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诗文从何着眼人手呢？总的说来不外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内容和形式是对立的，又统一于一篇作品中；改字、句、篇章，同时就是改思想。
词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改文学作品，改文章，必须从篇章着眼，从字句入手。《文心雕龙·章句》云“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离开字句，无以成章；离开篇章就无从衡量字句是否恰当。“凡是运用恰当的词语，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容斋续笔》中说，王荆公的一首绝句中有“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初稿上写作“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经过十多次选择，才确定为“绿”。“绿”字一下，满篇皆活，一派南国春色映入眼帘。确比“过”“到”好。但是，李白《朝发白帝城》“轻舟已过万重山”中，这个“过”字就用得好，不但叙述了行程，而且万重山一晃而过，照应了“轻”字。使人感到“早发白帝，暮至江陵，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孟浩然《过故人庄》一诗中有“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两句。“到”字，恰到好处，若换成“过”字，要欣赏的菊花岂不成了“明日黄花，过时之物”了吗？未免败兴，换为“绿”，那简直不成话了。可见，词语是否准确、鲜明、生动，只有放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才能看出。
我们所说的语言环境，也就是陈望道先生说的题旨、情境的同义语。它不仅指文章的主题，诗的意境，语体类型，叙述对象等等，而且小自音韵，大至自然、社会、作者的个性无不在其列，因为这些方面，对词语的使用都可能造成某种制约，提出相应的要求。表达方法的好坏，就在于随情应景（适合语言环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写说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
词语运用中哪些方面会受到语言环境的制约呢？而它又是怎样去适应语言环境提出的要求呢？大致说来有这几方面：
一、受所反映的对象的制约。
《寒厅诗话》中说：张桔轩诗中有“半篙流水夜来雨，一树早梅何处春？”句。元遗山看到了，说既曰一树，乌得何处”。改“一树”为“几点”。这一改，不仅诗情飞动，而且对“早梅”在量上作了恰如其分的反映。与郑谷改齐己《早梅》诗中“数枝”为“一枝”可谓同工。
宋朝庄季裕《鸡肋篇》中载：一位姓许的给哲宗作哀册，文中有“攀灵舆而增痛”一句。上皇改“攀”为“抚”，改“痛”为“怆”。盖“攀”“痛”意重，“抚”“怆”意轻，徽宗避重就轻，是因为哲宗是他哥哥的缘故。这是把用于长辈的词用于平辈了。不确切，改。我想，《文章流别论》中说的文章要“宣万物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就是描写、记叙、议论、抒情都要恰当、准确吧。
词语要用得准确，首先得准确理解。《西清诗话》欧公嘉佑中见王荆公诗黄昏风雨瞑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笑曰：“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因戏曰：“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荆公闻之曰：“是岂不知楚词‘夕餐秋菊之落英’？欧九不学之过也。”这两位大家的吵吵，焦点就在于对“落”的理解上，在于“落”是否恰当地写出了菊花的实际情况。这吵吵就是互相修改，共同遵循的修改尺度就是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对象。这就是对象制约。
二、受作者感情、认识的制约。
文章中特别是文学作品中的真实不完全等同于生活真实，它是客观与作家主观的复合体。同一事物，不同作家可能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评价，因而有不同的反映法。即使同一作者对同一事物，由于处境、心境的不同也会作出不同反映。这就是《文心雕龙》说的“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了。辛弃疾词中有“踏遍青山人老矣”，毛主席词中有“踏遍青山人未老”，孰为优？对表达作者各自的思想感情来说，都是名句，都好。可谓殊途同归，异曲同工。至于谁的思想境界高，那就另当别论了。
“汉高祖归丰沛作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白诗反之：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诗人玉屑》）李白把刘邦的诗歌改了一下。评语下得对不对？
刘诗的那句该不该抹去？苏子由认为评改错了：“李白不识理。高帝非以文字高世者，帝王之度固然，发于中而不自知也。”这里苏辙说的正是作家的个性（气度）对文章、文学作品的制约。因此，改诗文者需首先揣透作者原意、心境再动笔改。
三、受辞章、上下文等制约。
《公羊传》中有“郗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吵者”几句。刘知己认为，应删去“跛者”以下几句，只说“各以其类逆”就可以了。后来，魏伯子在《论文》中表示异议：“如刘说，简则简矣，于神情特不生动。”二说分歧的关键在于从不同的文体着眼。作为史学家的刘知己从写史着眼，求简括；讲文学理论的魏伯子讲究文采、兴味。古人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文心雕龙》）这就是说，文章体裁不同，对辞章、词语的要求也不同。修改文章（诗、文）不可不审度。
改词语要联系上下文。《唐子西文录》说：皎然作诗很有名气，有个和尚袖中揣着诗去拜访他。皎然指出和尚的《御沟诗》中“此波涵圣泽”一句的“波”字不稳妥，应当改。和尚很不高兴，怫然而去。和尚也是个会作诗的，皎然料他一定会来，就在手掌内写了个“中”字，握紧拳等着。不一会，和尚果然来了，说改成“中”字怎么样？皎然伸开手掌让他看——不期而然，就结交了。“波”为何一定改成“中”？就本句恐怕看不出究竟。联系前两句一派御沟水，绿槐相映清。”才知有“水”字在前，就无须“波”字随后了。
（华中师范学院《语文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1期）
从“学而优则仕”谈起
“学而优则仕”，出自《论语·子张》。在“文革”中被诬为“读书做官论”的理论根据而大加批判。实际上，这是断章取义和曲解。原文有两句：“子张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优，饶也；饶，余也。（据《论语译注》）意为：做官了，有余力就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就去做官。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中也说：“古者，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则设教于其乡。”另外，《太平御览·学部》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暮矣！，师旷曰：……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曰：善哉！”晋平公在位时间是公元前557年一公元前532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可见，“仕而优则学”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再说，“仕”，还有“事”的含义。（《诗·大雅·文王有声》：“武王岂不仕？”《毛传》：“仕，事。”）在孔子的学生中，一边学习，一边做事的确实不少，而且其中有一些“老龄学员”，如曾点（曾参的父亲，小孔子三岁）、颜无繇（颜回的父亲，小孔子两岁），他们在六十七八岁的时候还当学生。而孔子自己也在边教书，边编书，边学习，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当时社会上已经注意老有所学了。
“一定社会的教育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的反映。”春秋末战国初，由于铁制农具的采用及犁耕技术的逐步推广，冲击着奴隶制生产关系。诸侯国之间的斗争与竞争引起了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改革与变法，而百家争鸣，养士风气则刺激和吸引了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因此，一些有职业，乃至做官的人都要争取学知识。于是，出现了大批“成人学员”甚至“老龄学员”，他们通过进修，更新知识，适应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这样，就出现了“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状况。
“历史是一面镜子”。当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活营养的改善，医药卫生的进步，人类的平均寿命提高了。据外刊报道，现在世界上的老人有四亿一千万。在中国，男平均年龄已达68岁，女达70岁左右，现在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有八千多万，占人口总数的8%。仅离退休的干部已达一百万以上，退休职工达一千四百余万人。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历史地提到了议事日程。怎样看待这部分老龄人口，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如果我们能发挥老年人的长处，就会变“包袱”为“财富”。
人到老年，在体力方面会逐渐减弱，但在智力方面，特别是理解能力、观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仍然较强。由于他们实践经验丰富，技艺较高超，认识较全面，有的虽然到了退休年龄，仍处于智慧的结晶期。如能扬长而避其短，那么老年人必将以其潜力为社会“作功”。
不过，老年人经验丰富的智力只有在不断学习，不断总结中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才能“维持和改善个人社会生活的质量”。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知识连锁反应式爆炸的时代，各科知识横向联系，向尖端发展。这样一来，原来具有相当知识、技术水平的部分老年人也有再进修的必要，否则便难做好传、帮、带工作。由于“用进废退”，原有的水平也会降低，乃至与人俱废。部分知识水平低，知识面狭窄，或未将丰富的然而却是零碎的经验升华为理论的老年人，更需要“仕而优则学”，更新知识，为社会主义四化发挥力量。至少可以享受“读书乐”，增加生活的充实感，做自家的“家庭教师”，以知识赢得子孙的尊敬，排遣心理上的寂寞与空虚。
“人尽其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建议有关部门将老龄教育纳入成人教育轨道。有条件的地方试办“老龄进修学院（校）”或进修班，开设相应的学科（如老年保健、书法绘画、文学欣赏等）。一部分教师从老龄人中选拔，互教互学，取长补短，亦师亦生。学完一定学时后，考核合格者发给单科结业证或毕业证，以资鼓励，并供社会上缺人才单位聘请时参考。
这就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真实含义和给予我们的借鉴。
（原栽甘肃省老龄委员会《老年学论文集》1987年4月）
“五四”以来主要新“红学派”简介
本书分为学术篇；寄语篇；人生篇；情谊篇；诗歌篇；电视篇。内容包括：从社会需要出发，改革语文教学、涓涓春水浇心田、语文教学如何培养学生思维、改进作文批改方法实验报告、语文教学二题等。
——讲座摘要
《简介》中，主讲者并无新见、创见，只是客观地、如实地“摘”、“择”一些有关材料。目睹省内外一些报刊、杂志应以“文摘”冠名，且很畅销，故笔者也仿而效之，使其面对读者——笔者说明。
一、旧“红学派”研究概述。
《红楼梦》研究两百多年前的历史，大抵可以1921年“新红学”派的出现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旧“红学派”中，最早的是脂砚斋对《石头记》的评点、批注。而后相继问世的有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二知道人”的《红楼梦说梦》、裕瑞的《枣窗随笔》、诸联的《红楼梦评梦》以及“梦痴学人”的《梦痴说梦》等等。这些都是杂评家的评述。而可称学派的，主要有两派，即评点派与索隐派。评点派的代表有四家：“护花主人”王雪香、“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梅伯和蒙族文学家“耽墨子”哈斯宝。索隐派的代表作有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和邓狂言的《红楼梦真》。而将《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学巨著来研究并写出了长篇系统性的研究性论文的可算王国维了，在《红楼梦》评论中，作者提出了对人生和艺术的理解，对《红楼梦》的精神、美学价值、伦理学价值及其艺术特征的理解。
二、主要新“红学派”简介。
（一）西方文艺思想和《红楼梦》研究。
五四时期，随着西方文艺思想更广泛地传入，《红楼梦》研究也受到了一定影响，有的文章本身就是直接以西方文艺观点作指导来评论《红楼梦》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吴宓的《红楼梦新谈》与佩之的《红楼梦新评》。
吴宓在引言中首先肯定《红楼梦》为“中国小说一杰作”，并说“其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他引述美国哈佛大学马格纳特儿的著作中提出的“六长”，来加以衡量，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宗旨正人的作品，也就是说，它揭示了人生社会的真谛，吴宓说，贾宝玉这一人物涉及的是“个人本身之得失”的问题，即“为上”“向上”“作恶”“趋下”的问题，体现了作者“以理制欲”的思想。林黛玉这个形象涉及的是“人在社会之中成败”问题，作者想写出“直道而行则常失败”及“善恶报施之不公”。王熙凤所涉及的是“国家团体之盛衰”。作者要说明“弄权好货，贻害大局。”刘姥姥这个人物涉及的是“千古世运之升降”。作者宣扬的是“归真返朴”的思想。在文章的具体阐发中，多引用古代文学家，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和卢梭、雪莱的思想言行加以印证。《诗论》中曾说：“悲剧中之主人，不必其才德甚好卓越，其遭祸也，非由罪恶，而由一时之错误或天性中之缺陷……”吴宓看来，贾宝玉“正合此资格”。并以卢梭与贾宝玉比较，认为极相类似，卢梭说我日日用情，而不知所爱者何物。”而贾宝玉长日栩栩群芳中，富贵安闲，而终不快乐。”
显然，吴宓的这种“显示”法，是形而上学的。
佩之的《红楼梦新评》，开头就引用前人“戴蓝色眼镜的人看来，世界没有一件不是蓝的。”之说，认为对同一事物的说法不同，是由于“各人的观察力不同的缘故。他说一般人都把它当“言情小说看”；王雪香是“把它当哲学小说看”，“太平闲人”更把它当“神秘的哲学小说看”；钱静言是“把它当历史掌故小说看”；蔡元培则是“把它当书堂政治小说看”。佩之不同意这些看法。他认为“一部《红楼梦》，他的主义，只有批评社会四个大字”“书里面的社会情形，正是吾国社会极好的一幅写照。”其中提出了“婚姻问题、纳妾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弄权纳贿问题”等等。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唯有出家做和尚”。宝玉享尽了盛世的荣华富贵，受尽了不自由的束缚，后来看破一切，做了和尚……又如惜春也铰了发，要做尼姑；柳湘莲情场失败，遁入空门；甄士隐听了《好了歌》，飘然而去……因此，佩之认为《红楼梦》的哲学是克己的、消极的、出世的，这是“厌世派的哲学”。并对曹雪序提出了批评。
显然，佩之的《红楼梦新评》中提出，《红楼梦》的主义是批评社会，这种评论是比较有见地的。但是，他把作品中一些人物的出家，直接比附曹雪芹的思想，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曹雪序晚年并未出家。
（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
五四运动以后，胡适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感到忧心忡忡，于是他想通过《红楼梦》等古代小说的考证工作，来宣传他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阻挠青年们去接受马克思主义。他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这就是他作《红楼梦考证》的政治企图。尽管如此，《红楼梦研究》毕竟不是一篇直接宣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论文，而是一篇学术考证文章，对它在学术考证方面的是非功过，应作实事求是的评价。
《红楼梦考证》全文约二万余字，有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对旧红学的归纳和批评，后一部分是对著者和本子问题的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