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中期，水灾为患，太祖省费减用，开仓廪以赈之，因此能安然度过。宋孝武帝刘骏末年，积旱成灾，虽弊同往困，但救济工作不及元嘉时期；故灾情虽未及元嘉之半，但死亡者却加倍。
以上两则史评均称道了刘裕、义隆父子两朝的德政，使政经情况趋于安定繁荣。惜文帝为太子刘劭所杀，孝武帝刘骏继位，以后继位者，更一代不如一代。
东晋以后之户调是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但刘骏竟加至“民户岁输布四匹”①。将户调增至四倍，安得不民穷财尽。
3.南齐高武两帝政绩尚佳
萧道成篡宋而成立南齐王朝，史称齐高帝，时为公元479年。高帝躬自俭朴，将宫廷器物的铜饰改为铁制。但在位四年中，值得称道的，仅为“检籍”②一事而已。由于当时的户口非常混乱，有的在户籍注明有爵位，以图免役；有的窜改年岁；有的有户存而不见有册籍；有的在册籍上注死亡而实在未死者；有人在家而册籍上注明从役者；有的册籍上注明称残废而实乃健康者，目的为了逃避赋役，各县长官因受贿而不核实，亦不更正。
由于户籍不实，使少数百姓的赋役加重，地方官吏因收受贿赂而任刁民窜改户籍。高帝下令“检籍”是为了“均役”。因此责成各县令（长）亲自审查，改正后报送到州。但由于吏治腐败，依然“货贿潜通”，自宋明帝泰始三年至后废帝元征四年，历时11年中，更正的户籍不足四万，工作迟缓，效果并不理想。
至武帝萧赜永明八年，处罚不诚实巧户戍守边境（淮水沿岸）十年，但因刑罚过重而怨声载道，武帝不得已撤回原议，准许谪役边境者归回本土①。
武帝在位11年中，可说做了一些整饬吏治的事，废除了多项杂税，如即位后即免除“修城钱”②。
永明六年时，免除了向州、郡、县官“送故钱”的陋习③。永明十一年废除“三调”中的“杂调”。据胡三省解释：三调指“调租”（即田租）、“调布”（即户调），以上为正项赋税；另一项为“杂调”④。
所谓“杂调”，即包括上述提及的“修城钱”和“送故钱”，此外又有“塘役钱⑤”、“丁税一千⑥”及“滂役⑦”等。
南齐以后诸帝，乏善足陈，到了末年，君主荒淫，赋役无度，已无善政可言。
4.梁武帝废杂调谬赋
萧衍未建梁朝时，已是方镇之统领，颇知民间疾苦，及登位为梁武帝，减省赋役，使民得以休养生息。
梁武帝定都建康后，废除齐末杂调谬赋，淫刑滥役。如逋布、口钱、宿债等项，一概豁免，给鳏寡孤独不能存活者每人谷五斛。
天监初年，米价波动甚剧，由元年（公元502年）大旱斗米5000至四年丰收斛米30。此时期梁武帝对赋役处理的要项如下：大致来说，西晋的租调按资产定户等定税额。东晋的田租，起初是按亩征收，后改为按丁征收；户调则仍按户等征收。本来此法较为公平，但征收官吏计算资产时过于苛严，如尺高桑树，便计算税款，屋未建成，便得照新屋房产呈报，因此弄得人民不敢建屋植树。且地方官吏作弊，富者行贿得益，穷者受害益深，武帝遂改“去人赀，计丁征布”，以解民困。时为天监元年。
天监十六年，免贫户一年之“三调”（包括田租、户调及杂调）；无田者给予田地；产子之家可免役；平冤狱；赈济孤老鳏寡。
普通六年（公元525年），梁朝收复若干地区，北魏荆州及徐州刺史率部归，诏令新附民众可永远免役。
大通元年（公元527年），鼓励流亡者复业，并可免役五年，家贫者并免收一年之“三调”。孝弟力田者赐爵一级①。
大同四年（公元538年），对全国部分地区②赦免宿债及一年之“三调”。
大同七年停止各郡县役使女丁③。
综上所述，梁武帝废除了繁重的杂调，足见体恤民困。即使天监四年大举北伐，王公以下均得缴纳租谷，以助军资，但并不增加平民的租调，十分难得。故梁武帝时代，较诸宋、齐两代的赋役，已轻省得多了。但武帝晚年，因年届古稀，处事已甚胡涂，因此为侯景所害，诚可叹息。
5.五胡十六国赋役概况
五胡十六国时代④，田租的缴纳，仍然是以八二分乃至六四分，即政府得八成或六成，人民得二成或四成。
前燕明帝慕容皝较五胡各朝看重农事。他亲自巡行郡县，劝督农桑。由于政事较清明，使四方人士来归，并以牧牛供给贫家，供给苑中种田，政府收取八成，耕种的佃户得二成。有牛无地之佃户，亦在苑中种田，则政府收七成，佃户得三成。后由记室参军封裕向慕容皝劝谏道：
臣闻圣王之宰国也，薄赋而藏于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税之；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使家给人足。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①，相继沟壑。……故九州岛之人，塞表②殊类，襁负万里，若赤子之归慈父，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③，人殷地狭，故无田者十有四焉。宜省罢诸苑，以业流人。人至而无资产者，赐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岂失乎！善藏者藏于百姓……（魏晋时期）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悦乐。臣犹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④
明帝遂取消苑囿，以给百姓无田地者。贫者各赐牧牛一头，若有余力，可依魏晋之制多取牛与田垦殖之。大体言之，当时北方田租，情况多为持官牛者，官六私四，有私牛者，官私各半。
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大臣李彪请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田，一夫之田岁纳租60斛。以亩收一石计，60斛即是六四收租。
至于五胡时期兵役，多为胡人部族兵，汉人并不受重视，必需时才用抽丁办法。
后赵石虎讨前燕慕容皝时，下令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征士五人出车一乘，牛二头，米15斛，绢十匹。调不办者腰斩。
到北魏时，政治渐上轨道，处理赋役北朝较南朝为有办法。
6.北魏前期租调概况
北魏拓跋氏统一北方中国后，即放弃传统的游牧生活，而推行农业生产作为国家的经济重点发展。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景穆太子监国时下了一道命令，大意是：地方主管官员应勤督农桑，并须造报户籍清册，其上写明家别人数及课种土地面积，以凭考核。并规定了牛工和人工的换工办法和标准，借以解决贫户因缺乏耕牛而不能耕种之苦，并免使有牛人家向无牛贫户苛索租牛的重租。并规定各户在其耕种田地上写明标志，作为是否种足课田面积的考核。此年即拓跋焘统一北方之年，即北魏推动重农政策之开始。
北魏前期大致承袭西晋的租调制度。北魏对天下户籍的“九品混通”，亦即西晋的“九品相通”，其每户征收户调是：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20石。又另缴帛一匹二丈，交给州库，以供调外之费①。
不过，北魏的田租是按户征收（与东晋同），但西晋则是按亩征收，为两者不同之处。北魏实际上是把租与调合并为一。此外，北魏另征收一项附加税——一匹二丈帛。
但北魏有时视民情的需要，亦有特别的措施。如太武帝拓跋焘延和三年（公元434年）时，曾经下诏说：“频年屡征，有事西北。运输之役，百姓勤劳，废失农业，遭罹水旱，致使生民贫富不均，未得家给人足，或有寒穷不能自赡者。其令州郡县隐括②贫富，以为三级。其富者租赋如常，中者（中等人家）复二年，下穷者复三年。”
此处即照顾到贫穷农户，中贫者可免缴两年的租调，下贫者则免三年，亦是北魏政府对人民的一种善政。
拓跋弘献文帝时下诏，凡上三品户须将租粮缴纳到京师；中三品户则可缴纳到他州；下三品户本州即可，由纳税户负责运送，亦可折交运脚，实际上减低了中下等户的负担。
除了上述的正常租调以外，北魏还有不少额外的赋税，包括下列各种：
a. 额外之田赋：拓跋嗣明元帝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命诸州征发民租，每户50石，并将征得之粮储存于定、相、冀三州。孝文帝延兴三年（公元473年），拓跋弘率大军南侵，诏令各州郡人民，凡十丁抽一助战，并每户收租50石。
b. 军马之赋：明元帝拓跋嗣永兴五年（公元422年），下诏每60户必须出戎马一匹。八年后，即泰常六年，改为每60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另外，凡拥有羊100头的，亦当输戎马一匹。征收战马乃拓跋嗣准备南侵之用①。本来，据《魏书·食货志》载，拓跋焘太武帝时，已平陕西甘肃一带，以河西广大水草牧地，畜养战马200余万匹，骆驼100余万头以及牛羊无数。牧畜已不为少。
c. 运畜之赋：太武帝拓跋涛始光二年（公元425年），诏令十户出大牛一头，以便运粟塞外。此时期亦有征驴运粮的。此运粮制度为时颇长，直至北齐，历时170年左右。
d. 经常性的杂调：文成帝拓跋浚太安年间（公元455—459年），因历年来增加杂调相当于正赋的十分之五。文成帝有废除意，而尚书毛法仁以为军国急需，劝谏不可废。帝意以为“使地利无穷，民力不竭，百姓有余，吾孰与不足”。遂废除之，但不久又恢复。至献文帝时才废，人民负担遂稍轻②。
e. 官吏索需：由于孝文帝元宏在太和八年前（公元484年），百官不给俸禄，因此变相向人民需索更苛。史遂有“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的记载③，农民负担益重。
f. 徭役：如明元帝泰常八年，筑长城自河北省赤城至绥远五原凡2000余里以防柔然族南侵；道武帝时建鹿苑于南台阴以便皇族行猎；泰常六年发6000人，筑猎苑于山西省的白登；文成帝和帝年间发5000人治河西猎道于山西太原之北。繁重的徭役遂拖慢了农业的生产。
五、北魏的均田制度
从每一朝代土地制度、租税制度及其户籍可看出该时代的农业经济情况。
汉代的地租分公私两种，公的由政府收，收三十分之一；私的由地主私人收，要收百分之五十。
到魏晋南北朝时代，不是耕者有其地，土地是政府的。如北魏的均田制，租税要收百分之六十。
封建社会有平民与贵族之分。即称为公民的，历史上叫“编户”。东汉以后，户口册不同，分为“士族”与“庶”两种。“士族”即官员，分成品级，自己可拥有田地，且可荫亲属，称为“荫户”。“庶”要向政府缴纳百分之六十租税，但“士族”可不出。“荫户”（即私属户）亦可不出。
荫户有两种，一种是荫亲（包括父、伯、堂兄等），九品官可荫三代；一品官可荫九族。另一种是“荫客”，即士族所属的部曲户。因此当时所编的户口册亦分为两种，要出租税的编入“白册”，不必出租税的编入“黄册”。
“士族”与“荫户”不必出税，编入“黄册”；“庶”要出税，编入“白册”。“士族”固可免租税，但规定可拥有的田亩数量有限；毛病乃出在士族可荫庇他人免税，因此就有人冒充为荫户借以免税。一个士族的大家庭就可拥有几千户“荫户”。因此政府的租税少收，政府便向“庶”（穷苦人民为多）拼命搜刮，穷苦的“庶”民只得依靠“士族”做“荫户”，政府租税所得就更少。南朝、北朝的情形大致上均如此。
因此政府不得不想法改革此种有弊病的制度。北魏是鲜卑人拓跋氏①掌政。孝文帝时②便思改革变法。
外国人统治外国人必得与本地人合作。古今莫不如此。如英国人统治香港虽高明，仍要借中国人之帮助。孝文帝聘用中国人（汉人）作了北魏的汉奸，因汉人读书较多，其改革方法合乎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北魏行均田制，不论官民贫富，一律平均摊派赋税。
北朝最重要的制度是北魏的均田制度。魏孝文帝初年，因“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有李安世上疏倡均田之议。目的为要使雄擅之家，不但有膏腴之美，而且也要使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使贫微得恤，贪欲可抑。于是孝文帝依照此疏先立三长。
据《魏书》记载，立三长同时定调法，调法正须与均田相辅而行。而在孝文帝太和九年十月正式下均田诏。大意谓：“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以生死为断。”
实行均田制的第一步是整理户籍。于十年二月，遂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所谓“三长”，即五家一邻长；五邻一里长；五里一党长。
在未立三长前，人民对户籍多有隐冒（或称荫冒），30、50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不必服官役，但任强豪征敛，倍于公赋。当时大臣多不赞同立三长，但太后则认为“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常分，包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不可？”于是确立三长以管理户籍。是年京都大饥，韩麒麟上表陈时务请孝文帝制定天下男女计口授田。
接着第二步是针对荫户而发。即每成立一家，即予田耕种，犹如商鞅之法，提倡小家庭制度。此种小家庭不但是伦理的，而且含有政治性与国家性，消弭了豪强所搞的“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的荫冒。
第三步是人民获得政府所分给的田，可减轻缴纳租税，但政府仍不吃亏。均田制的条文是：
诸男夫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二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还受之盈缩。人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
诸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奴各依良。
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北魏均田制之用意并不在田亩之绝对均给，只求富者有一限度，贫者亦有最低之水平。按均田制所定，男丁（15—70岁）可受露田40亩，妇人20亩，夫妇合共得60亩。
所谓“奴各依良”，指奴婢与良民待遇相同，是一种大优待。汉代奴婢加倍收税，但此时为了鼓励人人报户口，故特加优待，即夫妇加奴婢共四人，共可分得露田120亩。
照均田制中所说：“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是指精壮之牛，而非牛犊或老牛，丁牛一头可受田30亩，每户限报四牛，即四头牛可共得田120亩。
所谓“所受之田，率倍之”是指照规定加一倍给田，即四人可分得田240亩。为何“所受之田，率倍之”呢？是希望人民都报户口，故特别优待之。此乃暂时性之规定，为要安定民心，以作立国久远之计。
但政府收租只收40亩，并不收80亩；丁牛收租亦只收30亩，亦非收60亩。此乃政府为了使人民乐于呈报户口。
牛老时或奴婢死后则须将田还给政府。
丁牛有限而奴婢无限，又授田可以一倍再倍。若以一夫一妇十奴四牛计，其田已在1000亩外。北齐河清三年诏，奴婢受田，亲王限300人，嗣王200人。……七品以上80人，八品以下至庶人60人。以此推论，可见奴婢受田之多。况且为了鼓励呈报户籍，北魏是不限奴婢人数的。同时亦为使“荫冒”绝迹，使田租尽归政府。
所谓“露田”，“露”或是荫冒之反义。以其属于朝臣，故称“露”。以其为露田，所以须还受。以其须还受，故不得种桑榆。以其不种桑榆，始称露田。唐杜佑《通典》注“不栽树，故曰露”。杜佑虽是制度家，但这一点不一定对。以下这讲法当较佳：因当时有荫户、露户两种，露户无遮荫，要纳租税，故称露田。
