李鸿章告诉皇帝，现在帝国工业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原料问题，比如煤炭问题，完全可以试点官督商办的改革模式，确保帝国能源供给。[15]
“采练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李鸿章在密折的结尾激情澎湃地说，将制造船械推而广之，其利不仅在船械。现在帝国到了适时变通的时候了，不要因循守旧，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那样将后患无穷。搁笔长舒一口气，李鸿章胸中赫然开朗，一个更宏大的计划已经在脑子里成形。
轮船招商局步履维艰
官督商办首次进入权力中枢
直隶总督府差役飞马进京，紫禁城翻云覆雨。
李鸿章的密折送到了军机处，军机处的一帮权贵们面面相觑。第一时间掌握了密折内情的宋晋他们异常失望。军机处将李鸿章的密折送到了慈禧太后的手上，面对洋洋洒洒数千言的密折，慈禧太后半晌没有说出一句话。帝国命运、国际外交、改革大计跃然纸上，慈禧太后惆怅满怀，泱泱大清帝国，谁能比肩李鸿章？
慈禧太后立即着人起草了一份宫廷命令，连同李鸿章的密折送到了军机处。
宫廷命令非常简单：“李鸿章奏，轮船未可裁撤，同左宗棠、沈葆桢前各一奏折，一并交总理衙门议奏。”[16]慈禧太后为了尽快让李鸿章他们知道自己的态度，将宫廷命令以保密级别最高的“廷寄上谕”的方式传到李鸿章他们手上。北京保守势力企图通过军机处来彻底搞掉汉族武装集团主导的军事工业改革，没想到现在慈禧太后的一道命令，立即让军机处将轮船处理权移交给了总理衙门。
雍正皇帝继位之前，大清帝国的军国大事都需要召开议政王大臣会议，参加会议者都是朝廷重臣。雍正皇帝登基后，乾刚独断，废除了议政王大臣，在紫禁城内设置了军机处，所有军国大事都由自己和几个心腹商议决定。至此，军机处成为帝国权力中枢。当欧美列强涌入中国后，让军机处直面洋人不再适宜，一直图谋帝国管理大权的奕抓住机会，设立了总理衙门，遂成了帝国第二权力中枢。
李鸿章他们的密折交由总理衙门讨论，这意味着慈禧太后的态度已经很明朗，轮船工业不能轻易停止，这项工程事关国家命运，一定要慎之又慎。总理衙门一直跟洋人打交道，李鸿章他们搞的军事工业改革，都是跟洋人学习的，马尾船厂有法国人，江南制造总局有英国人，两个项目的设备都是从欧美进口，总理衙门岂能得罪欧美列强？
改革图强是摆在爱新觉罗氏面前的重要选项，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奕，都非常清楚，曾经雄霸天下的八旗劲旅，在欧美列强的枪炮面前，连祖宗基业都守不住，不改革何以保江山？奕早已将“师夷长技以自强”上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宋晋他们自然知道总理衙门会议的结果，军事工业改革会一如既往地深入下去。
总理衙门会议在东堂子胡同49号召开。会议由恭亲王奕主持，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行走、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办事大臣等一干高级官员参加了会议。会议高度评价了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三人虑事周详，任事果毅，[17]福州跟上海两项国家工程是国家自强之远谋。
奕在给慈禧太后提交的会议奏折中强调，一个国家要自强，武备就不能不讲，制于人而不思制人之法与御寇之方，非谋国之道。奕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时局艰难，只有弃我之短，取彼之长，精益求精，万不可受浮言蒙蔽，浅尝辄止。李鸿章他们身为局中人，自然知道其中的艰难。
宋晋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李鸿章的保船密折只是试探紫禁城的开始。在密折中，李鸿章提出造船的铁厂需要大量煤炭，之前都是向洋人采购，长途运输加上洋人控制煤炭价格，导致造船成本上升。现在日本都开始用欧美现代技术开采煤铁之矿，而帝国政府资金链紧张，也可以让那些依附于洋商名下的民营资本经营煤炭开采，政府进行有效监管。
“官督商办”的经济改革之策第一次进入了紫禁城权力中枢。
李鸿章提出让民营资本介入煤炭跟铁矿的开采，政府只是作为监管者进行管理，这可颠覆了中华上千年的国家管理思维。
总理衙门会议认为，那种扛着大刀片子、马上打天下的时代已经结束，西方现代文明正在改变世界的秩序，火药、轮船、机器将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8]李鸿章提出的官督商办之改革策略，一方面可以降低国家工程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国家改革的效率，助推现代化工业的快速发展。
奕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末尾说，李鸿章跟沈葆桢都说为了解决经费问题，船厂可以制造一部分商船租借给华商，因此应该让辖区的督抚随时查看情形，妥善办理。这令李鸿章看到了一扇打开的窗，至少可以肯定总理衙门没有对煤铁开采提出反对意见，那么改革推向纵深的通道已经铺好了。
“杏荪，柳暗花明，下一步至关重要。”直隶总督府的书房内灯火通明，坐在太师椅上的李鸿章望着眼前的年轻人。此人叫盛宣怀，字杏荪，生于1844年，在那一年，其父盛康赴京赶考，跟李鸿章相识进而成为莫逆之交。那一年，盛康高中进士，李鸿章落第。出生于进士门第的盛宣怀读书不行，1870年以秀才的文凭进入李鸿章府邸充当幕僚。
盛宣怀眼光独到，看问题超越同龄人，办事相当干练。1870年，当时的湖广总督李鸿章北上镇压起义的回民，盛宣怀在后方筹粮筹饷，一日奔驰数百里，深得李鸿章赏识。1871年，为李鸿章办理后勤的盛宣怀实现了人生第一跳，官居知府衔粮道。天津教案爆发后，盛宣怀已经成为李鸿章的机要秘书，后随李鸿章北上直隶总督府。
宋晋在朝堂上抛出反腐奏折，劝谏同治皇帝关闭马尾船厂跟江南制造总局。盛宣怀向李鸿章出谋划策，提出在造军舰的同时制造商船，用以缓解军舰费用紧张的局面。[19]盛宣怀的祖父盛隆曾官居宁州知府，父亲盛康官居按察使，祖、父两代人都主张用经世致用的实学来挽救内外交困的帝国，盛宣怀自然希望紫禁城以帝国军事工业改革为契机，推行全面的经济改革。
李鸿章跟盛宣怀当天晚上彻夜长谈，在1867年政府就出台了向民营资本开放航运的政策，甚至允许华商购买洋船，可是经过以容闳为首的广东商人一番试水后再无下文。这一次紫禁城已经同意了民营资本租借国家商船的建议，如果再次出现1867年的局面，将会成为宋晋他们攻击改革的又一个借口。
盛宣怀详细分析了容闳他们失败的根源，他认为以容闳为首的广东商帮跟洋人打交道多年，尽管他们资本实力雄厚，可是做生意时资金杠杆运用有限。盛宣怀跟李鸿章不得不感叹，大清帝国陷入****政权不可避免的历史怪圈，政权的政策总是朝令夕改，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官员腐败成风，横征暴敛，不可预测的管理风险令商人们命运莫测。
官商合办的轮船招商局
李鸿章决定另辟蹊径，将改革开放的先锋重任交付漕帮。盛宣怀一听就蒙了，漕帮系出天地会，帝国的民众都叫他们青帮。漕帮里等级森严，入帮者必须严格遵守帮规，传承与人为善的祖训。李鸿章相当清楚漕帮的历史，在大清帝国的运输业改革中，漕帮居功至伟。
雍正皇帝即位之前，南方粮食运往北方一直从旱路运输，勤俭的皇帝发现旱路运输成本奇高、风险巨大，决定改革帝国粮食运输模式。1726年，紫禁城发出皇榜，招徕天下贤良水运漕粮。天地会翁岩、钱坚及潘清三位结义兄弟揭下皇榜，创立粮船帮，建设了七十二个半码头，设立了一百二十八位帮办，承揽南粮北运的国家项目。
盛宣怀出身书香门第，相当轻视漕帮这样的江湖帮会，更别说将国家改革重任交付给他们了。李鸿章心中早有盘算，现在无论是广东商帮，还是浙江商帮，对帝国政府的信任指数都相当低。政府的红头文件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张黄纸，难以保全他们的资金跟人身安全。而漕帮跟紫禁城合作一百多年，有广东、浙江商帮他们难以匹敌的合作基础。
雍正、乾隆朝稳定的政治局面，将漕帮推向了鼎盛时期。可是鸦片战争打开了帝国的大门，列强直捣京师、太平军横行江南，他们都切断了维系帝国北方生计的漕运。漕运码头的十万兄弟们在战火中流离失所，成为帝国最不稳定的治安隐患。
改革是一把手术刀。
刺向利益集团进行利益再分配的同时，改革还可以进行体制的修复与再生。百年漕帮是隐患，更是帝国改革的先锋。那一夜，李鸿章将航运业锁定为改革破局之后。那一夜，李鸿章希望盛宣怀能够拿出一份航运业改革的计划。那一夜，李鸿章心中的改革计划在热血中升腾、完美。
盛宣怀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冥思苦想。
他在报告中对李鸿章说：李相国，你是要筹谋国家大计的，在帝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一定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国家在引进欧美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应该将他们的体制引进。盛宣怀在轮船招商章程中提出了“委任宜专”“商本宜充”“公司宜立”“轮船宜先后分领”“租价宜酬定”“海运宜分与装运”六条纲领。
盛宣怀的轮船招商章程令李鸿章感到惊讶，欧美商业的体制是股份制，让商人的股份替代国家资本，让专业管理人才来经营企业，让管理者的收入跟企业效益挂钩，甚至让商人跟企业管理层获得跟官员一样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权益。盛宣怀说，只有这样，改革才不会流产。
商人岂可跟官员一样享有平等权益？李鸿章眉宇紧锁。尽管帝国官员们喜欢从国有企业中贪污来的真金白银，但是他们内心深处都鄙视商人的狡诈。李鸿章何尝不清楚现在福州跟上海的国有企业之尴尬，那些整天写八股文的官员们将企业搞成了衙门，贪污、靡费、亏损一步步将“变器不变道”的工业改革推向了死亡的深渊。可盛宣怀的改革之刀撕掉了整个文官集团的圣贤遮羞布。
李鸿章将盛宣怀的报告放到书案上，善于察言观色的盛宣怀深知不妙。容闳他们在1867年提出的股份制动议搁浅背后，一定是触及了帝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敏感神经。帝国资本在毫无竞争能力的情况下，一旦任由外资隐藏在民营资本身后，帝国的经济命脉就将掌握在外国人手上，到时候爱新觉罗王朝真的就走到了末路。
盛宣怀还喋喋不休地劝谏李鸿章，身为改革者一定要先为商人设身处地，才能真正达到采商之租，偿兵之费的目的。李鸿章岂能不明白？同时，李鸿章也收到天津道陈钦的一份报告，他说只要政府设局招商，轮船股本将渐归官局。李鸿章认可了陈钦的观点，商人的卑贱在于唯利是图。李鸿章现在重点考虑的是开局平稳，他希望在漕帮中找一位八面玲珑的贤才。
李鸿章在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提到，当年夏天，他到天津验收海运漕粮，在闲暇之余找到了朱其昂，让朱其昂就轮船招商进行摸底调查。朱其昂，淞沪巨商，其家族拥有上百艘沙船、合资洋行、钱庄等资产。李鸿章找到他的时候，朱其昂已经是漕运浙江局总办、海运委员会委员、候补知府。[20]
“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转载贸易，向俱依附洋商名下。”[21]朱其昂的调查报告显示，汇聚上海滩的商帮们资本雄厚，他们热衷于帝国的航运贸易。李鸿章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很是遗憾地说，根据朱其昂他们的调查，现在官造轮船中，根本就没有可供商人租借的轮船，要想实现租商船补军费的计划，航运业就需要进行大的改革。
李鸿章顺势又提出了一个改革方略：由政府出面成立一个招商局，以股份制的形式向商人们出售股份。招商局募集到足够的银两，就可以向船厂租赁、采购轮船。李鸿章在奏折中说，两江代理总督张树声抱怨海运漕粮船只成问题，等招商局成立后，就可以将漕粮运输业务划拨给招商局，这样一来就可避免年轻的招商局跟洋商竞争，从而可以顺商情张国本。[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